2012年8月10日，中共河北省泊头市法院作出的（2012）泊刑初字第69号刑事判决书显示，农民王小东被以所谓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刑三年。从判决书看，他的“罪行”是什么？刻录了100张《2012新唐人晚会》光盘，家中存有神韵演出海报和光盘封面，并被指控在明慧网上发表了两篇文章。
同样的行为，如果发生在美国，会是什么结果？
在美国，明慧网是一个合法运营的新闻网站，任何人向其投稿、发表文章，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这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神韵艺术团每年在林肯中心、肯尼迪艺术中心等世界顶级剧院演出数百场；新唐人电视台是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监管下正常运营的电视媒体。制作、复制、赠送这些光盘，与复制一张音乐会DVD送给朋友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是合法的。
一模一样的行为，在太平洋此岸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彼岸却换来三年铁窗。问题出在哪里？是出在行为本身，还是出在审判行为的那套体制？
用中国自己的法律衡量，这个判决就站不住脚。不必援引国际公约，只需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这份判决书就已经千疮百孔。
第一，宪法白纸黑字保障这些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并明文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王小东信仰法轮功、撰写文章、制作反映自己信仰的音像资料，正是在行使这两条宪法权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切法律、行政法规都不得与之抵触——这句话同样写在宪法序言和第五条里。
第二，罪刑法定原则被公然践踏。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翻遍全部中国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未通过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为“邪教”，也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制作、持有法轮功资料是犯罪。所谓“邪教”的定性，来源不过是当年的政治表态和部门文件，而根据《立法法》，认定犯罪与刑罚只能由法律规定。以不存在的法律依据定罪，恰恰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
第三，“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了哪部法律？ 刑法第三百条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构成此罪，起码要回答：被告人破坏了哪一部法律、哪一条法规的实施？通读这份六页判决书，从指控到判决，自始至终没有指出王小东的行为妨碍了任何一部法律的实施。一个农民在自己家里刻光盘，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判决书答不出来，因为根本就答不出来。
第四，连“非法出版物”的说法都早已失效。 2011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明令废止了1999年查禁法轮功类出版物的相关通知。也就是说，即使按照行政规章的层面，到王小东被捕的2012年，法轮功书籍、资料在中国也不再属于被查禁的出版物。判决书却仍将30本法轮功书籍、挂图、挂历统统列为“违禁品”予以没收——依据何在？
第五，判决书暴露了办案的荒唐。
那些被当作“罪证”的物品还有：2000张没有任何文字的空白红纸条；9800张神韵晚会封面、200张神韵海报，这些也能成为犯罪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第六，公民合法财产被顺手没收。 办案机关扣押了王小东17,800元现金，判决书未认定这些钱与任何“犯罪”有关，却一并处理，明显是违法。
到底是谁在犯罪？
把这个案子摆在天平上：一边，是一个供养着七十八岁老母和七岁幼子的农民，因为信仰“真、善、忍”，在自己家中刻录了100张演出光盘；另一边，是无视宪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违反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的中共公检法机关，拿着零证据的指控起诉，将空白纸条列为罪证，把公民合法财产顺手没收，最终判人三年徒刑。
宪法第五条写着：“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如果这句话算数，那么本案中真正应当被追究的，恰恰是那些以执法之名践踏法律的人。破坏中国法律实施的，正是发动这场对信仰者迫害的中共——它让宪法条文形同废纸，让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则沦为摆设，让“依法治国”四个字在每一份这样的判决书面前无地自容。
同一个行为，在尊重法治的国家是权利，在这里是罪行。这不是王小东的悲剧证明了他有罪，而是这份判决书本身，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迫害的自供状。到底是谁在犯罪？判决书的每一页，都已写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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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