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三家咆哮》选载4:男二所八大队(续)

◆ 马三家男二所八大队(续)

(2008年5月15日-2008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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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三家,一般有四种改造的方法:

一是“活”改造:大部分人,拿干活来改造,干得快一些,多一些,省得挨打挨骂。

二是“钱”改造:拿经济来改造,多花钱贿赂管教大队长和“四防”、“座班”等,买俏活(轻快活),买减期。

三是“病”改造:拿病症来改造,以高血压、心脏病、装病等办法不干活、少干活,但也得是有经验的、能受起罪的才玩得了这把戏。

四是“命”改造:前三种条件都不具备,就只有拿性命来改造。有什么酷刑尽管上吧,就是不要命了,包括自伤自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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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来了以后,八大队的八名法轮功修炼人都有了变化。

我猜,警察在想办法如何整治我们。他们可能发现这些人有些变了,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开始长刺了。警察似乎是从我们的眼里看到的。

有一次,所长破天荒地来大队,找我们“新收”摸情况。

我反映劳教所超负荷、超时间劳动、医药费自理、喝不上热水、饭菜卫生极差、没有节假日休息等等干活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所长是个上过大学的,戴着眼镜。他听我说完后,沉吟了一下说:“我们这里的条件跟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有十年的差距,短时间内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劳教所的警察有苦衷。在社会上,这儿和火葬场一样,没有人愿意来。警察社会地位低,钱也不多。整天跟劳教人员打交道,是劳教人员的头,都有自卑感。他们一肚子怨气。用他们的话说:“你们都是有期的,而我们是无期的,一辈子就在这儿。天天上班,跟在劳教所关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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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一周时间,“新收”阶段结束。

我们开始干活。一切都围绕着干活。创造经济价值越多,队长奖金越多。

第一次去工棚干鬼活时,我看见到处都悬挂着黑糊糊的墓碑。

这些墓碑以塑胶泡沫做成,再用黑染料浸泡,捞出晾干。然后,用海绵蘸水,使劲打磨做旧。

鬼活的花样繁多。最早见到的,是背到楼上去干的活。还要用裁缝和缝纫机干,轧成各种样式:有骷髅头披着一块灰纱,一边露出一只手骨头,绑在架子上,很恐怖的样子;做的工序很复杂。有布啊、纱啊、棉花啊之类的东西,塞在一起做成一个鬼的形象;有一个盒子里,装着骷髅头、脚丫子、脚骨头、手骨头。还有带翅膀的怪兽、黑蜘蛛、黑玫瑰、血迹斑斑的纱布、蜘蛛丝、海苔丝等等,都是些阴暗湿邪的东西。

在楼上干的鬼活,只是很少一部分。不能所有的人都在楼上干。剩下的人,干打磨墓碑的活。

“新收”都要下去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太阳下干。老号在房间里,在大浴盆里放进黑染料。墓碑原本是白色的塑胶泡沫,是从外面运进劳教所的。我们要把它染成黑灰色。然后,一块一块地抱到外面去,在一个大的棚子里让它阴干。

晒干的墓碑,一人抱一摞。找一个旧桌子或板凳,接一盆水。用海绵和毛巾,沾上水,去打磨墓碑。反复地进行打磨。打磨轻了不行。打磨重了也不行。必须打磨得看上去像古老墓碑的样子才行。这是整个墓碑制作工序中难度和工作量最大的一环。“新收”一天也做不了几个。必须很快学会。但学会后,工作量会猛增。每天每人要求做几十块墓碑,要求品质很高。如果做得不合格,就得重新染黑、晾干,再重新打磨。满地都是黑染料水。弄得人满脚、满身、满脸污浊,一个个都成了叫花子。

大墓碑有一米三高的,六块为一组,装一个大箱子。小的有五六十厘米,和其他物件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小纸盒里。大大小小的墓碑,各种各样的,我都做过。具体数量和种类有多少,谁也记不清,反正八大队是专门做鬼活的。

等墓碑都打磨好,再晾干后,就可以入库了。这种墓碑是叫“做旧”的。

还有一种墓碑,模仿的是青石碑:用洗锅的钢丝网,蘸上白乳胶,在石碑的青黑底色上,拍出花花点点的白印,好像用石刻刀凿出来的印痕。

染色晾干的墓碑,运到小食堂去拍花。一大排桌子,每个人都拿钢丝网拍打。一天任务,接近几百块,定额高得吓人。

有一个老号对我说:“一天到晚地拍打墓碑,人都机械了。有一天半夜起来,发现有人在睡梦中手还在那儿做拍打动作,梦里还在干活。”

但这个活,比起打磨墓碑,算是轻活了。因为人不用站在太阳下曝晒。

还有一个组,是包装组。等所有的墓碑和骷髅头、手、骨头(也是打磨出来的)等物品做好后,就开始封塑、贴标签和装箱。这个阶段就是包装组的活。

封装好的包装箱,堆在食堂里。出货之前,都堆靠在整个食堂两边靠窗的地方。一层一层堆到棚顶,有十多米高,整个食堂的窗户都被堵死了。食堂不够用,还占用了监舍大楼一层的不少房间。一直要放到这些产品被外贸公司来的车拉走。一批批地做,一批批地拉,总共做了多少活,我们无从知道。前前后后估计干了有一年多时间。

干打磨墓碑的小组,在一幢老楼房的一层。听老号说,那楼是以前的马三家女子劳教所。

有来得早的老号说,他们刚进去打扫那些废弃不用的监舍房间时,看到一人多高以下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据说,女所里天天打人,所以溅得墙壁上都是血。

那幢旧楼灰濛濛、黑森森的。胆小的人,都害怕去那边干活。有人说,晚上加班时,能听到有女人的哭声。我们私下都说:“这是冤魂在哭泣!”

在马三家,常能看到成群的乌鸦飞过。有时会有成群结队的乌鸦,黑压压地落到围墙上瘆人地乱叫。

这些乌鸦,好像是来视察我们的鬼活干得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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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和酷刑,是警察管理我们的最有效的方法。

八大队打人和上酷刑,从来不需要掩饰。还故意让其他劳教人员看,目的是杀一儆百。

队长经常引用“四防”和“座班”骂我们的一句话:“我要是不操你妈,你就不会管我叫爹!”

有一个“座班”,偷窃放在大队大闸门框上的一个水晶物件。大闸门是隔离劳教人员与警察的一道铁栅栏门。这个物件是大队专用来镇邪的。他被揭发后,警察将他挂在大闸门上,用电警棍电击了几个小时。在楼里的人都能听见他撕心裂肺的嚎叫。

八大队的警察,都觉得自己分到这个地方就是晦气和倒楣。大队专干鬼活,还老出死人的事,运气不好。大队长专门用这个物件放在大闸门上避邪,用来将劳教人员身上的“鬼气”与警察隔离开。

“座班”监守自盗避邪的物件,大队长能不生气吗?大队长一边电他一边骂:“怪不得我们八大队老这么倒楣,尽遇上你这号丧门星,我们能好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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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也干打磨墓碑的活。

没过多久,我跟家里联系上了。

我妻子给我来了一封信。她在信中提出要与我离婚。她在信中写道:她无法承受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而且我每次出事还殃及她和她的弟弟。我妻子不修炼法轮功。但因为我的事情,警察把她也抓了,她的弟弟也被抓了。还让她的父母亲“担惊受怕”。她被关入洗脑班接受法制教育半个月。所以,她准备直接到法院起诉离婚,让我“有个心理准备”。我明白我妻子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才给我写信提出与我离婚。

我的妻子要与我离婚的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特别悲愤:在整个二所的劳教人员中,我的刑期是最长的。一般的刑事犯,只会劳教一年,一年半算是长的了。而我因为捍卫自己的灵魂信仰却被判三十个月。

一位姓李的老号的反改造胜利,对我启发很大。

他在与“四防”的一次对抗中说:“你骂我本人可以,但我绝不允许你骂我妈!”

他为此跟“四防”拼了命,把“四防”打到马三家医院躲著去了。平常大家都没把国骂当回事,但他一旦能泼出性命去维护人的基本尊严的时候,这时几乎所有的人,包括警察都认为他做得有道理。

我也要反迫害。

我找到管教大队长,把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前后后的事情告诉了他。我说,自己无辜被判劳教,而刑期又是整个所里最长的。这还不算,当局竟然把我妻子也给抓走关押起来。这让我忍无可忍了。我说:“这活我干不了了,我不能再逆来顺受。”

管教大队长害死过法轮功修炼人,可能心里有所顾忌。但他仍然很强硬。他说:“不干活可以,但要给你补期。”

他不说加期,而说补期:“你少干一天活,将来补一天期。”

我不管他那套说辞。我拒绝干活。我被大队长要求罚站。

在工房罚站期间,经常有值班的小队长问我怎么回事。他们听我说完前因后果,小队长也不敢管。

在这个抗争阶段,大队长让“四防”监视我,不允许我走动,也不允许我坐下。他说:“不干活,就站着。”这一站,站了半个多月。

一个因为上访被劳教的人,姓罗。他绝食抗议,被上“死人床”七天七夜。他也是个长期反迫害的老号。他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同情我。他常在路过我身旁时大声重复说:“打我骂我行,不让我干活不行!”

他说完后,还冲我眨眨眼。

我领悟到他的暗示:“最好的反抗方式,并不是这样让他们惩罚,而是干活没有定额。有定额地干活,是酷刑。没定额的活,才是韬晦之策。”

于是,在罚站半个月后,我找到大队长。我对他说:“我目前身体不好。勉强可以干活。但只能力所能及地干。”

因为我一直拒绝干活,对其他劳教人员和法轮功修炼人影响大。现在我主动提出愿意干活,大队长也很想借此下台,所以默许了。从那以后,我干活就没有强迫的工作量了。

因为我干活没有工作量,总是怠工,所以大队仍然怕影响了其他人。

不久,我被调到包装组去了。在那里,专门给做好的墓碑打包、装箱、贴标签等。这也算是轻活了。由此,我得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求救信放进万鬼节装饰品的纸箱里,借此来向外界发声。

文章来源:大纪元

马三家咆哮》,杜斌著,(香港)大清文化2014年10月出版,田园书屋发行,定价港币69元,可在香港的书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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