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2日讯】广东打黑刚好在重庆“出了点事”之际开始了，难免给人带来一些联想。其实，要做这样一件事，往往在党政那一块，要研究好长一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广东打黑的高调行动，不止这一次。只不过广东打黑不刻意塑造某个打黑英雄而已。高调打黑，不过是政府集中资源做这件事。如果要说刻意美化一个打黑英雄，其实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而广东人多不喜欢突出自己。一些长期在一线的打黑战士，更不便使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不然，刚刚走过去就被黑帮认出来，还怎么打？那些人是真正的英雄。
我以前说过一件事。一次，在饭店，邻桌几个人与我朋友认识。大家一高兴，拼起桌子一块喝酒。其中一位帅气的一米八小伙子，是武林高手，也是特警。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告诉我，那位特警牺牲了，在围剿黑帮的时候。
打黑除恶，我一直不赞成运动式的。但在中国，在一些人的落后思维逼迫下，政府似乎也不得不造点声势，才让人安心。而一些政府官员，刻意做出一些事，过于政治化，变成宣传语言，也很可能使打黑变成黑打，让打黑变了味。李庄案等，就是教训。打黑，务必程序合法。打黑把犯罪嫌疑抓起来，一定按事实按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运作，公开公平公正。不放过坏人，但更不能打错好人或对不足以黑帮条件的人施以重刑。如果打错了，允许纠正；打得不够，则要继续努力打，把真正的黑后台给揪出来。打黑，要按法治社会的路子走。这就是我对广东打黑的忠告。
李庄案，从过去公开的情况来看，都明显过于荒诞了。这也是李庄获得国内法学界重量级人士支持的重要原因。在那个叫做王立军的所谓打黑英雄终于“出了点事”之后，李庄的助手首先有了行动，控诉重庆警方曾经的违法之举。这说明打黑非得自己行得正不可。不然，人为塑造出来的打黑英雄形象经不起历史检验，那么，人们对政府只会徒增新的失望。更主要的是，这对中国法治建设会产生巨大的伤害。
吴英被判了死刑。可这个死刑判决，让人们感到有点过分。吴英，我个人认为犯有严重的过错，但她的错，更多来自社会环境方面。属于社会制度上的缺陷让个人来承担，是本末倒置。所谓非法集资，在民间融资受到公权压制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做的事是首先理顺关系，制定出符合情理的社会规则来。吴英有多少个亿的债还不了，要判死刑，而那些贪官有多少亿都不判死，社会危害孰大孰轻，谁都看得出来，为何吴英非死不可呢？
从黑恶角度来看，孔庆东是另一种黑恶势力的代表。辱骂香港人及辱骂南都记者等，按言论自由的标准，他已经越界；按中国当前政治的要求，他的行为构成了撕裂族群，破坏国家安定和统一的恶果。但是，孔庆东仍然可以美滋滋地当他的北大教授。相反的，贺卫方等人不过是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出批评意见和社会改良的建议，却受到不那么公正的待遇。这不是一个有志于民族复兴的国家应有的良性状态。谁是真正的破坏者，谁是真正的建设者，我们的社会是必须弄清楚的。不然，社会主流价值观只能持续混乱下去。诚然，孔庆东有言论自由，但他的言论自由不能变成绝对的个人自由，可以任意侮辱和诽谤他人。同时，在保护孔庆东言论自由时，更应当保护其他人言论自由。那些极左人士，怎么讲都有言论自由。那些所谓右派，其实只是开明人士而已，话说重了点而没有越过言论自由的边界，却屡屡引致一些麻烦。这不公正，也是一个国家没有民族大智慧的表现。
文章来源：《博客日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