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消息) 一場題為“勿忘六四，面向未來”網路紀念會於6月3號晚9點開始至4號凌晨結束。多個國際組織和國內人權組織、維權團體共200多人參加。一些大陸人士遭國保人員帶走或監控干擾無法與會。
張鑒康律師是3號晚飯後被國保人員帶走，同去年一樣，在外面旅遊了三天，5號晚上9:00才到家。上海維權人士常雄發和馮正虎，參加了6月3號晚上的網路悼念“六四”活動後，6月5號上午遭抄家，拿走家中電腦，常雄發當天下午釋放，馮正虎則被行政拘留十天，羈押在楊浦分局看守所。
以下是與會者來稿:
中國大陸七民間組織舉行“毋忘六.四，面向未來”網路紀念會
網民舉行盛大網路聚會，紀念六四19週年
6月3日晚9時至4日凌晨2時，中國人權論壇、中國維權聯盟、貴州公民國際人權研討會、中國護憲維權、中國和解智庫、中國公民不合作運動、中國公民監政等7個中國大陸民間團契聯合舉行“毋忘六四，面向未來”網路紀念會，悼念19年前在天安門屠城血案中死難的學生和北京市民。這次網路會議吸引200多人參與，規模空前，其中100多人作網路主題發言或參與討論。
會議由維權人士鄧太清和劉安軍共同主持，憲政專家范亞峰、獨立時事評論員王光澤、維權律師唐荊陵、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中國民主黨貴州分部陳西等人士先後作主題發言，范亞峰對會議作了小結。會議還臨時邀請政論作家王德邦、憲政學人張輝、中國人權論壇海外發起人之一陳用林、中國和解智庫發起人之一丘岳首博士、1989年民主運動工人領袖呂金花女士等也作了即興發言。
范亞峰首先梳理和分析了“六四”事件19年來政治生態的演變，他說，從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裡面，中國的民間力量透過學生運動不斷地凝聚。但是，累積十年的學生運動在1989年以悲劇的失敗而告終，這是二十年之前的悲劇。將近十年以前，1998年中國民主黨組黨使得中國1989年之后，發展了十年的民運受到巨大的挫折。接著是1999年，同樣是累積了十年的“氣功”組織，在1999年遇到了重大的挫折；到1999年的時候，中國民間的力量經過1989的“六四”事件和98組黨的失敗以及1999年“氣功”組織遭到的打壓，使得整個中國民主運動進入全面的低谷。
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維權運動和中國家庭教會這兩種力量（一種是政治性和法律性的力量，另一種是宗教性的力量），在過去的八年裡面獲得巨大的成長。但是到2008年，中國的這兩種力量都面臨巨大的危機和挑戰。在2008年5月份，北京的家庭教會和全國各地的城市教會受到全面的打壓。種種跡象表明，奧運之後，對中國家庭教會的打壓可能會全面升級。同時，在2008年5月份，本來當局有一個準備給北京一百到兩百名律師的年檢不予通過的決定，後來由於汶川大地震的爆發使得這個打壓計畫被迫縮小到只讓三個律師年檢不通過。在這個過程當中，整個維權運動和家庭教會這兩種力量在未來一年多的時間裡面臨重大的戰略選擇。對民間力量而言，現在要反對兩種傾向，一是冒險主義，即極端傾向，要防止再次的冒險、個人的野心、慾望占主導，給中國的民間力量帶來巨大的損失；同時要防止另外一種投降主義的傾向，甚至認為中國的民間力量還要走無底線的漸進運動，認為中國這樣一種威權的統治還可以維持幾十年。
在新的時局之下，范亞峰建議，民間人士需要做的是保護好自己的力量，鍛鍊好自己的品格，積極地、主動地、穩妥地、漸進地、和平地、理性地去推進自身力量的壯大，用這種堅韌不拔的的努力去推進民間力量的累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主化的速度在根本意義上而言，取決于民間力量基于道義、良知、勇氣和智慧的聯盟。就歷史本身而言，其沒有確定的命運。中國人的未來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中國人的未來更掌握在每個中國人具有勇氣、力量、智慧、良知、道義、愛、寬恕、和解這些公民精神當中。就在一個個具體的公民行動當中，就在每個人告別自己的冷落、麻木、各種各樣的極端傾向當中，包括所謂個人野心的、激進的傾向。在這個意義上而言，要呼喚的是每個中國公民的道義、良知、理性和責任感，以此形成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公民精神。
范亞峰最後表示，中國的維權運動和中國的家庭教會是對中國民間力量過去上百年自由道統的傳承和光大。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大家對未來不應盲目樂觀，但也不應悲觀。未來在大家的腳下，在每個中國公民的心中，在大家的行動當中。
中國和解智庫大陸召集人王光澤表示，除了繼續聲援六四死難者家屬、呼籲平反六四開啟政改之外，中國和解智庫同仁認為，如果中共不早日釋放和解的善意，隨著民間社會力量的逐步壯大，民間要求政治清算的呼聲將會日漸高漲，中共必將面臨殘酷的政治報復。所以，為了避免中國再次陷入同態復仇和冤冤相報的政治暴力之中，中共8000萬黨員應當看清歷史航向，不再執迷于眼前得失，早日開啟與民間的政治和解之門，使得自己從一個無所敬畏的野蠻暴力政黨轉變成一個遵循衣冠文物規則的現代民主政黨。
另外，王光澤還強調，作為中國人應當反思道統文化和民族性格。他說，中國有著號稱五千年的華夏衣冠文物，但是中國人竟然學不會和平處理政治分歧，學不會容忍政治異己，更不會和平競爭權力；中國國民還易于相信純潔無瑕、至善至美的共產主義天國，甚至大量國民慷慨赴死，導致比歷代皇權還專製的共產專製堂皇登場，這些都與民族文化與民族性格有很大的關聯。反思可以促使一個民族走向謙卑，謙卑也是走向寬容與和解的開始。
廣東維權律師唐荊陵著重介紹了他倡導的“六四靜思節”活動及其進展，呼籲有良知的中國人在六四紀念日在家裡點上一支蠟燭，憑吊六四英烈，勿忘六四。
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說，依靠“六四”武力鎮壓可以換得二十年的穩定，這是一個流傳已久的偽證。其實，“六四”武力鎮壓使中共政權遭受前所未有的孤立，在國內由於武力恐懼與全面倒退，六四的武力鎮壓差一點毀掉中共政權。鎮壓之后，體制內的精英與一般民眾萬念俱滅，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同時一大批被逼到對立面的體制內精英卻成了反對派的精英人物，89、90、91年中國民主運動聲勢浩大，人才濟濟、糧草齊備、同仇敵愾，又加上整個國際社會的鼎立相助，主要民主國家都與中共政權劃清界限，使中共政權處于搖搖欲墜之中。鄧小平比誰都先看清自己的失誤，所以1992年“南巡”才是力挽狂瀾，制止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全面倒退，繼續力舉經濟體制改革，其結果化解了內外壓力，挽救了中共政權。
他還分析說，六四的民主運動及其思想對于三十至六十幾歲人都有深刻的影響，這些年代的人物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發展的領導人物，無論在執政體制內，還是在反對派陣營內。而且，六四事件促使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人物加入反對派的陣營，增強了中國的民間力量，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在國內外有如此龐大的反對派人數，人才濟濟。十幾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為個人的自由奠定了經濟基礎，使今天的許多人都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的事、說自己的話，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
原定張鑒康律師因故未能上線，陳用林代表中國人權論壇作了發言。陳用林向國內第一線的國內維權勇士和良心人士致敬，中國的民主化就需要這種實干精神，而不是空談，這與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先驅們的所作所為是一致的。
大赦國際香港辦事處官員陳欣女士經過多次嘗試最終成功進入紀念會主會場聊天室。她向國內民主運動人士表達敬意，同時希望不要過分陷入對當年的悲傷，也不要拘泥于對歷史的檢討，而應該立足當下，積極拓展公民社會發展的空間。
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史考特、香港立法會議員、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律師也向本次網路會議發來訊息表示支持和肯定。
范亞峰︰今天我們透過互聯網這個特徵的模式，分佈在全球和中國不同的區域來悼念在十九年之前犧牲的人們，有許多無辜的市民和許多善良的青年學生、我的同齡人以和平示威推進中國民主、愛國的事業，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在十九年之前這個晚上，倒在北京街頭這樣一個暴力、鎮壓的血泊當中。十九年之前，北京這個晚上的槍聲和鮮血使得整個中國人的心靈得到巨大的震撼，使得1989年之后，中國民眾的自由事業不僅沒有因1989年而中斷，反而在這之后，使得中國人的心靈當中勇敢地棄絕了極權主義。在此之后，整個中國大陸從1990年開始直到如今的十九年時間，自由、民主、人權的信念從高級知識分子傳播到普通的公民當中。在90年代興起的民主運動，到98年有民主黨人士的組黨嘗試。它雖然失敗，但是中國民眾追求民主過程當中的重要環節。同樣在90年代，中國爭取個人福祉和自由的群體，即氣功組織的群體自發地形成民間的組織。到1999年這樣一個許多像“法輪功”等氣功群體的無辜公民，再次受到這個體制的打壓，使得許多公民的家庭和他們自己付出巨大的代價。
進入2000年以來，隨著互聯網，通訊、交通、技術的發展，以及中國與國際日趨深入的接觸和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使得中國民眾在追求人權、維護自身權利的事業上獲得更大的發展。最近幾年，在中國大陸興起了波瀾壯闊的維權運動。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在中國從1949年以來一直持續地、堅守自己信仰的基督徒群體，在1978年之后到2008年的三十年裡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到2008年，根據各個方面，包括政府或者民間的數字，中國基督徒已經達到八千萬近一億人。然而2008年的5月，中國基督徒遭受全面的打壓。
回顧1989之後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1989年的事件對整個中國人心靈的覺醒，對整個中國人自由的事業，對整個中國人追求民主和人權的進程不僅沒有構成任何的妨礙，反而是極大推進中國人心靈的覺醒。使得中國人能夠真正地走出極權主義罪惡的捆綁和奴役，使得中國民眾更加勇敢地邁向追求中國自由的事業。在“六四”十九年過去的這樣一個夜晚，我們發現，中國近幾十年以來，近百年以來，甚至幾千年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一樣，使我們更加接近一個偉大的歷史時刻，即中國人迎接一個真正自由的政體。
2008年的奧運之年，在中國面臨的一系列事件，如雪災、西藏事件、剛剛過去的大地震以及經濟危機的深化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無論是普通老百姓還是知識精英，無論是政府裡面的開明官員還是體制外的有良知追求自由、正義、平等的人們，都會發現下“六四”過去十九年的日子，中國民眾不論是在追求自由的勇氣上，也在民間力量的累積上都取得一定的突破。正是在這個意義上，1989是中國人出埃及的開端，是中國人自由的奠基石。1989不僅對中國人的自由事業構成奠基的意義，更加對整個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集權事件的崩潰和人類造成巨大罪惡和災難的體制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結束有重大的意義。中國民眾在北京街頭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所付出的代價成為蘇聯和東歐民眾，以及全世界民眾的祝福。我們永遠要銘記在1989這樣一場追求民主、愛國、自由、人權的運動當中死去的所有受傷害的每一個同胞，我們要永遠銘記他們為中國人的自由和人類的自由所作出的巨大的貢獻﹗
在“六四”事件十九週年的晚上，我們緬懷已經死去的同胞、無辜的市民以及英雄。對我們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思考，我們面向未來怎樣推進中國人奔向自由和民主這樣一個新的政體的和平轉型。罪惡需要清算，同時，我們還需要有愛和寬恕。正因為這個原因，對我們而言，需要操練和學習的是要告別暴民和臣民的兩極，要學習怎樣用公民的倫理，用充滿愛和饒恕、公義的心態來面對中國所面臨的各樣的危機和問題。對我們而言，告別中國人心靈的咒詛，告別極權體制對于中國民眾而言，是巨大的福祉；也將會為人類的自由事業帶來巨大祝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單純追求金錢崇拜、經濟理性所帶來的道德淪喪、貧富分化、腐敗墮落的社會格局底下，我們要喚起我們每個人心靈的覺醒，用我們愛和公義的心來繼續推進1989年我們浴血的同胞所奠基的自由事業。在未來的日子，我們要呼喚更多的中國人和國際上更多的熱愛自由的人們和我們一起並肩地戰鬥，為推進整個中國人的自由事業，和整個人類在21世紀的自由事業，為使中國成為一個愛和公義的社會一起來努力。用中國維權聯盟的一句話來說，“為維護中國人的權利而鬥爭”，在“六四”事件十九週年的日子，我們要說的是︰我們要繼續地為推進中國人的自由、為繼續維護中國人的權利的事業而鬥爭、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