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览】
01. 开始参与退党活动的缘起？
02. 请介绍退党大潮的历史及重要里程碑事件。
03. 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后迅速引发退党浪潮。九评为何能产生如此巨大反响？
04. 很多退党声明中，退党被视为一种精神觉醒，而非仅仅是政治行为。是否同意？
05. 个人的良知、中国传统文化与退党之间有什么关系？
06. 退党对中共在现实中的影响是什么？毕竟，中共目前仍然掌握着国家权力。
07. 有人说，退党是从内部瓦解中共。此趋势持续蔓延，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实质性改变？
08. 使用真实姓名退党会面临哪些风险？能否举例说明？
09. 现代监控技术的发展是否拖慢了退党速度？退党义工的应对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
10. 公开展示《退党证书》的意义，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还是面向国际社会？
11. 如果民众当初是被迫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为什么今天还需要宣布退出？
12. 中国民众如何得知退党消息？阻碍他们获得退党信息的因素是什么？
13. 关于“电话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14. 二十多年来，海内外退党义工经历了什么？他们的付出有何意义？
Q01：开始参与退党活动的缘起？
▶【答】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从历史、道德与人性的层面，系统揭示中共以暴力、谎言和恐惧维系统治的本质。这部著作不仅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一个政权，也唤醒了无数中国人被长期压抑的良知。
我们由此认识到，真正的改变首先始于个人的道德选择：一个人是否愿意拒绝谎言、摆脱恐惧，并公开撤回自己曾经向中共邪恶组织作出的誓言。退出中共党、团、队，不是出于仇恨，也不是党派政治运动，而是一场以良知、尊严和自由选择为核心的和平公民行动。
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开始参与并推动退党运动，为希望退出中共组织的人提供信息、安全渠道和必要协助。22年来，这场由普通中国人自发参与的良知运动，跨越地域、阶层与世代。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迄今宣布“三退”——退出中共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4亿6000万。
这个数字背后，是4亿6000多万次个人的道德抉择，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国人民并不等同于中共；他们同样珍视自由、诚实、信仰与人的尊严。退党运动所追求的，不是以另一种暴力取代暴力，而是以真相瓦解谎言、以良知战胜恐惧，为中国走向一个和平、自由并尊重人权的未来奠定道德基础。
Q02：请介绍退党大潮的历史及重要里程碑事件。
▶ 【答】退党运动始于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的发表。二十多年来，已从中国民众个人的良知觉醒，逐步发展为一场跨越国界、世代与社会阶层的和平公民运动。
退党运动没有依靠政党组织、政治权力或暴力手段，而是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信念之上：每个人都有权依照自己的良知，撤回对一个政治组织的效忠誓言，拒绝谎言与恐惧，重新确认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个体的尊严。
退党大潮的主要里程碑包括：
一、2005年1月12日：《郑重声明》发表
大纪元发表《郑重声明》：
广大的中国民众：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但是这个邪恶的党（魔教）在历史上却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神一定要清算这个恶魔。
如果有一天，神指使人类的谁对共产党清算时，也一定不会放过那些所谓坚定的邪恶党徒。我们郑重声明：所有参加过共产党与共产党其它组织的 (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赶快退出，抹去邪恶的印记。一旦谁对这个魔教清算时，大纪元储存的记录可以为声明退出共产党和共产党其它组织的人作证。
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大 纪 元
2005年1月12日
大纪元呼吁曾经加入中共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公开退出这些组织，抹去曾在中共政治仪式中作出的誓言，为自己选择一个不再受极权意识形态支配的未来。
这一声明使《九评共产党》所引发的历史反思，进一步转化为每个人都可以作出的和平、具体而有尊严的道德选择。
二、2005年2月：《再转轮》带来重要示范效应
2005年2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再转轮》：
当年的单位，必须都是党团员，为此，年青时也被动的被入过团，虽然从来没当回事，也超龄了几十年了，早已不是团员了，还是声明一下退出好。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
这篇文章所传达的核心意义是：即使一个人早已超龄、在组织关系上不再是团员，也可以基于良知，正式撤回自己当年被欺骗状态下作出的誓言。
这一公开声明产生了广泛的示范作用，得到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许多华人的响应。此后，宣布“三退”的人数由每天数百人，迅速增加至每天一万人乃至数万人。
三、2005年2月22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成立
为了响应迅速增长的退党需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提供信息、登记渠道及相关服务。
此后，退党中心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服务站及服务点，举办《九评共产党》研讨会、声援集会、游行和公共论坛，并向各国政府、议员、人权机构及社会公众介绍退党运动。
退党中心不替任何人作政治选择，而是为愿意退出的人提供记录与见证，让他们可以在自愿、安全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良知立场。
四、2005年至2006年：“三退”人数接连突破百万与千万
2005年4月21日，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100万。
2006年4月25日，“三退”人数突破1000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其后委托南加州网络分析中心，对这1000万份“三退声明”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其中约六成、接近700万人声明退出中共党组织。这显示，退党运动不仅包括曾被普遍要求加入共青团或少先队的普通民众，也包括数量可观的中共党员。
五、2008年5月：纽约法拉盛退党集会遭暴力围攻
2008年5月17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与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集会，声援当时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3600万中国民众。集会期间，参与者遭到数百人围堵、辱骂和暴力攻击。
大规模、密集的围攻持续二十多天，此后又转为长期的街头滋扰和诽谤活动。纽约警方为遭受攻击的人员提供保护；截至2008年6月27日，共有16名涉嫌参与攻击者被捕。
2008年5月21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特别调查员致电时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并对通话进行录音取证。
依据追查国际公布的调查报告、录音及相关数据显示，这场围攻并非单纯的民间冲突，而是中共当局操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直接介入的一次有组织行动。追查国际分析，其目的包括转移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测试中共在海外的政治动员能力，以及探测民主社会对其跨国压迫行为的反应底线。
法拉盛事件也让美国社会更直接地看到：极权政权对异议人士、宗教信仰者和公民社会的压迫，并不一定止于其国界。当这类威胁发生在纽约街头时，它已不只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是民主国家必须面对的公共安全与国家主权问题。
六、2011年至2018年：“三退”人数跨越三个亿级里程碑
2011年8月，“三退”人数突破1亿。
2015年4月14日，“三退”人数突破2亿。
2018年3月23日，“三退”人数突破3亿。
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不只是规模的增长，而是数以亿计中国人作出的个人选择。每一份声明背后，都是一个人决定不再把自己的良知、身份和未来交给一个政治组织。
七、2019年9月：End CCP全球联署与车队活动展开
2019年9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End CCP全球联署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结束中共极权统治所造成的人权迫害、跨国镇压与全球安全威胁。
同月，End CCP车队活动在纽约法拉盛启动。车队此后跨越城市、州界和国境，以和平方式向不同小区介绍中共迫害人权的历史及其对自由世界造成的威胁。
这项倡议所表达的并不是对中国或中国人民的敌意。恰恰相反，它强调必须清楚区分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与中共政权。结束中共极权统治，是为了让中国人民重新获得自由，也让世界免受极权扩张的威胁。
End CCP全球联署倡议将退党运动由华人社会的良知觉醒，进一步扩展为世界公民共同参与的人权行动。目前，联署已获得超过530万人的支持。
八、2020年8月18日：推出在线《退党证书》服务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宣布推出“在线办理《退党证书》”服务，让已经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可以在线申请、查询、验证、保存及打印《三退证书》。
这项服务使个人的良知声明得到更加正式和可查证的记录，也为身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申请渠道。
九、2022年8月3日：“三退”人数突破4亿
2022年8月3日早晨7时，全球“三退”人数突破4亿。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时刻。它表明，即使在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监控和政治恐惧之下，仍有数以亿计的人选择与极权意识形态划清界线。
十、2024年11月：End CCP车队完成美国50州行程
2024年11月15日至17日，End CCP环美车队第六季完成夏威夷之旅。至此，车队走遍美国50个州，向不同族裔和小区传播真相。这一行程象征退党运动已经从中国人的历史反思，发展为一场与全球人权、信仰自由、反跨国镇压及维护民主制度密切相关的国际公民行动。
十一、2025年至今：“三退”人数突破4亿6000万
2025年8月3日，全球“三退”人数达到4亿5000万。目前，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已超过4亿6000万。
这场运动没有军队、没有国家机器，也不以暴力或仇恨作为动力。它所依靠的是人对真相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在关键时刻遵循良知的勇气。
我们相信，中共邪恶组织最害怕的，是普通人不再相信它的谎言、不再服从它的恐惧，也不再允许它代表自己的灵魂。
结语：一场恢复尊严与自由意志的精神觉醒
退党运动不只是退出一个政治组织，更是一场恢复个人尊严、道德责任与自由意志的精神觉醒。它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中共不代表中国，中共更不代表中国人民。
中国的未来，应当由摆脱恐惧、忠于良知并享有基本自由的中国人民共同创造。这也是退党运动二十多年来始终坚守的和平道路与普世价值。
Q03：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后，迅速引发退党大潮，九评为何能产生巨大反响？
▶【答】《九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反响，首先是因为它打破了中共长期建立的信息垄断和历史叙事。几十年来，中共把自身塑造成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唯一代表，使许多人难以区分“中国”与“中共”、“爱国”与“效忠中共”之间的根本差异。
《九评》第一次以完整而系统的方式，从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层面，重新审视中共的本质及其统治方式。
从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到对宗教信仰和不同社会群体的迫害，《九评》把许多被中共掩盖、歪曲或割裂的历史事件连接起来，使人看到：这些灾难并非彼此孤立，也不只是个别领导人的错误，而是与中共以斗争、暴力、谎言和恐惧维系统治的制度性特征密切相关。
更重要的是，《九评》不仅揭示了一个政权的历史，也触及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经验。许多人从小就被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或共产党，并在缺乏充分知情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宣誓。这些政治仪式把政党忠诚植入教育、工作和日常生活，使个人很难保有独立的道德判断。
《九评》让人们开始反思：一个人的良知是否应当服从政党？一个政治组织是否有权代表一个人的思想、信仰和灵魂？当人们认识到自己有权撤回并非出于自由意志作出的政治誓言时，思想上的觉醒便转化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具体行动。
《九评》带来的最大突破，是帮助人们重新区分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人民与中共政权。批评中共不是反对中国，退出中共也不是背叛祖国；恰恰相反，这是许多人重新找回文化根源、个人尊严和道德责任的开始。
《九评》也提供了一条和平改变中国的道路。它没有号召暴力和仇恨，而是把选择权交给每一个普通人：不必等待政权更替，也不必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只需要拒绝谎言、撤回对极权组织的认同，按照自己的良知作出选择。
从西方主流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体现的正是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知情同意和个人良知等普世价值。任何人都有权加入一个组织，也应当拥有退出它的权利；任何政党都不能永久占有一个人的思想，更不能垄断一个民族的身份。
《九评》之所以产生巨大反响，不只是因为它讲述了被掩盖的历史，更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当一个制度要求人们在真相与服从之间作出选择时，个人如何重新找回良知与尊严？
退党大潮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和平回答。退党运动不是一场权力争夺，而是一场以真相解除谎言、以自由选择取代强制服从、以道德勇气战胜恐惧的精神觉醒。这也是《九评》出版二十多年后，仍然具有生命力和世界意义的根本原因。
Q04：很多退党声明中，退党被视为一种精神觉醒，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否同意？
▶【答】我完全同意。退党当然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但它最深刻的内涵，是一个人重新找回良知、尊严和自由意志的精神觉醒。
在中共统治下，许多中国人从小就被要求加入少先队、共青团，成年后又可能因升学、就业或职业发展而加入共产党。这些选择往往不是建立在充分知情与自由意志之上，而是在政治教育、社会压力和现实利益的环境中作出的。
因此，当一个人宣布退出中共党、团、队时，他所否定的不只是一项组织关系，更是在重新回答一些根本问题：我是谁？我的思想属于谁？我的良知是否应当服从某个政党？一个政治组织是否有权永久代表我的信念、人格与灵魂？
许多退党声明之所以令人感动，是因为人们在其中讲述的不是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真实的人生经历：有人回顾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苦难；有人为自己曾经相信谎言或伤害他人而反省；有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信仰；也有人只是平静而坚定地表示，从今以后要做一个诚实、善良、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
这是一个人从被动服从走向独立判断、从恐惧走向勇气、从政治身份回归人性本身的过程。因此，退党不是把一种政治忠诚换成另一种政治忠诚，也不是要求人们加入另一个政党。它的核心，是把选择权还给每一个人。
从西方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来看，这与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和个人自主权高度一致。一个人有加入某个组织的权利，也必须有退出它的权利；他有权撤回在缺乏真正知情与自愿的情况下作出的誓言，更有权拒绝让任何政治力量支配自己的思想和道德判断。
退党运动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它选择了一条非暴力的道路。参与者不需要以仇恨响应仇恨，也不需要等待一场政治革命，而是首先从改变自己开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配合迫害，不再因恐惧而沉默，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善良、诚实与正义。
极权制度依靠的从来不只是警察、监狱和军队，也依靠人们内心的恐惧、冷漠与被迫服从。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精神上拒绝谎言、恢复独立人格时，极权统治最深层的基础也就开始瓦解。
所以，我们认为退党首先是一场人的觉醒，其次才是一个政治现象。它让人重新认识到：国家不等于政党，中国不等于中共，个人的生命与良知更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
每一份退党声明，都是一个普通人向恐惧说“不”、向良知说“是”。当数以亿计的个人选择汇聚在一起，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精神新生，也成为代表一个民族走向自由、和平与道德重建的开端。
Q05：个人的良知、中国传统文化与退党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个人的良知、中国传统文化与退党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内在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强调，人不只是政治制度中的一个成员，更是一个具有道德责任和精神尊严的生命。儒家讲“仁、义、礼、智、信”，道家重视顺应天道、返璞归真，佛家倡导慈悲、善念与因果。不同思想传统虽然表达方式不同，却都承认一个共同原则：人的行为受到更高道德准则的约束，政治权力不能凌驾于天理、良知和基本人性之上。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人首先要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就是人与生俱来分辨善恶、同情他人和拒绝不义的能力。这与西方文明所重视的良心自由、自然法和人的内在尊严，有着可以相互理解的道德基础。
但是，中共建立政权后，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核心理念，系统性破坏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家庭伦理与社会信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们被要求以政党立场判断是非，以阶级身份决定亲疏，甚至被迫在政治忠诚与亲情、友情、信仰之间作出选择。
这种意识形态最严重的后果，不只是造成外在的政治压迫，更是侵入人的内心，使人习惯说违心的话、服从自己明知错误的命令，或者因为恐惧而对他人的苦难保持沉默。当谎言成为生存方式、斗争成为社会规则时，个人的良知和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都会受到伤害。
退党：恢复道德主体性与文化身份
退党的深层意义，是一个人重新恢复道德主体性——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让某个政党替我判断善恶，不再让政治口号取代自己的良知，也不再接受以仇恨、暴力和谎言作为人生准则。
退党不是否定中国，而是把中国与中共重新区分开来。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而中共政权只是其中非常短暂的一段。中国人的文化身份、民族情感和精神传统，不应被任何一个政党垄断。
同样，退出中共也不意味着放弃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真正的爱国，不是无条件效忠一个政党，而是珍惜人民、维护正义、尊重生命，并希望自己的国家建立在诚实、法治与人的尊严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党既是一个现代公民行使自由选择的行为，也是中国人重新寻回传统道德根基的过程。它把“我服从谁”转化为“我应当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把外在的政治身份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责任。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退党声明都会谈到善恶、良知、因果、传统和对未来的责任。人们所寻求的，不只是退出一个组织，而是摆脱党文化对思想和人格的控制，重新建立自己与家庭、社会、传统文化以及普世价值之间的联系。
我们相信，中国真正的重建，不能只依靠制度和经济层面的改变，还需要道德与文化的重建。当个人愿意遵循良知、拒绝谎言、停止参与迫害，社会才可能重新建立信任；当人们重新尊重生命、信仰与人的尊严，中国才可能真正走向和平、自由与法治。
良知是退党的起点，传统文化是它的精神根基，而退党则是许多人重新找回良知、恢复文化身份和承担道德责任的和平选择。
Q06：退党对中共在现实中的影响是什么？毕竟，中共目前仍然掌握着国家权力。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中共目前并不只是“名义上”掌权，它仍然控制着军队、警察、司法、宣传、教育和主要国家机构，并拥有强大的监控与镇压能力。
我们不会把个人退党直接等同于政权已经瓦解，也不会夸大一份声明所能立即产生的政治效果。但是，一个极权政权的统治从来不只依靠武器和国家机器，它还依靠人们的认同、服从、沉默与合作。
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官方叙事，不再把中共视为中国的天然代表，也不再愿意在道德上为其行为承担责任时，这个政权最深层的统治基础就会发生变化。
一、退党削弱中共的政治合法性
中共长期宣称自己代表中国人民，并以庞大的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人数，证明其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然而，很多人加入这些组织，并非出于真正的自由选择，而是教育制度、工作需要、社会压力或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当大量民众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撤回“中共代表自己”的权利。每一份退党声明都在表达：你不能再用我的名字证明你的合法性，也不能把我对中国的感情解释为对中共的忠诚。
二、退党会改变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精神上的退出并不只是象征性表态。当一个人不再认同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政治谎言，他就更可能拒绝参与迫害、拒绝执行违背良知的命令、保护身边受到不公对待的人，或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保留基本的人性与道德底线。
一个警察选择不再伤害无辜，一名官员拒绝制造假证据，一位教师不再向学生灌输仇恨，一个普通人不再举报自己的邻居——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累积起来就会降低极权制度运转的效率。任何庞大的压迫机器，最终都需要具体的人去执行命令；当执行者开始依照良知作出判断，制度的控制力就会从内部松动。
三、退党打破中共对“中国身份”的垄断
长期以来，中共刻意把“爱党”与“爱国”捆绑在一起，使人们误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对中国。退党运动则清楚表明：中国不等于中共，中国人民也不应被中共永久代表。
这种观念上的区分，对国际社会同样重要。它让世界看到，中共政权的行为不能归咎于全体中国人民；中国人不是一个完全认同极权制度的群体，其中有大量民众珍视和平、信仰、自由和人的尊严。
四、退党为中国未来的和平转型准备道德与社会基础
极权政权表面上可能非常强大，但历史表明，当它失去人心、内部信念和社会合作之后，变化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迅速发生。
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和平转型的，不只是政权何时发生变化，更在于社会是否已经具备新的道德共识：能否拒绝暴力报复，能否尊重不同意见，能否区分个人责任与集体身份，能否在真相、正义与宽恕之间找到一条文明的道路。
退党运动的价值，就在于让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人的内心。它不是号召人们以暴力推翻一个政权，而是鼓励每个人停止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支持极权。这是一种非暴力的社会转变，也与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东欧公民抵抗运动所体现的原则相通：当普通人拒绝继续为不公正制度提供道德认同与合作时，权力的性质便开始改变。
中共仍然掌权，并不意味着退党没有现实影响。政治权力可以控制人的职位、言论和行动，却不能永久占有人的良知。退党所改变的，正是任何政权最终都无法完全控制的领域——人心。
它的影响可能不会立即表现在政权更替上，却会表现在合法性的流失、社会认同的瓦解、执行迫害意愿的下降，以及中国人民对未来道路的重新选择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退党不是等待中共解体之后才具有价值；恰恰相反，正是无数人在中共仍然掌权时作出的良知选择，正在为一个没有中共、更加和平、自由并尊重人的中国准备条件。
Q07：有人说，退党是从内部瓦解中共。此趋势持续蔓延，会给中国带来哪些实质性改变？
▶【答】如果把“从内部瓦解”理解为“秘密夺权”或“暴力颠覆”，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说法。退党运动没有武装力量，也不是一场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它真正瓦解的，是中共在人们思想、道德和精神上的控制，以及一个极权制度赖以运转的恐惧、谎言与被迫服从。
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人的参与才能运作。法律要有人执行，命令要有人服从，宣传要有人相信，迫害也要有人具体实施。当越来越多的党员、官员、军人、警察、教师、企业人士和普通民众，开始以良知而不是党性判断是非，中共即使仍然控制国家机器，其实际动员能力也会逐步下降。
退党趋势持续发展，可能为中国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实质改变。
一、削弱恐惧对社会的控制
极权统治最强大的武器，并不只是监狱和警察，更是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孤立无援，并怀疑身边所有的人。当数以亿计的人作出相似的良知选择时，普通人会逐渐意识到：拒绝谎言和暴力的，并不只是自己。
这种认知能够减少孤立感，恢复个人的勇气。人们可能更愿意说真话、保护受害者、拒绝不公正命令，也更有能力抵抗政治压力。
二、降低国家机器参与迫害的意愿
退党最重要现实影响之一，是促使体制内的人重新思考个人责任。不能因为“上级命令”或“组织要求”，就免除个人在迫害、酷刑、非法拘禁、制造假案或侵犯人权中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如果一名警察选择不抓捕无辜者，一名法官拒绝制造冤案，一名医生拒绝参与违背伦理的行为，一名官员不再执行侵犯公民权利的命令，受保护的就不只是一个人，也会逐渐改变整个制度的运作方式。
三、重建被政治运动摧毁的社会信任
中共长期以阶级斗争、政治举报和集体惩罚维持统治，使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家庭成员可以互相揭发，同事可能彼此监视，社会关系被政治忠诚所支配。
退党意味着拒绝把人按照政治标签分成敌我，重新以善恶、责任和个人行为评价一个人。当民众不再把邻居、同事或信仰不同的人视为政治敌人，社会才可能恢复最基本的信任与合作。
四、帮助中国建立真正的公民意识
在中共体制下，人民被要求服从政党，而不是以公民身份监督政府。退党使人重新认识到：国家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而任何政党都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转变会使民众更加重视法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私有财产、公平司法和政府问责。公民权利不再被视为政党的恩赐，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
五、清楚区分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共
这一区分不仅影响中国社会，也影响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人。当越来越多中国人公开与中共切割，世界便能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共的行为不等于中国人民的选择。
这将有助于减少对海外华人的误解和集体怀疑，也让中国人能够在不被中共绑架的情况下，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国际形象。
六、为未来的和平转型创造条件
中共一旦发生重大政治变化，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只是谁接掌权力，更是社会如何避免暴力、报复、无序和另一轮政治清算。
退党运动强调个人选择与个人责任，而不是按照职业、出身或曾经的组织身份进行集体定罪。这一原则非常重要：真正应被追究的，是直接策划、指挥或实施严重迫害的人；对于拒绝作恶、保护民众或主动改正错误的人，社会应当给予公正对待。
这有助于把未来的转型建立在真相、正义、宽恕与法治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仇恨和报复之上。退党所带来的实质改变，不一定首先表现为某一天政权突然倒台，而是体现在成千上万个具体选择之中：有人不再说谎，有人拒绝迫害，有人保护弱者，有人忠于职业伦理，也有人开始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
这些改变看似分散，却会逐渐抽走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合作与道德认同。当一个政权只能依靠强制力量维持，而无法再获得人民真实的信任与支持时，它在精神和道德上已开始瓦解。
所以，退党不是以暴力摧毁中共，而是让中共失去控制人心的能力；不是用另一种仇恨取代仇恨，而是让人重新依循良知生活。当这种趋势遍及整个社会，中国所迎来的就不只是政权变化，更可能是一场从极权走向法治、从恐惧走向自由、从彼此伤害走向道德重建的文明转型。
Q08：使用真实姓名退党会面临哪些风险？能否举例说明？
▶【答】在自由社会，公开退出一个政党是公民最基本的思想、言论与结社自由；但是在中共统治下，以真实姓名宣布退党，可能带来相当严重的政治与人身风险。
中共不允许真正意义上的退出。按照其组织逻辑，一个人可以因年龄、工作或不缴党费而失去组织身份，却不能公开否定中共、撤回政治誓言或宣布与其决裂。因为公开退党不只是组织程序，更被中共视为对其政治忠诚和统治权威的挑战。
对仍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人而言，实名退党可能造成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遭到监控、传唤或政治调查
退党者的电话、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人际关系可能受到监控。本人可能被公安、国保或工作单位约谈，被要求说明如何接触《九评共产党》、由谁协助退党，以及是否与海外人士或组织有联系。中共追查的目的往往不只针对退党者本人，也可能追查传播信息和协助办理退党的人。
二、失去工作、职位及社会保障
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学校、军队、警察和司法系统工作的人，如果被发现实名退党，可能面临开除党籍、撤职、失业、取消退休待遇或被列入政治黑名单等后果。即使没有正式判刑，当事人也可能因政治档案受到影响，难以重新就业或获得正常的社会资源。
例如，一名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党员，如果公开用真名宣布退出中共，所在单位可能要求他作出政治检讨、撤回声明并交代相关联系人。如拒绝配合就可能失去职位，甚至遭到进一步调查。
三、家人和子女可能受到牵连
中共长期采取连带施压的方式控制异议人士。实名退党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可能被约谈、监视，或者在升学、就业、出境和工作方面受到限制。
例如，一名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公开实名退党后，中国境内家属可能接到公安电话，被要求劝说当事人删除声明、停止参与相关活动。这种把家人当作施压工具的做法，是典型的跨国镇压手段。
四、可能遭遇拘留、刑事指控或其他形式的迫害
中共法律中没有一项罪名直接称为“退党罪”，但当局可以利用“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或所谓泄露国家秘密等模糊罪名，惩罚公开传播《九评》、协助他人退党或参与相关活动的人。
这正是极权法律制度的特征：它不一定明文禁止每一种良知行为，而是保留大量含义模糊的罪名，让执法机关可以根据政治需要惩罚任何人。
五、海外实名退党者也可能面临跨国骚扰
生活在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的人，依法享有表达和结社自由，但仍可能遭遇网络攻击、电话威胁、身份曝光、跟踪滋扰、活动现场干扰，以及对中国境内家属的报复性施压。
海外异议人士、人权活动者和宗教信仰团体所面对的跨国镇压，已经不只是个人安全问题，也涉及民主国家的国家主权与公共安全。任何外国政权都无权把本国政治迫害延伸到自由社会。
六、实名或化名皆可：既尊重勇气，也保护安全
正因为存在这些风险，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允许民众使用化名、小名或别名发表“三退声明”。退党的核心是本人真实、自愿地作出选择，而不是必须向中共暴露自己的身份。
使用化名不是对良知选择的削弱，而是对身处极权环境者的必要保护。就像历史上生活在纳粹统治、苏联共产制度或其他独裁政权下的抵抗者一样，保护身份并不表示缺乏勇气，而是避免让无辜者承受不必要的迫害。
与此同时，仍然有一些人选择用真实姓名退党。有人认为，自己既然已经认清中共，就愿意公开承担这一选择；也有人身在海外，希望以真实身份向家人、社会和历史表明，自己不再是中共的一部分。
这些实名退党者所展现的，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道德勇气。他们知道可能付出工作、亲情、个人安全甚至自由的代价，仍然选择忠于真相与良知。
但是，我们不鼓励任何人在不了解风险的情况下暴露身份，也不应把实名与否作为衡量勇气或退党诚意的标准。每个人的处境、家庭责任和安全条件都不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决定，并把自愿、保密和安全放在重要位置。
实名退党的价值，在于一个人公开取回自己的姓名和道德身份；化名退党的价值，则在于即使身处恐惧之中，人仍然可以在内心与极权决裂。两者的形式不同，但其核心完全一致：政治权力可以强迫一个人保持沉默，却不能永久占有他的良知。
Q09：现代监控技术的发展是否拖慢了退党速度？退党义工的应对方式发生了哪些改变？
▶【答】现代监控技术的快速发展，确实大幅提高了中国民众接触真相、发表退党声明和参与公民活动的风险，也增加了退党义工开展工作的难度。但它所影响的，更多是人们表达选择的方式和可见程度，而不一定能阻止人们内心的觉醒。
今天的中共监控，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电话监听和人员跟踪。它结合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社交媒体审查、大数据分析、网络实名制和遍布城乡的摄像系统，试图建立一套能够追踪个人思想、言论、行动及社会关系的数字化控制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搜索《九评共产党》、阅读退党信息、转发敏感内容，甚至与海外人士进行普通通讯，都可能留下数字痕迹。许多人即使认同退党，也会因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而不敢立即表达。
因此，监控技术可能拖慢公开退党、实名退党和大规模线下活动的速度，但它很难消除人们对中共的真实认识。技术可以封锁网站、删除文字、追踪设备，却无法真正进入人的内心，更不能使一个已经看清谎言的人重新相信谎言。
我们也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看待数据。由于中国缺乏独立媒体和自由调查环境，很难精确衡量监控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退党速度。可以确定的是，它提高了公开表达的成本，也使安全和隐私成为退党服务中更加重要的考虑。
面对这种变化，退党义工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断调整。
一、更加尊重个人的知情、自愿与风险承受能力
义工在介绍退党时，不向任何人施加压力，也不应要求对方采取超出其安全承受范围的行动。当事人必须了解可能面临的风险，并自主决定是否退党、何时退党，以及使用真名还是化名。
退党首先是一种良知选择，而不是形式上的任务或数字。保护一个人的生命、家庭和基本安全，比追求公开效果更加重要。
二、允许使用化名、小名或别名退党
退党的关键，是本人是否真诚、自愿地退出中共党、团、队，而不是必须向中共的监控系统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高风险环境中使用化名，是保护当事人的必要安排。这既尊重了个人的精神选择，也降低了其本人及家人遭受政治报复的可能性。
三、采取资料最小化原则
义工应避免收集完成退党服务并不需要的个人资料，不主动询问敏感身份、家庭地址、工作单位或其他可能增加风险的信息。
在现代数字环境中，保护隐私不能只依靠事后补救，而应当从服务设计之初就遵循“能少收集就少收集、能不保存就不保存”的原则。这与民主社会普遍重视隐私权和数据保护理念是一致的。
四、减少单一渠道带来的风险
退党服务不能完全依赖某一个网站、平台或联络方式。义工会根据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实际情况，透过多种合法、适当的途径传递信息，避免因单一渠道受到封锁而使整体服务中断。
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安全、守法和保护当事人始终是基本原则。义工不鼓励任何人从事自己不了解或无法承担后果的高风险行为。
五、加强义工的安全意识和伦理培训
退党服务不只需要勇气，也需要责任。义工懂得尊重隐私、辨识风险、保护数据，并避免在交流中暴露自己或他人的敏感信息。
尤其重要的是，不能为了宣传效果而公开当事人的姓名、照片、录音或个人经历。任何对外使用，都应当事先获得本人明确同意。
六、更重视面对面的人性交流
科技监控越严密，真诚的人际信任就越珍贵。很多人不是因为看到一句政治口号而改变，而是因为遇到一个愿意倾听、给予尊重、关心其安全，又不强迫他作出选择的人。
退党义工所做的，不只是传递信息，也是在恢复被政治运动和监控社会破坏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真正有效的交流，应当建立在善意、耐心与尊重之上。
七、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数字极权和跨国镇压
中共的监控不只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相关技术、数据收集方式和跨境施压手段，可能影响海外华人、异议人士、宗教信仰者，以及民主国家的社会安全。
因此，退党中心除了协助个人作出选择，也有责任向各国政府、媒体和人权机构说明：数字监控如何被用来压制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保护中国人的数字权利，也是维护全球自由社会的重要一环。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监控越严密，越说明中共缺乏真正的自信。一个获得人民真诚支持的政府，不需要监控每一句话、每一部手机和每一个人的思想。只有那些害怕人民知道真相、害怕人民自由选择的政权，才需要依靠如此庞大的监控体系维持统治。
所以，现代监控技术确实增加了退党的困难，却不能从根本上终止这股浪潮。它可能使表达更加谨慎、形式更加分散，但同时也使更多人看清极权制度对自由和人性造成的威胁。
技术可以记录一个人的行动，却不能决定他的信念；可以制造沉默，却不能把沉默变成忠诚。退党义工所要守护的，正是任何监控系统都无法完全控制的领域——人的良知与自由意志。
Q10：公开展示《退党证书》的意义，主要是面向中国国内，还是面向国际社会？
▶【答】公开展示《退党证书》的意义，既面向中国国内，也面向国际社会，但两个层面的作用有所不同。
一、对中国国内的意义
对中国国内而言，《退党证书》首先是一份良知选择的公开见证。它向仍然生活在恐惧和信息封锁中的人传递一个重要讯息：你并不孤单，已经有许多中国人选择拒绝谎言、退出中共党、团、队，重新为自己的思想和道德负责。
在中共统治下，公开退出中共组织可能面临监控、失业、拘留甚至牵连家人的风险。因此，一个人愿意在安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展示实名《退党证书》，代表他不再接受中共替自己发言，也不再允许中共以其党员或附属组织成员的身份，证明政权拥有他的忠诚。
这种公开行动具有示范作用。它能够帮助更多中国人克服孤立感，看到退出中共并不是少数人的秘密选择，而是一场正在持续发展的和平公民运动。
二、对国际社会与海外华人的意义
对国际社会而言，公开展示《退党证书》首先是为了清楚区分中国、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中共长期把自己包装成中国的唯一代表，并试图让世界相信，批评中共就是反对中国。
《退党证书》则以非常直接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并不天然认同中共，中共的政策、迫害和国际行为，不能被视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中国人同样珍视自由、诚实、信仰、人权和人的尊严。
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而言，《退党证书》也是一种公开的公民立场。它表明持证人已主动撤回对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认同，希望以独立个体而不是中共成员或延伸力量的身份，参与所在国的公共生活。
在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中共渗透、间谍活动、跨国镇压及统战工作的背景下，许多海外华人也面临被误解或被集体怀疑的压力。公开与中共切割，有助于向所在国社会表明：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共，普通华人更不应为中共政权的行为承担集体责任。
三、历史记录价值与必要说明
公开展示《退党证书》还具有历史记录的价值。极权制度往往垄断历史、篡改记忆，并宣称人民始终支持它。《退党证书》保存的，是一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作出的选择：他曾经被要求加入中共组织，但后来基于良知，主动撤回了这一政治身份。
当千千万万份个人记录累积起来，便构成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民间档案，证明中国人民在面对极权统治时，也曾以和平方式拒绝被中共代表。
不过，我们也必须清楚说明：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的《退党证书》，是由民间机构出具、用以记录退党声明的文件，不是任何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也不会自动产生移民、庇护或其他法律资格。
如果持证人因移民、庇护或其他法律程序需要提交证书，它可以作为其个人经历和政治立场的相关材料之一，但是否采纳、具有多大证明力，应由有关政府机构或法院依据法律和全部证据作出独立判断。退党中心不应向任何人承诺，仅凭一张证书就能获得特定法律利益。
同样，公开展示必须以本人自愿和充分知情为前提。对仍有家人生活在中国大陆，或者可能面临跨国镇压的人，公开姓名、照片和证书数据可能增加安全风险。退党中心尊重每个人选择公开、有限公开或完全保密的权利，不会把是否公开作为衡量退党诚意的标准。
《退党证书》既是写给中国人的，也是展示给世界的；既记录个人的良知选择，也见证一个民族与极权主义逐步切割的历史进程。
对国内，它传递勇气与希望；对国外，它澄清中国人民与中共之间的区别；对持证者本人，它则是一份庄严的自我确认：我的思想、人格和未来属于我自己，不属于任何政治组织。
Q11：如果民众当初是被迫加入少先队、共青团等组织，为什么今天还需要宣布退出？
▶【答】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很多中国人确实不是在充分知情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的。少先队员通常只是几岁的儿童，既不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不具备独立作出政治承诺的能力。在许多学校，加入这些组织是强制性的集体安排。
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一个孩子应当为自己在缺乏理解和选择能力时作出的誓言承担政治或道德责任。责任应当属于把政治忠诚强加给儿童的制度，而不是被迫参与其中的孩子。
一、成年后主动撤回政治承诺的意义
但是，一个人在成年并了解真相之后，仍然可以主动宣布退出。退出的目的，不是承认当年的强迫加入具有正当性，而是以今天的自由意志，明确撤回那个并非自主作出的政治承诺。
从现代社会所重视的知情同意原则来看，一项在当事人年幼、不了解内容或受到制度性压力时作出的承诺，本来就缺乏真正的道德效力。但是，当事人今天公开表示“我不接受、我不认同、我撤回”，便完成了从被动接受到自主选择的转变。
这就像一份未经真正同意而被加在一个人身上的政治身份。即使这项身份在组织程序上早已因年龄而失效，当事人仍有权从思想、道德和精神上正式否定它。
中共非常重视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政治誓词。儿童戴上红领巾时，被要求在队旗下宣誓，承诺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青年加入共青团时，也被要求向政治组织表达忠诚。
这些仪式的目的，就是在一个人尚未形成成熟判断之前，将政党身份与其国家认同、教育和集体生活绑在一起。
因此，宣布退出的意义，在于清楚区分两件事情：我可以热爱中国、珍惜中华文化、关心中国人民，但我不必因此效忠中国共产党。政党不能因为一个人儿童时期参加过政治仪式，就永久拥有他的思想与身份。
二、即使超龄，退出仍具有重要意义
有些人会说：“我早已超龄，不再是少先队员或共青团员，还有必要退出吗？”从行政或组织关系上看，他可能早已不是现役成员；但是，“三退”所处理的不只是组织关系，也包括个人是否仍然接受当年被强加的政治誓言与意识形态身份。
宣布退出，是本人对那段经历作出的主动回答：当年加入不是我的自由选择，今天的退出才是。这种选择也具有公共意义。中共长期把曾经加入党、团、队的庞大人数，当作其拥有全民支持的证明。
当人们公开撤回这种被动身份时，就是在告诉中共和国际社会：不能把制度强迫下的参与解释为真实的政治认同，更不能用儿童时期的集体宣誓来证明一个成年人支持中共。
当然，退党必须是完全自愿的。我们不用新的压力取代旧的强迫，也不要求任何人在没有理解其意义的情况下作出声明。是否退出、何时退出、使用真名还是化名，都应由本人根据良知和安全状况自主决定。
退出不是为过去的被迫加入惩罚自己，也不是否定个人的童年。而是把责任放回正确的位置：制度应为向儿童灌输政治忠诚负责，而成年人则有权重新选择自己的价值与身份。
所以，即使当初的加入是被迫的，今天的退出仍然具有意义。被迫加入记录的是一个制度如何控制个人；主动退出证明的，则是一个人如何重新取回自己的自由意志。
简单地说：当年的誓言不是自由选择，今天的退出才是。其核心不是组织程序，而是个人对自己良知、尊严与人生归属的重新确认。
Q12：中国民众如何得知退党消息？阻碍他们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一过程是否出现过转折点？
▶【答】中国民众得知《九评共产党》和退党消息的方式非常多样。由于中共对相关内容实施全面封锁，退党大潮从一开始就不是依靠公开媒体传播，而是依靠民间社会中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逐步形成一个跨越地域和阶层的信息网络。
早期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包括电子邮件、海外网站、电话、传真、邮寄书籍和光盘，以及民众在公共场所看到的传单、标语和其他资料。一些人通过海外亲友第一次接触《九评》；一些人则在出国旅行、留学或工作期间，了解到中国境内无法公开获得的信息。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普及，信息传播方式又发生变化。有人通过突破网络封锁阅读海外新闻，有人从社交媒体中看到被迅速删除的文章、图片或短片，也有人通过私人交谈、亲友转述以及海外华人小区的公共活动了解到退党消息。
一、退党义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义工长期通过电话、网络或面对面交流，向中国民众介绍《九评》、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历史，以及退出党、团、队的意义。这种交流通常不是简单地要求对方作出选择，而是先回答问题、澄清历史，让对方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自行决定。
退党消息能够在严密封锁中持续传播，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与许多中国人的亲身经历产生了呼应。有人经历过土地改革、反右运动或文化大革命；有人目睹六四镇压、强制拆迁、宗教迫害或疫情期间的极端封控；也有人因官员腐败、司法不公和社会歧视，开始怀疑官方宣传。
当一个人发现《九评》所描述的政治文化，与自己或家人的经历相互印证时，这些信息便不再只是来自海外的观点，而成为解释现实的一把钥匙。
二、阻碍中国民众获得退党消息的主因
阻碍中国民众获得退党消息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全面的信息封锁
中共建立庞大的网络防火墙和内容审查制度，屏蔽退党网站、《九评共产党》及相关关键词。境内媒体不得报导退党大潮，网络平台则会删除内容、封禁账号，并限制相关信息的搜索和传播。
因此，很多中国人即使每天使用互联网，也可能从未看到过完整的《九评》，更不知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存在。
2. 监控与惩罚所造成的恐惧
民众不只担心无法获得信息，更担心获得信息本身会带来风险。阅读、下载或转发敏感内容，都可能被视为政治问题。
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人即使收到相关数据，也不敢保留；即使内心认同，也不敢与家人或朋友讨论。恐惧使信息封锁由外在的技术控制，进一步转化为内心的自我审查。
3. 长期政治灌输形成的心理障碍
中共从幼儿园和小学开始进行政治教育，刻意把共产党、中国、国家和民族混为一谈。因此，许多人第一次听到退党时，会本能地认为这是“反华”“不爱国”或者某种境外政治活动。
这种心理反应并非建立在阅读和了解之上，而是长期宣传形成的条件反射。退党信息要真正被理解，往往需要先帮助人们区分中国与中共、爱国与效忠政党。
4. 对家人和现实利益的担忧
政府公务员、国企员工、教师、军人、警察和在校学生，可能担心接触退党信息会影响职位、升学、退休待遇或家人的安全。这说明极权制度不只使用思想宣传，也利用工作、教育和社会资源，把政治服从变成个人生存的条件。
5. 虚假信息与污名化宣传
中共一方面封锁退党信息，另一方面又以片面、扭曲的方式对退党运动及相关信仰团体进行污名化。当民众只能接触官方版本时，就很难独立判断事件的真实情况。
因此传播退党，面对的不只是“信息不存在”，还包括大量由国家机器制造的错误信息。
三、退党大潮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转折点不只有一个，而是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转折点，是2004年《九评共产党》的发表。
在此之前，很多人对中共某一项政策、某一名领导人或某一次政治运动感到不满，但仍然把问题理解为个别错误。《九评》把不同历史事件连接起来，促使人们从制度、文化和道德层面重新认识中共。
第二个转折点，是2005年《郑重声明》的发表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成立。
这使思想上的反思转化为一项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和平行动。人们不再只是批评中共，而是能够以退出党、团、队的方式，撤回自己的政治认同。
第三个转折点，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
新技术使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也让更多普通人有机会接触海外信息。但与此同时，中共也把互联网转化为大规模监控工具。因此，科技在这一阶段同时带来了信息突破与数字压迫。
第四个转折点，是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危机不断印证《九评》的分析。
从贪腐、毒食品、强制拆迁和司法冤案，到疫情期间的严厉封控、经济下滑、青年失业以及对民营企业的打压，越来越多人发现，许多问题不是偶然失误，而与缺乏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有关。
当人们的亲身经历与官方宣传产生巨大落差时，即使没有立即接触退党信息，对中共的信任也已经开始动摇。
第五个转折点，是退党从华人议题逐渐成为国际人权议题。
随着各国更加关注中共的人权迫害、跨国镇压、数字监控和对民主制度的渗透，退党运动不再只是中国人与一个政治组织之间的问题，也成为全球反对极权、维护信仰自由与个人尊严的一部分。
所以，中共的封锁确实使许多人无法及时获得退党信息，也让信息传播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封锁本身也暴露了政权对真相和自由选择的恐惧。
信息可以被删除，网站可以被屏蔽，一个人的声音也可能被迫沉默；但是，只要真实的生活经验与官方谎言不断发生冲突，人们就会继续寻找答案。
退党大潮最深刻的转折，不只发生在传播技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之中：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问“党允许我知道什么”，而开始问“真相究竟是什么”，精神上的改变就已经开始。
Q13：关于“电话调查中共活摘器官指控”，具体是如何进行的？
▶【答】首先需要说明，调查中共涉嫌活摘器官的工作，主要由“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及其他独立调查机构进行，并非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主要职能。因此，具体录音、受访者身份及证据认定，应以调查机构公布的原始材料为准。
一、电话调查的基本方法与对象
电话调查的基本方法，是从中国医院、政府部门和官方网站公开的信息入手，确定具有器官移植资格的医院、移植中心、相关医生，以及可能参与决策或管理的官员。调查人员再拨打公开登记的医院或机构电话，询问器官来源、等待时间、供体条件、移植数量及能否安排特定类型供体等问题。
二、调查对象
1. 器官移植医院和移植中心
2. 移植科主任、外科医生及医院管理人员
3. 军队及武警系统医院
4. 政法委、“610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官员
5. 曾参与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医疗及行政人员
电话调查通常不依靠单一录音作出结论，而是把多次通话放在同一证据框架下分析。调查人员会记录通话日期、时间、电话号码、对方所称身份及谈话背景，保存原始录音，制作逐字稿和翻译，并与医院官网、医生履历、移植论文、床位规模、官方统计及网站存档进行比对。
三、调查特别关注的内容
1. 医院是否承诺异常短的器官等待期；
2. 是否声称可以迅速找到相符供体；
3. 是否提到所谓“年轻、健康”或具有特定身份的供体；
4. 器官移植数量是否与中国官方公布的自愿捐赠数量相符；
5. 以及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回答是否呈现一致模式。
四、录音证据的评估与交叉印证
追查国际表示，自2006年3月开始调查以来，已收集4000多项相关证据。在其2024年公布的报告中（点击参阅追查国际调查报告），该组织称，在866段调查录音中，有66段录音包含其认为能够证实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的内容。这些数字及其证据解读属于追查国际的调查结论，媒体引用时应明确标明来源，而不应将其表述为中国官方承认的数据。
电话录音具有特殊价值，因为部分谈话发生在医院日常业务或内部行政环境中，受话者可能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回答。但任何一段录音都必须接受几项检验：
1. 电话号码能否确认属于相关医院或政府机构
2. 接听者的身份和职务能否得到核实
3. 录音是否完整，有没有剪辑或脱离上下文
4. 逐字稿与翻译是否准确
5. 对方是在陈述亲身所知的事实，还是为招揽患者而夸大
6. 录音内容能否得到其他文件、证人和统计资料的交叉印证
因此，电话录音不能脱离其他证据单独使用。最有说服力的调查，是把电话录音与异常短的器官等待时间、医院移植能力的快速扩张、官方捐赠数字与实际移植规模的差距、医学论文、医院网站存档，以及被拘押者遭受器官检查的证词相互比对。
五、独立机构的认定与国际关切
2019年，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主持的独立“中国法庭”，在公开听证中审阅了包括电话录音、证人证词、医疗数据和专家分析在内的多类证据。该法庭最终一致认定，活体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曾在中国长期、大规模发生，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主要器官来源之一。
2021年，多位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对中国境内针对包括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内的被拘押少数群体所涉及的活摘器官指控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中国允许独立监督和调查。
中国政府否认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指控。因此，对如此严重、可能涉及反人类罪的事件，最负责任的态度既不是轻率下结论，也不是因为中共否认就停止调查，而是要求保存原始证据、接受独立核验，并允许国际医学、法律和人权机构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调查。
这些电话调查的真正意义，不只是取得某一句引人震惊的回答，而是穿透一个高度封闭的体系，留下可以被保存、比较和进一步核实的证据线索。面对可能涉及大规模生命侵害的指控，国际社会有责任要求透明、追查真相，并确保器官移植医学不能建立在被剥夺自由与生命的人身上。
Q14：二十多年来，海内外退党义工经历了什么？他们的付出有何意义？
▶【答】要了解退党运动，不能只看那些不断增长的数字，还要看数字背后的人。二十多年来，成千上万的退党义工靠着一次通话、一次面谈、一份数据，把被封锁的信息送到中国民众面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名气，也从未期待回报。
在中国大陆，这份工作尤其危险。街道上的摄影机、人脸识别、手机定位与网络审查，都可能成为追踪的工具。可是仍然有人在认为安全、合适的情况下，向素不相识的人说明《九评共产党》的内容，解释为什么要区分中国与中共，并帮助愿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留下声明。
法轮功学员面对长期迫害，没有选择报复，也没有因此沉默。他们选择以和平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向人说明迫害真相，并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支撑他们的，不是对权力的追求，而是一个朴素的信念：人不应因为曾被谎言蒙蔽，就失去了了解真相、重新选择的机会。
退党义工付出的代价是真实而沉重的。据明慧网截至今年8月21日的统计，在中国大陆，已有535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仅去年一年，至少4803名学员遭到绑架或骚扰，年龄从17岁到93岁不等。其中，至少124人被迫害致死，751人被非法判刑，1306个家庭被抄，34人被迫流离失所，70人被关入洗脑班。
数字容易一眼带过，真正落到一个家庭里，却可能是一位母亲等不到孩子回家，是一个孩子突然失去父母，或是一家人在长年监控与压力中生活。正因为看见了这些代价，我们更不应把“义工”二字当成一个抽象称呼。
海外的环境虽然相对自由，却并非全无风险。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各地义工长年在街头、旅游景点和华人小区，与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交谈。他们要克服语言、气候和文化差异，也要面对谩骂、骚扰、跟踪，以及对中国境内家人的施压。
从今年2月23日到6月2日，美国、英国和韩国接连发生五起针对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的暴力袭击，中心总部也多次收到炸弹恐吓信。这些事件提醒自由社会：中共对异议者与信仰群体的压制，并不会自动停在国界之内。
这些义工所走的，是一条很难的路：不以暴力回应暴力，也不在压力下放弃说话，而是以事实对抗谎言，以耐心和善意化解敌意。他们不为夺取政权，也不追求个人利益；在他们看来，能让一个人听见真相、在明白之后作出自己的选择，就是最重要的事。
今天，已有4亿6000多万中国人发表“三退声明”。这份变化不是凭空发生的。它来自无数次不被记住的交谈，也来自许多人长年对自由、家庭甚至生命的付出。
因此，当我们讲述退党运动的历史时，不应只记得里程碑和统计数字，也应记得法轮功学员——这些默默的退党义工。他们未必会站在聚光灯下，但正是这一次次安静而坚定的选择，让更多人知道：即使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仍然可以保留良知，也仍然有机会重新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