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许多日本企业奉行政经分离原则。这使得它们既能依靠日美安全同盟保障自身安全，又能与中国建立深厚的经济联系，包括在中国大陆建立广泛的供应链、工厂和市场等。
随着2020年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各公司转向“在中国制造、服务中国市场”（In China, For China）战略：为中国市场创建本地化运营，同时努力为西方市场维持独立的供应链。
然而，从中共获取利润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共政府对资本外流实行严格控制。外国子公司必须完成年度审计、缴纳地方税款，而且必须将税后利润的10%拨入强制性储备基金，然后才能派发股息。剩余资金需缴纳预扣税，而诸如服务费或关联公司贷款等规避手段往往会引发审计和处罚。因此，许多西方公司表面上在中国盈利，但实际上却没有办法将资金汇出。
保护专有技术仍然是一项重大挑战。一旦先进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就会面临本土合作伙伴的系统性逆向工程、由政府支持的中国竞争对手挖走资深工程师，以及地方法院对商业秘密执行力度不均等等问题。中国国内企业往往在法律救济措施生效之前，就已经达到成本优势和规模。
这种动态使许多跨国公司陷入了沉没成本的两难困境。退出中国市场意味着，将中国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本土竞争对手，而这些竞争对手可以利用窃取的知识产权和中国国内收入进行全球扩张。因此，许多公司选择将持续的资本和技术风险视为经营成本。
随着北京方面不断加码施压，日本正通过企业重组、情报体制改革和国防出口来应对。
北京加大了赌注
2026年4月，北京大幅提高了赌注。中共国务院颁布了两项立即生效的关键规定：
国务院令第834号《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将常规商业决策重新归类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中国+1”多元化战略如今可能因“干扰正常交易”（interrupting normal transactions）而引发调查。第13条规定，供应链尽职调查、供应商审计和数据收集——这些内容是西方法律（例如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简称UFLPA，2021）所要求的——必须接受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
国务院令第835号《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针对遵守外国制裁的公司和个人。该法令设立了“恶意实体清单”（Malicious Entity List），扩大了外国公司信息披露的范围，并对高管施加个人处罚，包括禁止出境、旅行限制以及潜在的刑事责任等。
这些指令实际上承认了中共政权无力阻止其制造业基础的持续流失以及西方资本向更友好地区的转移。因此，它试图通过从内部关闭大门来阻止工业领域的“银行挤兑”（run on the bank）。
空军一号上的美日对话
在跨国公司努力应对中共日益严格的监管之际，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地缘政治协调也随之加强。
5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为期数天的峰会，数小时后，他在返程时从空军一号上致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在15分钟的保密通话中，川普总统向高市早苗详细介绍了他与习近平的会谈内容，这些内容并未与其他盟友分享。
通过如此明显地优先考虑日本，美国加强了同盟的力量，并为高市早苗提供了更强大的国内影响力，以推进日本的安全改革。
日本情报革命
多年来，日本的情报界一直由众多分散、各自为政且经常激烈竞争的机构组成。其主要支柱包括负责协调工作的内阁情报调查室（Cabine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简称CIRO/内调）、警察厅（National Police Agency，简称NPA/察厅）警备局（Security Bureau）、公安调查厅（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PSIA/公调厅）、防卫省情报本部（Defense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简称DIH/情报本部），以及外务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简称MOFA）情报部门。但是日益严峻的威胁形势使得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2026年4月下旬，高市早苗推动一项立法改革情报体系的法案。改革设立了由首相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简称NIC），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它还设立了国家情报局/秘书处（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Secretariat，简称NIB/NIS），这是内阁情报调查室（CIRO）的升级版，现在有权强制各机构共享数据。此外，它还包括一个打击外国影响和灰色地带活动的新部门，以及加强保护经济安全和防止企业技术泄露的能力。
该路线图的目标是在2027财年末全面实施，包括创建一个具有人力情报（human intelligence，简称HUMINT）能力的专门外国情报机构——类似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CIA）或英国的军情六处（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6，简称 MI6）——以及制定部分以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简称FARA，1938）为蓝本的新反间谍法。
这些变化引发了日本国内关于公民自由的辩论，并招致了北京方面的强烈批评，北京方面称这些变化是迈向“新军国主义”（neo-militarism）的一步。
释放日本国防工业潜力
数十年来，日本国防工业受到战后严格限制，包括几乎完全禁止出口致命武器。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简称MHI）、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简称KHI）和IHI等公司只能为本国军队提供装备，因此面临着高昂的单位成本和有限的规模经济效益。国防业务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自2003年以来，已有超过100家专业分包商退出该领域。
2026年4月，高市内阁推行了一项重大政策转变，政府现在允许出口完全可操作的致命武器系统，并简化了审批流程。目前，出口对象包括17个合作伙伴，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阿联酋等多个亚洲国家以及其它国家。
目前成果已初见端倪。日本主要承包商的国防订单积压总额已达6.25万亿日元（约合400亿美元）。三菱重工（MHI）正在大幅扩充其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的员工队伍，计划到2027年3月将其国防领域部门的员工人数增加至多40%。日本目前正与英国和意大利合作开展全球作战航空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简称GCAP）等重大项目，并向澳大利亚等盟友提供“最上级”（Mogami-class ）护卫舰的设计方案。
由于拥有全球联系和经验，三菱商事株式会社（Mitsubishi Corp）、三井物产株式会社（MITSUI）和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ITOCHU）等日本贸易公司在市场营销和物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将商业激励与国家战略相结合，日本正在转型成为盟军武器市场日益重要的贡献者，并将自己定位为更有能力的安全伙伴。
巩固盟军国防工业基地
就像1970年代的汽车行业，当时日本制造商向自满的美国巨头发起挑战了一样，如今美国的主要承包商也正面临着大量积压订单、成本加成合同（cost-plus contracting，注：一种常见于政府采购、军工、工程与研发领域的合约模式，最终价格按实际成本加酬金比例计算）的效率低下，和交付时间缓慢等问题。
相比之下，像上文提到的那些日本企业，拥有深厚的商业制造专业知识，其根基在于“物造”（Monozukuri）文化——即持续改进、精益求精和高效规模化生产。一些国家面临着美国产品长期积压的交付压力，从中或许能为这些日本企业带来一些机遇。
为了应对自身的挑战，美国战争部（Department of War，简称DOW）正在积极重组采购模式，以确保正在进行彻底内部改革的传统大型企业和积极进取的新兴美国制造业企业都能大规模交付产品。
日本国防工业基础的增长与美国采购改革的融合有可能重塑盟军防务生态系统，并可能催生一个更具韧性和反应能力的盟军国防工业基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