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許多日本企業奉行政經分離原則。這使得它們既能依靠日美安全同盟保障自身安全，又能與中國建立深厚的經濟聯繫，包括在中國大陸建立廣泛的供應鏈、工廠和市場等。
隨著2020年代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各公司轉向「在中國製造、服務中國市場」（In China, For China）戰略：為中國市場創建本地化運營，同時努力為西方市場維持獨立的供應鏈。
然而，從中共獲取利潤變得越來越困難。中共政府對資本外流實行嚴格控制。外國子公司必須完成年度審計、繳納地方稅款，而且必須將稅後利潤的10%撥入強制性儲備基金，然後才能派發股息。剩餘資金需繳納預扣稅，而諸如服務費或關聯公司貸款等規避手段往往會引發審計和處罰。因此，許多西方公司表面上在中國盈利，但實際上卻沒有辦法將資金匯出。
保護專有技術仍然是一項重大挑戰。一旦先進技術進入中國市場，就會面臨本土合作夥伴的系統性逆向工程、由政府支持的中國競爭對手挖走資深工程師，以及地方法院對商業祕密執行力度不均等等問題。中國國內企業往往在法律救濟措施生效之前，就已經達到成本優勢和規模。
這種動態使許多跨國公司陷入了沉沒成本的兩難困境。退出中國市場意味著，將中國龐大的市場拱手讓給本土競爭對手，而這些競爭對手可以利用竊取的知識產權和中國國內收入進行全球擴張。因此，許多公司選擇將持續的資本和技術風險視為經營成本。
隨著北京方面不斷加碼施壓，日本正通過企業重組、情報體制改革和國防出口來應對。
北京加大了賭注
2026年4月，北京大幅提高了賭注。中共國務院頒布了兩項立即生效的關鍵規定：
國務院令第834號《關於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規定》：將常規商業決策重新歸類為潛在的國家安全威脅。「中國+1」多元化戰略如今可能因「干擾正常交易」（interrupting normal transactions）而引發調查。第13條規定，供應鏈盡職調查、供應商審計和數據收集——這些內容是西方法律（例如美國《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簡稱UFLPA，2021）所要求的——必須接受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
國務院令第835號《反外國不當域外管轄條例》：針對遵守外國制裁的公司和個人。該法令設立了「惡意實體清單」（Malicious Entity List），擴大了外國公司信息披露的範圍，並對高管施加個人處罰，包括禁止出境、旅行限制以及潛在的刑事責任等。
這些指令實際上承認了中共政權無力阻止其製造業基礎的持續流失以及西方資本向更友好地區的轉移。因此，它試圖通過從內部關閉大門來阻止工業領域的「銀行擠兌」（run on the bank）。
空軍一號上的美日對話
在跨國公司努力應對中共日益嚴格的監管之際，華盛頓和東京之間的地緣政治協調也隨之加強。
5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在北京與中共黨魁習近平舉行了為期數天的峰會，數小時後，他在返程時從空軍一號上致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在15分鐘的保密通話中，川普總統向高市早苗詳細介紹了他與習近平的會談內容，這些內容並未與其他盟友分享。
通過如此明顯地優先考慮日本，美國加強了同盟的力量，並為高市早苗提供了更強大的國內影響力，以推進日本的安全改革。
日本情報革命
多年來，日本的情報界一直由眾多分散、各自為政且經常激烈競爭的機構組成。其主要支柱包括負責協調工作的內閣情報調查室（Cabinet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Office，簡稱CIRO/內調）、警察廳（National Police Agency，簡稱NPA/察廳）警備局（Security Bureau）、公安調查廳（Public Security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PSIA/公調廳）、防衛省情報本部（Defense Intelligence Headquarters，簡稱DIH/情報本部），以及外務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簡稱MOFA）情報部門。但是日益嚴峻的威脅形勢使得改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
2026年4月下旬，高市早苗推動一項立法改革情報體系的法案。改革設立了由首相擔任主席的國家情報會議（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簡稱NIC），作為最高決策機構。
它還設立了國家情報局/祕書處（National Intelligence Bureau/Secretariat，簡稱NIB/NIS），這是內閣情報調查室（CIRO）的升級版，現在有權強制各機構共享數據。此外，它還包括一個打擊外國影響和灰色地帶活動的新部門，以及加強保護經濟安全和防止企業技術泄露的能力。
該路線圖的目標是在2027財年末全面實施，包括創建一個具有人力情報（human intelligence，簡稱HUMINT）能力的專門外國情報機構——類似於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或英國的軍情六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6，簡稱 MI6）——以及制定部分以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簡稱FARA，1938）為藍本的新反間諜法。
這些變化引發了日本國內關於公民自由的辯論，並招致了北京方面的強烈批評，北京方面稱這些變化是邁向「新軍國主義」（neo-militarism）的一步。
釋放日本國防工業潛力
數十年來，日本國防工業受到戰後嚴格限制，包括幾乎完全禁止出口致命武器。三菱重工（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簡稱MHI）、川崎重工（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簡稱KHI）和IHI等公司只能為本國軍隊提供裝備，因此面臨著高昂的單位成本和有限的規模經濟效益。國防業務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很小，自2003年以來，已有超過100家專業分包商退出該領域。
2026年4月，高市內閣推行了一項重大政策轉變，政府現在允許出口完全可操作的致命武器系統，並簡化了審批流程。目前，出口對象包括17個合作夥伴，例如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印度、阿聯酋等多個亞洲國家以及其它國家。
目前成果已初見端倪。日本主要承包商的國防訂單積壓總額已達6.25萬億日元（約合400億美元）。三菱重工（MHI）正在大幅擴充其航空航天和國防領域的員工隊伍，計劃到2027年3月將其國防領域部門的員工人數增加至多40%。日本目前正與英國和意大利合作開展全球作戰航空計劃（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me，簡稱GCAP）等重大項目，並向澳大利亞等盟友提供「最上級」（Mogami-class ）護衛艦的設計方案。
由於擁有全球聯繫和經驗，三菱商事株式會社（Mitsubishi Corp）、三井物產株式會社（MITSUI）和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ITOCHU）等日本貿易公司在市場營銷和物流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通過將商業激勵與國家戰略相結合，日本正在轉型成為盟軍武器市場日益重要的貢獻者，並將自己定位為更有能力的安全夥伴。
鞏固盟軍國防工業基地
就像1970年代的汽車行業，當時日本製造商向自滿的美國巨頭發起挑戰了一樣，如今美國的主要承包商也正面臨著大量積壓訂單、成本加成合同（cost-plus contracting，註：一種常見於政府採購、軍工、工程與研發領域的合約模式，最終價格按實際成本加酬金比例計算）的效率低下，和交付時間緩慢等問題。
相比之下，像上文提到的那些日本企業，擁有深厚的商業製造專業知識，其根基在於「物造」（Monozukuri）文化——即持續改進、精益求精和高效規模化生產。一些國家面臨著美國產品長期積壓的交付壓力，從中或許能為這些日本企業帶來一些機遇。
為了應對自身的挑戰，美國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簡稱DOW）正在積極重組採購模式，以確保正在進行徹底內部改革的傳統大型企業和積極進取的新興美國製造業企業都能大規模交付產品。
日本國防工業基礎的增長與美國採購改革的融合有可能重塑盟軍防務生態系統，並可能催生一個更具韌性和反應能力的盟軍國防工業基礎。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