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3年12月07日讯】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开始，极限在接近崩溃的边缘，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当然不太可能由最高领导人去背这个黑锅。最近有消息说，前总理李克强很可能会被追责，包括当时的一些财经官员和金融官员可能都要受到追究，看来一波新的权力斗争又将兴起。
经济濒临崩溃 李克强死后被追责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军在新唐人《菁英论坛》节目表示，中国经济现在出现大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全世界共识。很多时候我们谈房地产、谈外贸、谈投资，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最近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叫《上海经济到底有多惨》，它里面讲了一个问题，它关注的是非金融企业存款，说白了就是除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这些金融企业之外的存款，实际上就实体经济的存款。中国实体经济的存款今年前九个月增长了0.19万亿，增长0.8%，按照这个趋势今年一年下来大概最多增长0.25万亿，而2015年实体经济的存款增长5.28万亿，与现在相比，相当于20倍的差距。上海今年的非金融企业存款到现在为止只增长了0.1%，上海占全国的1/8，大家可以想像，上海这个大都市它的经济有多冷，可以说真是冷到快结冰了。
李军说，最近几天网上有爆料说，本届政治局认定要追责李克强，主要还是跟房地产有关，现在恒大、碧桂园以及中植这些房产公司和金融公司有可能造成的债务据说达到50万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李克强是有责任的，现在传说刚刚退休的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财政部前部长刘昆都在接受审查，这两人都是国务院的，归李克强领导。而且李克强那时候据说还对恒大做过一些指示，说是放心贷款给恒大，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债务漏洞甚至后面的金融危机，那么要追究他的责任。当然这个消息我们无法去证实，但是有个现象是肯定的，就是在查许家印的时候，确实在调查他到底给哪些银行官员行贿，这些银行官员是不是给他违法做了贷款。据说前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刘连舸被抓了之后，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涉及到违规贷款，可能跟恒大有关。
中国民主党海外分部主席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表示，如果要追李克强的话，习有三个动机。
第一个就是权力斗争的一般动机，实际上李克强死之后当时民意表现出来对李克强的尊重和怀念，习近平明白，李克强其实并不值得老百姓这么怀念，而是老百姓会借此给他示威。独裁者的心态是就是活的时候不能有人功高震主，死了之后不能够让死人来压活人；
第二个动机就是经济形势不好要甩锅，习如果要承认形势不好，就有一个谁来承担责任，谁来背锅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权力斗争如果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要团灭团派的话，那李克强就很难逃。
李强现在等于在向李克强回归。比如李克强说搞地摊经济，他说搞街边经济。李克强说搞互联网，互联网其实不是关键，要全民创业才是关键，在李克强接任时中国只有一千万微小、小微企业，到李克强离任时候有五千万，基本上是解决了老百姓的就业和吃饭的空间问题；现在李强要搞平台经济，这个平台不就是互联网吗？所以如果真的要开始追责的话，我觉得李克强是历史反革命，李强是现行反革命。所以我觉得其实将来李强搞不好也会被追责，那就是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就在党棍和一些务实的共产党官员中间展开。
克强经济学对阵习思想 六十条改革不了了之
大纪元时报总编辑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外国人给李克强管理经济的方式总结了一个“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其实这种提法对习近平来说是很讽刺的，因为其它国家的“里根经济学”或者是“安倍经济学”，都是国家元首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理念，但是中国的不是“习近平经济学”，而是“李克强经济学”，这就有些尴尬。
当时英国巴克莱资本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李克强的经济理念中有三个重要支柱，包括避免大规模刺激、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整个核心是向市场放权让利，认为这个是“李克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也有人把它和“里根经济学”进行比较，因为减少负债、减少政府开支等内容，和里根的作法类似。比如中国经济专家吴敬琏就认为，转换政府职能、经济改革、开放市场是“李克强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李克强当总理的时候，确实比较重视民营经济，包括开放民间金融、地摊经济、供给制改革等等，其实都反映了这些理念。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搞了个4万亿刺激方案，当时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是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经济的泡沫化，伴随着中国经济整体负债率大幅增高、制造业空心化，很多企业都搬到其它国家去了。所以李克强一直想在这方面进行调整。
郭君表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一个六十条改革规划，很多人看了都很激动，虽然那个改革没有对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痛下杀手，但方向是明确的，是对国进民退的一个平衡。
中国的国有经济是从典型的短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按照陈云的儿子陈元的说法，就是所谓的紧运行模式，就是企业的行为政府化，当然国企本来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紧运行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它主要特点就是企业不重视利润，重视规模，所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提高资本报酬率不重视，它更重视的是扩张、重视投入、重视市场垄断。说简单点他们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企业赚不赚钱不重要，关键是要做大、越大越好。所以中国特别重视什么三百强、五百强，大就是好，这是社会主义的逻辑。最后这些企业，实际上成了社会的癌症，既大量掠夺了社会资源，挤压了其它企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创新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的大银行、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等等，都变成了这种庞然大物。
在美国，要不断利用《反垄断法》去限制这种大企业的发展。中国也有反垄断法，但中国是有政治目的的，主要是针对“外国企业”，中国真正的垄断性的大型国有企业反而没事。
十八届三中全会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但从来都没有落实到政策里面，更不要说落实到法律层面了。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李克强并不是一把手，他根本没有那么大的执行力去推动这个东西。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很明显更接近中共红色保守派，喜欢控制、喜欢做大量的政府投资。这几年说的什么“做大做强”“强强联合”，这些都和“改革六十条”的理念相反。所以李克强主导推动的那个“改革六十条”，最后不了了之。有些措施，比如“互联网金融”“P2P”，确实造成了严重后果、种下了各种爆雷的隐患。李克强他是想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但是由于中国这各个社会道德是乱透了，这个基础上这个改革只能导致大量的民间借贷用于“虚拟经济”，拿去“炒楼炒股”了，最后一大批人跑路。我估计中共现在要追责的话，这会是其中最大的一块罪名。
习全面后退 集权经济结构性问题无解
王军涛在《菁英论坛》表示，所有共产党国家，包括中共、前苏联、北韩都有一个情况，就是经济危机搞不垮它，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只要让人民勒紧裤袋，像习近平说我们要过苦日子、要以苦为荣什么之类的。但是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做不到这样，比如民主国家你经济不好就下台，我选你的政敌上台，把原来的在野党给选上来；那威权国家经济成为搞政变的原因，一般都是前任领导经济搞得不好，老百姓民生不行了，然后老百姓支持某个人搞政变。但是集权国家它能够把所有的民间控制住，它可以在舆论上让你觉得饿着肚子很光荣，我们在艰苦奋斗。
郭君在《菁英论坛》表示，今天有个《菁英论坛》的读者打电话来，他说你们就不要再隔靴搔痒了，他说本质上的问题就是中共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从自己的安全入手，谁上台了，都首先把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权力放在第一位，他说你们要把这个抓住了，这是最本质的问题。
郭君说，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的困境，很多人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结构性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它是无解的，要解决就必须改革，说白了就是资源重新分配，要求政府、中共最高权力让出利益、让出权力。而改革要是通过政府来推动的，那你要他让权让利，那是反人性的，让政府推动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成功过。在中国古代，每个朝代的中期都有这种改革，比如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洋务运动，那批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想法很好，很有逻辑，但是在实践中其实是没办法操作的。
那现在中国更不可能了，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就是放权让利的一个结果，是开放的结果。但现在习向后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管的越来越多，控制越来越严，经济只会越来越糟。让谁来背这个黑锅，其实都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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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