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档:大饥荒四川饿死人数过千万

本文作者:朱开阳

毛泽东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

北戴河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心情沉重,一脸病容,他发表了短简讲话,检讨承认自己不懂经济,闯了大祸,发生这么大的饥荒,饿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难脱责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委员、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也都难脱责任。他宣布这次全会之后,他要真正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党务,不再指挥工农业生产,只和林彪两人管理军事和国际共运。他再次提议正式通过党内文件,在他养病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行党主席职务。

鉴于在庐山会议后出现的问题,在一次常委工作会议上,朱德提出应替彭德怀平反,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把彭德怀请回来,庐山会议一风吹,三面红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养病,把北京交给你们。”刘少奇打圆场说:彭老总的事放后一步吧,先过了眼下大难再说。

7月31日,邓小平在会议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只是有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毛泽东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说:“现在代不代理不要紧,要紧的是全国救灾救人,承认血淋淋的现实,立即调整政策,发放救济粮,分给社员自留地,允许农民种粮、种菜,搞小自由,开放农村集市,生产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条条框框先放一放,谁的面子也顾不上了。既然一名贫雇农女儿,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门口来喊冤,老百姓面对饥饿死亡,还怕你关他班房、杀他头?你不让人活,人会让你活?逻辑就这么简单。全党同志立即行动,同心同德,千万百计度过饥荒。等到出了黄巢、李自成再来补救,就晚了。”

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到杭州养病。他心情很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说话,饭量大减,也睡不好觉。国际上有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支持中共路线的党不多,在国内,由于他坚持反右倾、大跃进运动的失败,造成全国农村饥荒、饿死人,怨声载道。他感到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威信,出现严重危机。

林彪出面“救”毛泽东

1960年9月,林彪出面“挽救”毛泽东。

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出拥护毛泽东的决议。他吹捧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唯一正确的路线。因此,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指战员的头脑,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4]

林彪还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现时代思想的顶峰。”

1960年12月21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对军委决议写了一个批示:“决议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中央认为,决议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正确的和适时的。中央批准这个决议,希望能定期检查、贯彻执行。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他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可以发给地委以上的机关阅读。”

这一反常情况的出现,引起理论界、思想界舆论大哗。1945年中共七大以来,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党的第二人物刘少奇。别人只能紧跟,不能超越。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和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些年来一直只提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宣称,他要继续搞毛泽东个人崇拜,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林彪突然以军委扩大会议的名义,搞了一个超越八大、超越党章的文件,等于从刘少奇手中抢走了个人崇拜的大旗。

在林彪和几百万军队的威慑下,没有人再敢翻腾“三面红旗”的错误,没有人再敢追究饿死人的责任。从此,林彪和军队处处主动,经常受毛泽东表扬;刘少奇和党政系统处处被动,经常挨毛泽东批评,而且愈来愈严厉。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信阳事件

1960年10月23日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西北四大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农业情况的汇报。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信阳专区出现大面积饥荒,大批农民饿死,达几百万之多,大家十分震惊。

信阳事件的材料,26日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5] 他又马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责成周恩来起草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称为十二条)。根据毛批示,中共中央派出由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为首的几十人组成的工作组来到河南,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也率领庞大的工作组到河南。中央工作组根据毛的批示,给信阳事件定调子,指出:信阳事件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漏网地主、富农大批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所造成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把领导权夺过来。

信阳事件第一责任人是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路宪文领导的遂平县,建立了受到毛高度赞扬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然后粮食产量“放卫星”、大炼钢铁、大办食堂、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瞒产,继续跃进,无一不走在全国前面,多次受到毛的表扬。如今被中央工作组定性,这些执行毛泽东路线的“好干部”一夜之间被定性为混进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漏网地主和富农。

信阳事件曝光后,吴芝圃下令逮捕路宪文和信阳地区16个县县委第一书记和县长,撤职查办下面的干部983人,逮捕法办275人,并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和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处死刑,改组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改组后的信阳地委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说:“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饿死了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为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信阳地委报告还说:“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了!’”

毛泽东接到信阳地委的报告如获至宝,于1960年12月30日批发全国:“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县社都应照此执行。” [6] 在全国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的阶级斗争。

吴芝圃炮制信阳地委报告这一“功”,抵了饿死294万人的罪。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吴芝圃灰溜溜坐在后排。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各省大员的面高声喊道:“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在前面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保住了中央委员,不久,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

河南省并不是饿死人最多的,整个大跃进期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在文章所述:“四川省饿死人超过1,000万。”

廖在文中指:“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的‘注积’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约为1,000万。”“实际上恐怕不止此数。”廖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从1960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有的地方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江北、涪陵、雅安地区都有饿死人的报告。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还要多出250万。”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副书记杨尚昆听了廖的汇报,并查对办公厅保存的材料,同意死亡数字为1,000万。

据温江专区崇庆县离休干部郑大军回忆:“1960年我任县农村工作组副组长到东阳公社二大队公共食堂检查工作。那天县工作组到食堂看到社员领取一勺糠米粥,社员喝完后坐在地上舔碗。一会儿,队长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于是社员起立鼓掌,一致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喊三遍,就有五六人因消耗元气过度,倒地昏厥过去。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碗;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米糠进锅搅匀。广大社员只好上山找食物,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蚯蚓、地蚕,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着铲回家,挖观音土用来充饥。生产五大队一队,全队共82户、491口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女孩48名,占全队同龄女童人数91%。有的户,老人死了,就偷偷地把头、脚、五脏埋了,把肉割下来煮熟吃了。83%的家庭有吃人史。”

廖伯康在《我向中央讲实情》文章中说:“四川饿死人那么多,省委主要领导的对策却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谁就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软弱性的表现。”

原温江地委副书记宋文斌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那时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不敢去看,你为什么去看?居心何在?想搜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级一级都在竭尽权力抹杀事实真相。”在“一个不清醒的领导眼里,只会有面目全非的哈哈镜世界”。

在整个大跃进期间,没有人敢向中央告状,就是有人写了信,也被邮局扣住追查,李井泉一手遮天。一直到1962年7月,经邓小平同意,派廖伯康等70名干部回四川老家调查,后被省委发现向中央反映情况,立即下令追查,把反映意见的有关人员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廖伯康给予留党察两年处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李止明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重庆市团委副书记于克书、赵济被撤销团市委副书记职务。

四川饿死1,000万人以上,但清查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罪行时,他毫不回避自己的过失,而且他气粗腰杆硬,严令禁止向中央反映真情,不给毛制定的政策抹黑,维护毛的“伟大”形象。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毛任命李井泉为批判彭德怀的西北大组组长,对他充分信任,视他为知己。李井泉坚决封锁四川饿死人的惨情,不让毛的声誉受到伤害,是为了报答毛的知遇之恩。1960年9月,四川问题开始暴露,毛又任命李井泉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掌管云、贵、川三省的西南王,逃避了惩罚。(未完待续)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注释:

[4] 《毛泽东传》(下)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5月21日,第1098页。

[5] 毛泽东批件,1960年10月26日。

[6] 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上卷,香港书作坊出版,2009年,第362页。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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