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8日讯】24．中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人心向背”
在1946年至1949年之间国共两党的那场决战中，中共最终赢了国民党。对此，中共自己的一个解释是这个结果体现了“民心向背”。按照这种说法，中共当时之所以能够成为赢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因为民意当时是向着中共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我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各阶层的社会意向做一番具体分析。
构成当时中国社会结构顶层的，是国共两党的核心人员，这个层次上的这两部分人，政治倾向自然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人数不多，但也是“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是城市里的高级知识份子。这些人主要是当时各类正规的社会机构如大学、报刊、研究机关等等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过着不错的日子，所以他们的想法一般都比较温和。但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于知识份子的本分，喜欢参政。他们参政的方式是发表文章，演讲，说自己的政治观点，然后向国共两党兜售，搞政治投机。这部分知识份子就相对不那么安分，这批人主要是通过办刊物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但他们办的刊物，不是真正意义的媒体，而是一种同仁论坛，是宣传自己的声音的，不是那种反映社会事物内部资讯，从而起到监督制衡作用的西方式的舆论传媒，所以这种刊物上讲的东西反映不了民意。这批人离底层社会较远，他们反映的只是自己的“民意”。这个层次的人，总体数量不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只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瞎嚷嚷。他们比较左倾，在政府那里没有什么得意的安排，有失落感，希望中共冲一冲政府，也好有机会投机一把。所以，这部分人的民意倒是向着中共的。除开这部分左倾高级知识份子，还有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同政府合作，如胡适，还有傅斯年、罗家伦之类的五四时期成名后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是右倾的，当然不会向着中共。没有人统计过这些左、右倾知识份子人数的对比，但两者的数量显然不会太悬殊。
这之后就是一般有文化的城市职员队伍。这些人数当然要多一些，但当时占人口的比例还是很低很低的，有个1%不得了。这部分人对国民党政府肯定不满，但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向着中共的，他们大多像沙子一样的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辛苦谋生，只求安稳，多数是安定派。所以这部分人的“民意” 至少肯定地讲，不能放在中共这边。
再下来，就是城市中下层百姓了。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意向，而且，他们到底有什么意向也不难推测，无非是过好一点的日子。他们当然对现状不满，但他们也未必知道什么是更好的状况。至少他们大部分肯定不知道中共的主张是什么，即便知道，也无法同自己的境况改善相联系起来，何况中共的政策主张里，具体地讲，就没有什么针对他们的主张。所以这些城市贫民阶层对中共没有什么倾向性。事实上，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期间，城市里并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一提的里应外合，让中共攻城更容易一点。长春围了那么久，也根本没有贫民起义。这都很说明这部分人的态度。
那青年学生呢？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讲，青年学生都是倾向于激进的，当时的学生多数也确实比较左倾。但他们人数很少，也不可能持久的影响城市中下层居民的思想。其实，从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整个期间，也没有什么真正持久的学运。不多的几次学运，持续时间都很短，影响力也没多大，而且有证据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中共操纵的。
再剩下一块就是农村居民了。他们又可以分成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块。国统区农民，没有什么好讲的，谈不上支持政府，但也绝对没有对抗政府，一些零散发生的乡村冲突，任何时代都有，与“民心向背”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解放区”的农民，核心问题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倾向，而是中共用强力与种种欺骗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动员并控制了他们的意向，这才是中共所谓“民心向背”的秘密所在。你控制住了，你就有了一个数量足够大的“取样”，然后你就可以一下子用这个“样本”代替全部。这个“样本”被控制住了，样本的资料你就可以掌握在手。你可以根据情况来调整，这样，从事后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拿 “解放区”的那个“民意”来代替全国的民意，而且不经意的就跳过了必要的逻辑环节，一下子，把结论放在这里了。这也就是说，所谓“解放区”农民的“民意”，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中共动员、控制的 “民意”而已，它根本就不能代替全国意义上的“民意”。
换个角度看，当时中国农村识字率很低，你通过什么方式让这些人认识国共之争的含义，从而还给出倾向性的选择呢？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设想一个平静的山村，突然来了个外人，说警察在追我，我是共产党，来救穷人的，立马三刻，农民就把他藏起来了，有这样的事吗？这个山村的村民倒很可能因为同情怜悯之心，而收藏这个共产党员，但绝对不可能在你气喘吁吁地讲你是来救我们村民的，所以我就藏起你来，那怎么可能呢？这是常识可以判断的嘛。可是中共却正是用这样虚构的事例来解说佐证所谓“民心向背”的。
可见，中共一向吹嘘自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 “人心向背”，这纯属站不住脚的谎言。
（注：本文大量引用了近年来大陆网路上广为流传的《中国革命史探谜：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文中的有关内容，但编者对个别地方略为做了编辑与加工。）
25．地主阶级的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
中共建制之初，即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在“土改”中屠杀了200万地主。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是所谓“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从小到大，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笔者从未怀疑过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直到撰写本文前不久方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我们信以为真几十年的“真理”，却是一个骗了几代中国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谎言！
1949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那么真实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当然，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准。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来看地主阶级当年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宣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钜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26．一穷二白的旧中国
中共多年来的宣传一直讲，在他们执政以前，中国被国民党搞得一穷二白。但实际情况是，1946年，国民政府只用一年时间就还清了八年抗战的全部外债，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非常好的。而且国民党在中国执政了22年，从1927年到1949年，历经了那么多的战乱和外侮，却没有大饥荒的报导，即使是饿死上万或几十万这样的统计都没有，所以说那个时代如果就那样建设下来的话，中国现在应该说是世界前三名。再者，民国初年时，中国的国民收入占到全球的27％，但是到了共产党执政2003年的时候，却只占4％了。“一穷二白”，能成立吗？
长期以来，中共编写的教科书还说“旧中国一穷二白，只能用洋火、洋钉”，这是天大的假话！
那么，“一穷二白”的旧中国都生产了些什么呢？
首先来看看洋火、洋漆、洋泥等方面。
1879年，广东佛山县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忙于战争，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火柴数量都大为减少；加上五四运动爆发，中国人民奋起抵制日本货，提倡国货，全国各地又兴起了办火柴厂的热潮，在短短几年中，全国的火柴厂就增加到100多家。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
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品质。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品质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堿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堿的一系列技术难题。1926年，永利堿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品质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堿。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品质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
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品质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品质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
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再来看看洋漆。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
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此外还有中国船王卢作孚等就不说了。我最后要讲的是，中国以前是穷，但不白。而且我们当时有比得上日本美国的工业产品。这些比较要横比，不要纵比。现在我们广东人还叫香皂叫“番堿”，不管洋堿国堿一律叫番堿，只是习惯问题。
马尾造船厂建于1866年12月23日，是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产生的第一家机器造船厂，时任总理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力排阻力，改革旧制，大胆引进欧洲先进的造船技术、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为船政正监督，任用洋人传授造船、造机技艺。1869年，造出了我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1871年，诞生了我国第一台蒸汽机；1882年，制造了我国最大吨位铁肋木壳兵船；1889年制造出我国第一艘钢壳网甲军舰。从建厂至1907年，马尾船政经历了从跟洋人学造木壳蒸汽兵轮到1875年辞退外籍技师，自行设计建造舰船，实现了自主建造木壳—铁木合构—钢制舰船的质的转变，共制造出大小船40余艘，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造船最多的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辛亥革命后，马尾船政改为福州船政局，又创设了飞机制造工程处。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巴玉藻、王助、曾诒经等中国年轻科技人员，经一年多努力，于1919年8 月，制造成功了中国第一架“甲型一号”双翼水上飞机(1910年法国的费勃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机的起降问题,制成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 ，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并培养了我国自己的飞行员。这使福州船政不仅是舰船的发祥地，还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摇篮。
汉阳兵工厂 (本文只引轻兵器有关资料，汉阳兵工厂尚生产其他大小火炮及炮弹，均略去。)
1890年9月6日，张之洞在大别山下找到厂址，长600丈，广100丈，南枕山，北滨汉，西临大江，与省城对岸。惟需筑地基9尺，并增高堤防以防水淹。即在当地设铁厂，枪厂和炮厂….1895年8月开始小量生产，冬季重建完成，开始生产，仿造德国出品的1888式毛瑟步枪(应是Commission Rifle，与毛瑟无关)，因为是仿德M1888式，所以定为88式，其全称为7.92釐米88式毛瑟步枪。使用圆弹头。同时生产子弹，每月能生产十三万粒。
德国定制八八式委员会步枪及汉阳造：
1896年开工生产。第一年生产1300枝步枪 。
1901年，生产步枪2,500枝，马枪316枝。抬枪53杆。徐建寅试制棉质无烟火药成功.
1904年9月26日，张之洞奏请将湖北枪炮厂改名湖北兵工厂。当时可以日产步枪50枝。子弹12000颗。
1904年，湖北枪炮厂又对88式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88式步枪与德M1888式不同点有：德M1888式枪管外部有一套筒，俗称老套筒。
汉阳造88式步枪：
1907年陆军部通令各省采购湖北兵工厂枪械。除特殊需要外，不应向外洋采购，一律向汉阳厂购买，并依期付款。该年生产步枪9,000枝 。
1916年9月8日，陆军部军械司在南苑试放汉阳兵工厂厂长刘庆恩(发明国造半自动步枪第一人)所制造的新枪，名为自装枪。
毛泽东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
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品质十分满意。
中国第一台重型柴油机：1924年，5种规格的低速重型柴油机，上海新样机器厂。
中国第一辆汽车：1929年，65马力，载重为1.8吨，沈阳辽宁迫击炮厂。
还想听吗？？？最好别光记毛泽东怎么教你的。
中国第一台万能铣床：1918年，上海王岳记机器厂。
中国第一架投入使用的飞机：1919年，甲型一号水上飞机，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至1930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已生产出教练机、侦察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7种飞机。
中国第一艘万吨轮：1920年，排水量14,750吨，时速10.5浬，远洋运输轮，美国订单，此后又生产了另外3艘。
中国第一架飞机：1912年，广州燕塘广东飞行器公司（第一次升空后坠机，试飞未成功）。
中国第一台柴油机：1913年，烧球式40马力柴油机，广州协同和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车床制造厂：1915年，上海荣昌泰机器厂。
中国第一家飞机专业制造厂：1918年，马尾船政局飞机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为万吨轮配套的蒸汽机：1918年，3430和3668马力蒸汽机，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轧花机：1887年，上海张万祥福记铁工厂。
中国第一台对开平板印刷机：1900年，上海曹兴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缫丝机：1900年，上海永昌机器厂。
中国第一条轧油联合设备：1905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艘大型军舰：1906年，宁绍号，排水量3074吨，3000马力，福州船政局。
中国第一台抽水机：1907年，15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卷扬机：1907年，60马力，汉阳周恒顺机器厂。
中国第一台汽锤：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刨床：1868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台铣齿机：1870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大马力军舰：1872年，海安号，排水量2800吨，1800马力，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辆简易蒸汽机车：1881年，用蒸汽锅炉改制，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辆标准蒸汽机车：1882年，中国火箭号，开平矿务局工程处。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1862年，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艘轮船：1865年，黄鹄号，安庆军械所。
中国第一台车床：1867年，江南制造局。
中国第一艘近代军舰：1868年，恬吉号，排水量600吨，江南制造局。
记得上学的时候地理老师可是说旧中国“没有一滴石油”，是李四光在新中国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近代开采延长石油，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延长油矿是中国石油工业之母。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朝廷，拨银 8100两为资
独山子是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之一，曾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同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油矿.。
1935 年，有“中国甘蔗制糖之父”之称的原顺德糖厂投产，成为中国第一家机械化甘蔗制糖厂，这个中国最老、也是最大的甘蔗制糖厂后来发展成现在的顺糖集团 。
薛广森，清同治四年（ 1865 年）出生于顺德龙江。17岁去香港在船厂做工，学成一手出色的机械技术。薛氏借为停泊珠江的英国油轮“青龙号”检修机械的机会，设法将船上的柴油机全面拆卸，绘出图纸，测得资料，经过反复试验改进，在 1915 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国产柴油机，不久就成批投产，引起国外工业界人士的惊异。
十九世纪清朝末年的1898年，第一台美国“老狗”牌（NEWHOME）缝纫机输入中国；1910年，美国胜家缝纫机从上海、广州等口岸大量输入，很快垄断了这些地区的缝纫机市场。
1928年，上海龙华人计国祯力求改变这种局面，他曾预言：“将来有一天，每家女儿出嫁，都要有一台缝纫机做陪嫁！”于是他开设了胜美缝纫机厂（取名“胜美”是要胜过美国，胜过“胜家”），成功试制了中国第一台国产家用缝纫机，开创了中国家用缝纫机工业的起点。（本文根据《“旧中国”一穷二白 天大的假话!》编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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