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2日讯】当中国关注着世界各地的民意调查，并投入钜资扩大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公共外交时，中国的名声反而恶化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台湾国民党过去曾用金钱外交，少则千万，多则百亿地收买外国总统的建交承诺，结果，还是被撵出了联合国。因为蒋经国陈水扁本钱小，收买不了美国。邓小平以13亿人口的大市场相送，尼克森卡特立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能通神，“对外宣传工作”是鬼的胡子骗人的魔术。
印度就不搞对外宣传，甚至还对外宣丒。马英九上台后调整了对外宣传方针，直播台湾法制现况，两党领袖与参选人同台辩论施政纲领，首先获得了美国免签特许。民国政府的名声一下提升到了香港之上。相形之下，中国大陆人的名声就远远落后于“宣丒”的印度。
南海和钓鱼岛争端，中国外交部的宣传为中国名声争得了静音，但是，并没有取得加分。安倍晋三的强硬态度反而获得了掌声，至少国际热钱涌向了日本，经济学家集体赞不绝口。新政府100亿的军购也让奥巴马喜滋滋地偏袒日本。
相反，中国的军方的低调转换和对北朝鲜的高调施压，并没得到国际赞扬，说明中国大举花费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对外宣传。没有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是自延安之后产生的“适得其反”的宣传效应，中国宣传了非市场经济理念，突出了阶级论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本质不是市场经济，是政治商业行为。相当于“政治收买和政党经商”。如果政党是一些宗教信徒把持，他们的商业行为就不再是市场经济而是宗教信仰战略了。这是哲学常识。中国孔子早在公元前就论述过了。
子谓子夏曰： “女（rǔ）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把君子归于政治家，小人归为人民。政治家喻以义，指政党是信仰团体，小人喻以利，指人民是经济团体。信仰团体不能从事经济，因为他们“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不懂，也不理会市场经济。
用现代语说，他们只有“权力寻租”的工具。
重商主义就是利用权力为政治寻租的行为。在国内得罪于政治团体，在国际上失信于国家主权。与旧殖民主义同工异曲。
旧殖民主义由英国传给美国，曾经起过全球工业化的革命作用，正如［英］马歇尔在20世纪初期指出：“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虽然尚武或对艺术精神的热爱曾经盛行一时，但宗教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影响总是居于前列，而且它们差不多胜过其他一切影响之和。”
宗教和经济学都关注人类的贫困。因为，虽然有些苦难不是贫困的必然结果，但总的来讲，“穷人的祸根就是他们的贫困。”
宗教用精神安慰让穷人知足常乐，市场经济用竟争让穷人自食其力。偏向任何一方都是庞式骗局。承诺共同富裕的集权政治，实质上就是宗教的现代版。他的逻辑辩证就是把宗教与经济概念当作人性的同位素。先唯物而后辩证，用一种假设代替了结局立法重商主义。
正如埃及的金字塔工程和中国秦汉的万里长城。这些工程是经济行为，但是出于宗教动机。就成了重商主义。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中，以“坚持信仰的发展为硬道理”的宪法规则下，法制就变成信仰的护身符了。
伊斯兰教中的塔利斑派就是当今世界的为信仰重商主义的典型。俄国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地方正是信仰从宪法中移出了，而中国的共产主义信仰还主宰着政府和宪法。
信仰不是坏东西，它过去今天和将来都是人类创造世界历史的主要力量。但是，不能重商主义代替市场经济，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能代替市场经济一样。
马歇尔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用“竟争”这个名词来说明近代产业特征是不甚恰当的。我们需要一个不含有任何好的或者坏的道德意义的名词，这个名词只是说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近代企业和产业的特征是较能自力更生的习惯，较有远见和较为审慎与自由的选择。没有一个名词能包含以上意义，但“产业与企业的自由”，简言之，“经济自由”的含义比较接近。在没有真正合适的名词之前，它是可以被采用的。
从理论上分析，美国并没有做到经济自由的模式，他们的旧殖民主义给世界造成了战争和杀戳。但是，共和党的罪孽正被保罗•克鲁格曼公开批判，奥巴马总统正收兵回国建立养老院。
中国走进世界经济体后做到自由了吗？
政治一元化的政府首先令民主政府恐惧，加上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收购世界大宗商品产业和资源，然后花几十亿宣传费用去鼓吹社会主义一党信念的特色。
中国名声会好吗？
要好起来，首先要像台湾和印度那样允许反对党批评，像巴西南美那样把政府的钱用在本地建设。而不是去吹牛“为信仰而斗争的重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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