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22日訊】當中國關注著世界各地的民意調查，並投入鉅資擴大中國在全球的影響、開展「對外宣傳工作」和公共外交時，中國的名聲反而惡化了。這是不爭的事實。
臺灣國民黨過去曾用金錢外交，少則千萬，多則百億地收買外國總統的建交承諾，結果，還是被攆出了聯合國。因為蔣經國陳水扁本錢小，收買不了美國。鄧小平以13億人口的大市場相送，尼克森卡特立馬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錢能通神，「對外宣傳工作」是鬼的鬍子騙人的魔術。
印度就不搞對外宣傳，甚至還對外宣丒。馬英九上臺後調整了對外宣傳方針，直播臺灣法制現況，兩黨領袖與參選人同台辯論施政綱領，首先獲得了美國免簽特許。民國政府的名聲一下提升到了香港之上。相形之下，中國大陸人的名聲就遠遠落後於「宣丒」的印度。
南海和釣魚島爭端，中國外交部的宣傳為中國名聲爭得了靜音，但是，並沒有取得加分。安倍晉三的強硬態度反而獲得了掌聲，至少國際熱錢湧向了日本，經濟學家集體讚不絕口。新政府100億的軍購也讓奧巴馬喜滋滋地偏袒日本。
相反，中國的軍方的低調轉換和對北朝鮮的高調施壓，並沒得到國際讚揚，說明中國大舉花費數以十億美元計的對外宣傳。沒有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這是自延安之後產生的「適得其反」的宣傳效應，中國宣傳了非市場經濟理念，突出了階級論的「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的本質不是市場經濟，是政治商業行為。相當於「政治收買和政黨經商」。如果政黨是一些宗教信徒把持，他們的商業行為就不再是市場經濟而是宗教信仰戰略了。這是哲學常識。中國孔子早在西元前就論述過了。
子謂子夏曰： 「女（rǔ）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孔子把君子歸於政治家，小人歸為人民。政治家喻以義，指政黨是信仰團體，小人喻以利，指人民是經濟團體。信仰團體不能從事經濟，因為他們「四肢不勤，五穀不分」不懂，也不理會市場經濟。
用現代語說，他們只有「權力尋租」的工具。
重商主義就是利用權力為政治尋租的行為。在國內得罪於政治團體，在國際上失信於國家主權。與舊殖民主義同工異曲。
舊殖民主義由英國傳給美國，曾經起過全球工業化的革命作用，正如［英］馬歇爾在20世紀初期指出：「宗教力量和經濟力量共同創造了世界歷史。雖然尚武或對藝術精神的熱愛曾經盛行一時，但宗教力量和經濟力量的影響總是居於前列，而且它們差不多勝過其他一切影響之和。」
宗教和經濟學都關注人類的貧困。因為，雖然有些苦難不是貧困的必然結果，但總的來講，「窮人的禍根就是他們的貧困。」
宗教用精神安慰讓窮人知足常樂，市場經濟用竟爭讓窮人自食其力。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龐式騙局。承諾共同富裕的集權政治，實質上就是宗教的現代版。他的邏輯辯證就是把宗教與經濟概念當作人性的同位素。先唯物而後辯證，用一種假設代替了結局立法重商主義。
正如埃及的金字塔工程和中國秦漢的萬里長城。這些工程是經濟行為，但是出於宗教動機。就成了重商主義。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理論中，以「堅持信仰的發展為硬道理」的憲法規則下，法制就變成信仰的護身符了。
伊斯蘭教中的塔利斑派就是當今世界的為信仰重商主義的典型。俄國不同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地方正是信仰從憲法中移出了，而中國的共產主義信仰還主宰著政府和憲法。
信仰不是壞東西，它過去今天和將來都是人類創造世界歷史的主要力量。但是，不能重商主義代替市場經濟，正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不能代替市場經濟一樣。
馬歇爾說：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用「竟爭」這個名詞來說明近代產業特徵是不甚恰當的。我們需要一個不含有任何好的或者壞的道德意義的名詞，這個名詞只是說明這樣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近代企業和產業的特徵是較能自力更生的習慣，較有遠見和較為審慎與自由的選擇。沒有一個名詞能包含以上意義，但「產業與企業的自由」，簡言之，「經濟自由」的含義比較接近。在沒有真正合適的名詞之前，它是可以被採用的。
從理論上分析，美國並沒有做到經濟自由的模式，他們的舊殖民主義給世界造成了戰爭和殺戳。但是，共和黨的罪孽正被保羅•克魯格曼公開批判，奧巴馬總統正收兵回國建立養老院。
中國走進世界經濟體後做到自由了嗎？
政治一元化的政府首先令民主政府恐懼，加上有政府背景的企業收購世界大宗商品產業和資源，然後花幾十億宣傳費用去鼓吹社會主義一黨信念的特色。
中國名聲會好嗎？
要好起來，首先要像臺灣和印度那樣允許反對黨批評，像巴西南美那樣把政府的錢用在本地建設。而不是去吹牛「為信仰而鬥爭的重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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