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9日讯】简陋生存条件致惨剧
河南兰考──这个曾出过焦裕禄式父母官的地方，最近发生了一件很讽刺也很让人揪心的惨剧，一个主人名袁厉害的穷居窝棚，因为一场大火，七个被收养的残疾孤儿命归黄泉。惨剧即时将袁厉害这个收养者以及当地的相关部门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除了对七个孤儿的生命惋惜外，对平日靠在街头摆杂货摊维持生计、而长期收养弃婴的小贩寄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也纷纷责问，长期以来当地的社会福利部门乃至政府，到底在福利救助上做了什么？
袁厉害不是天生的慈善家，她的收养行为始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她一直在医院附近摆杂货摊，一九八七年医院给二十元让其处理一名弃婴，她不忍心将婴儿再抛弃，抱回家中。自此袁开始了收养弃婴的生涯，二十多年间共收养了一百多名弃婴。这些弃婴中不少是后来当地群众冲着她的收养名声送去的，甚至连当地派出所也这么做了。今次惨剧是偶然的意外，但这个经济及居住条件极度拮据和恶劣的大家庭，隐藏着不可力抗的危险隐患却是必然的。可以断言惨剧的发生是当地政府福利救助严重缺失的结果，如果政府有完整的福利救助机制，就不存在一个本身也穷困的小贩收养弃婴的事情了。
转移视线的说法
对于舆论的责问，兰考县政府推出诸多转移视线的说法：有说袁不具备收养资格，属违法收养；有说民政部门曾要求其将弃婴转由福利部门收养，只是袁不配合；甚至有配合政府诋毁袁厉害的说法，说袁贩卖弃婴谋利及利用弃婴骗低保，完全将袁厉害的善举当成罪行了。这些说法不但经不起道德的拷问，而且在情理逻辑上也说不通。首先当地政府说袁厉害不具备收养资格，那么最具备收养资格的则首推政府有关部门，可这些部门在袁厉害公开“非法收养”的二十多年里承担了什么？既然自身有能力有资源且也有义务要承担的责任却不愿意去承担，还有什么资格去指责他人违法收养？违法的恰恰是推卸责任的政府本身。说民政部门曾要求袁将弃婴移交福利机构，但袁不愿意，那么除了将弃婴收养权转移外就没有其它改善弃婴生存条件的办法吗？事实上当地政府部门历来就没有收养弃婴及实质性资助收养者的惯例，否则就不存在医院用二十元打发袁处理弃婴的事情，更不可能出现当地派出所也将弃婴交由袁收养的情形了。政府的说法不但不能撇清自身的责任，反而将政府在福利救助上不作为的事实公之于众了。至于说袁贩卖弃婴更是含血喷人！袁向记者明确表示，如有这种行为，就应该拉去枪毙。弃婴为何成为弃婴？基本是因为先天残疾造成的。若是正常的婴儿，在这个贩卖婴儿成风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路边遗弃的问题。抛出袁厉害贩卖弃婴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说袁骗低保即是说袁铁公鸡身上拔毛，更不值一驳。
后来也许兰考政府感觉其责任实在推诿不过，不得不作出了将六个相关责任干部，包括民政局长及县属下的镇长、党组副书记等停职调查的决定，以减轻舆论的压力。
政府对社会福利救助严重缺失
不过明摆着的，即使将整个兰考的官员全部拿下也改变不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社会整体福利救助严重缺失。中国人的观点普遍都是这样，上面一切动机都是美好的，只是下面执行出问题，于是共同的诉求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兰考处理六名官员的举措，正是迎合大众这种观点和诉求的。
其实解决救助问题最根本的就是政府的财政投入。而在政府不投入的条件下，基层的执行者纵有能力和善心，亦只能陷入“巧妇难为无米炊”的境地。正如兰考县长被质疑为何能动用二千万资金建财政部门中心、却无钱建孤儿院时的无奈回应一样，关键是政府核心不肯投入。前段时间在贵州省毕节市发生五个流浪儿童在闹市因为避寒而挤入垃圾箱后被闷死的事件，与今次七个孩子被烧死的因由何其相似！
冷酷、虚假的制度
许多人认为，中国种种生存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各项条例未跟得上社会发展，这个观点是不够准确的。中国政府的福利条例在纸面上都好完备，但不付诸实行。比如对无家可归者的救助制度，从文字层面上讲是完美的，可实际操作中是流浪者却不愿入救助站。到底为什么呢？近日在湖南长沙有一记者扮作乞丐亲身去体验，但有点可惜，记者仅进入救助站的门槛还未接受真正的救助就放弃了。也不能过于苛求记者，因为记者入门的遭遇就超出了普通人承受的底线，一顿暴打谁能受得了呢？不过仅这一短暂的过程已经足以解释流浪者为何宁愿饿死、冻死和病死也不愿入救助站的原因了。若当事记者不放弃，继续深入去体验，很难说将有什么悲剧发生在他头上。而另一记者在同一救助站大堂拍到这样的景象：一个无家可归、衣衫褴褛的老汉被紧紧地捆住手脚搁在救助大堂中央的担架上，两眼流露着恐惧的目光，而几名工作人员则在一旁冷眼旁观。当时正发生什么事情实在无需继续解读，镜头已充分说明问题了。记者的经历和镜头的记录说明中国的所谓救助制度根本就是虚假的，彷如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因言获罪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而示威游行、组党结社自由就更是奢谈（当然那些宣泄极端民族情绪的行为只要是政府默许还是可以的，但这已不是自由的范畴了）。亦如信访条例也是完善的，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接访办公室，可操作起来就是拒访、截访。上访者的命运不是被送劳教就是送入疯人院。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政府制定所有同生存及人权自由相关的宪法和制度，全是骗人的。
可以推想，兰考这次发生的七个孤儿被烧死的事件，不会让政府痛定思痛，告别冷酷，走向慈悲；那六个担责的官员也不过是李代桃僵，替政府受过。政府又或会出台一些什么措施或什么机制，名为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实让其骗人的制度又转换另一种名目或形式来继续骗人。就像当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制度确实被废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救助制度又继续发挥收容制度的功能。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