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4日讯】中国是一个盛产“自杀者”的国家。最震撼人的是“文革”期间，天天有自杀的消息传出，这已不足为怪, 这是中国的一段“非常”时期。那么文革结束后的“和平”时期呢？
表妹刚从医学院毕业参加工作那会儿，好奇心、新鲜感十足，工作之余的话题，除了病人还是病人。她无意中提到“我们每天收治的病人中，自杀的人是最多的。”这话令人非常震惊，这段时间的中国，被当局称为“莺歌燕舞、国泰民安。”在这“太平盛世，”这些人何以如此想不开？依我看，是被逼的。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唯有自杀一条路。
2009年，四川唐富珍女士，为保护家人的房产，引火自焚，用自己悲壮的火把，控诉当局的野蛮拆迁。唐大妈由此开创以自焚抗强拆的“先河”，接着一幕幕强拆自焚悲剧，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华大地频繁、惨烈上演：
北京市海淀区居民席新柱为了阻止强拆，引火自焚，严重烧伤；江苏省盐城市居民曾焕为抗强拆点火自焚，严重烧伤；江苏东海县陶家父子俩点火自焚，儿死父伤；黑龙江绥棱县居民潘立国自焚，身体大面积烧伤；黑龙江密山市56岁老人崔德喜抗强拆自焚，严重烧伤；昆明市梁家河村何姓村民为阻强拆，引爆液化气罐10人受伤；江西省抚州市钟家三人自焚被烧成重伤；湖南株洲农民汪家正为抗强拆于自家楼上自焚，烧成重伤……
实际上，在唐富珍之前，还发生过三起抗强拆自焚事件：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居民何全通点火自焚致死；黑龙江省东甯县拆迁现场靳丽霞点火自焚，严重烧伤；山东胶州市拆迁现场，张永霞在挖掘机前浇下汽油自焚。
他们是否可以不自杀？有无别的出路？当这些自杀者自杀时，均有政府官员在现场，面对这些企图自杀的人，看看政府官员的态度：
当唐福珍浑身浇满汽油站在房顶上一遍遍喊话：“你们退下，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众多政府人员在场，无人理会。唐案中曾遭停职的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长钟昌林，在复职后接受采访称：“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当北京的席新柱把汽油洒在自己身上，并拿出打火机……，在场强拆人员说“你点啊，你点啊。”
天津市宁河县教育局党委记刘广宝，曾这样劝说小学老师张熙玲接受拆迁：“你以为浇了汽油，荣书记就免职了？李县长就免职了？……现在全国都在这儿摆着呢嘛，把谁处理了？处理了又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刘书记还真说了一句大实话。这些惨烈自杀事件发生之后，没有一名地方一把手官员受到问责或追究。中国频繁发生自杀的原因还用得着我来说吗？
中国的自杀事件不仅数量宏伟，而且还“花样翻新”领先世界潮流。“伪自杀”顺势而生。
2001年的大年三十，一支拥有男女老幼的自杀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天安门广场，陪伴他们进入广场的还有：手拿毛毯的武装员警、身背灭火器的消防队员、肩扛摄像机的央视记者、穿着白大褂的烧伤科医生。当然，还有停在现场的救护车；有关人员也没忘带上一块的条状铁器（后来果然在刘春玲头上派上用场）；甚至还考虑周到的准备了给刘思影涂脸的黑色油彩、并为王进东配备了绿色雪碧瓶；央视播音员在直播室里庄严待命，随时准备念那事先写好的“自焚”稿件。
不一会儿，一场栽赃“法轮功”的世纪“自焚”闹剧隆重上演。由此，中国的“伪自杀”一时冲出国门，“享誉”世界。但是伪的东西终究是伪的，不管当局如何精心设计、导演，也不管现场“演员”如何卖力表演，这出漏洞百出的闹剧却被中共的摄像机记录下来，被民众轻而易举识破。
在中国，民众面对强权，也并非都选择自杀这条路。当有的人不畏强权、奋力抗争，于是“被自杀”华丽登场。大凡死亡原因蹊跷、但被官方确定为自杀的，就属于“被自杀。”
弱势群体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维权的筹码，那么作为当权者的强势群体为何也自杀呢？他们因所处地位不同，自杀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们大多是“被自杀”者。
最早“享受”这一自杀方式的，当属举报安徽阜阳斥钜资修建“白宫”一事的李国福。接着，几乎三天两头就都有“被自杀”事件出现，不胜枚举。远的就不说了，说说最近的。
湖北纪检官员谢业新办公室身亡，身中11刀，刀刀致命。经公安机关缜密调查，谢业新系自杀身亡。这种自我凌迟式的自杀，是一个高难度的自杀方式。谢是先割手动脉还是先割脖子气管？ 谢当然作不到，毫无疑问他属于“被自杀”
以上“自杀”方式我统称为“中国式自杀，”中共专制政权是中国人自杀的推手。只要中共政权存在，这种“自杀”的阴影就笼罩在每一个人中国百姓头上；只要中共还在当政，中共民众就生活在这种“自杀”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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