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江:新版中共党史第二卷解读 (四)

【新唐人2011年7月10日讯】

(续前)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大会认定彭、黄、张、周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深入揭发批判这个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反对三面红旗的罪行。林彪作为17日才调上庐山的援军,他批判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据说谭启龙因没排上“俱乐部成员”,得以幸免。会后移师北京继续批判,刘、朱、周都参与批判。

9月1日毛泽东把他这次上庐山前后写的两首七律《到韶山》《登庐山》寄给诗刊主编臧克家和副主编徐迟,同时附一封信。信中说:“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毛泽东告诉诗刊,他的两首诗,也是答复(全世界反动派)那些王八蛋的!毛的信和诗,经人民日报和全国报刊的转载风传,造成推动反右倾强大的阶级斗争的声浪,全党打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300多万人,受到开除党籍、撤职、劳改的处分。

《二卷》只写了继续大跃进和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回避了1960年饿死人达到高峰。1960年5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河南省长吴芝甫不得不谈到信阳:“今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以增加好几万人。”4月份,中监委已经派李坚一行在调查信阳饿死百万人的问题,对河南和信阳的情况,毛当然清楚,一向喜欢严厉批评人的他,只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做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对于饿死人竟然如此地置若罔闻,完全丧失人性。

1959-1960年,信阳、安徽、河南、广西、贵州等地,已经发生人吃人,中国继续保持高征粮,高出口。1960 年10月,各地饿死人严重情况都纷纷报给中央。中监委和中组部工作组认定信阳地区饿死一百万的事实。由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中央十二条》),11月3日下发,农村首先开始反干部“一平二调”的五风运动,同时开展“小秋收”活动。城市也组织大批人员上山下水,采集野生植物加工成代食品。最著名的有“小球藻”。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证明他是个从不认错,残酷无比的暴君,也致使他一手制造的大饥荒继续升级,这是在和平年代对人类犯下的最大的罪行。《二卷》对大跃进之中的这场反右倾运动造成的更加严重后果,也只写成是“党在社会主义艰辛探索中发生的曲折。”

50年后,退休的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主编杨继绳,在香港出版了《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墓碑》,他计算的结果是三年大饥荒使得全国总人口减少5333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的两部分人口。根据他在十多个省,对大饥荒课题的的调查,与中外学者提供的数字做了比较,他提出3600万这个数字。但是还是远远低于亲历者提供的数据。

五、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继续犯罪。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这场运动是他君权无边,个人迷信发展到顶峰时候,大搞特稿的一场“清君侧”,这场革命的本质就是动乱,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国家主席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新高峰,九大确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毛泽东在运动中不断下达的最高指示,都是毛利用民粹主义手段,消除异己,大搞权力斗争的证据。这个理论毒化了全国人民,成为成立造反组织,大搞夺权斗争,私设公堂和监狱,全国搞武斗的依据。也是破环国家正常秩序,破坏法制的依据。文革十年究竟使得多少人死于非命,至今还没有像大饥荒一样的民间调查数字,官方档案也未公开,所披露的只有叶剑英讲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

1、《二卷》掩盖毛泽东是文革首犯。

邓小平对起草《决议》的写作小组说过:“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二卷》修改者对邓小平的话,吃得特别透。张启华说“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

刘少奇是毛泽东文革第一打倒的对象,薄一波向刘源透露: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伸着一根小手指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伸出一根小手指,就能把你打倒!”明明这个第一大冤案,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也是毛泽东批准的,《二卷》仍旧写成是康生、江青、谢富治搞的。

2,《二卷》将“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当作两个概念,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不否定文革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写成是林彪、四人帮的错误,保护了毛泽东。文革十年中经济、外贸、外交的发展,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划分,《二卷》都做了肯定。因此张启华说的 “对文化大革命要彻底否定”,是没有做到的。

不否定毛泽东,就一定否定不了文化大革命。

3,《二卷》对林彪领导的60年代前期的军事工作,政治挂帅,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加以肯定。其实这正是林彪搞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神话毛泽东的开始。

关于林彪,《二卷》回避了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他当亲密战友,革命接班人,并且将他写入党章、宪法,只写林彪和江青的勾结。这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4,同样对周恩来的批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都尽量减轻毛泽东的责任,也都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5,关于周恩来。周恩来是帮助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十分关键的人物,他是几乎所有重要专案组的总组长,刘少奇“内奸、叛徒、工贼”的定性,也是他做的,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推动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周的作用比较林彪更长久。有关周恩来应该承担的文化大革命责任,《二卷》像保护毛泽东一样,也进行掩饰,把他写成纠正错误的功臣和受害者。中共至今把维护周恩来的声誉当作是维护共产党的声誉不可或缺的,自欺欺人甚至超过了维护毛泽东。

6 ,粉碎“四人帮”突出李先念,对三个主要决策人、执行人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作用都没写够。

“历史转折”全力美化邓小平,贬低华国锋和胡耀邦

《二卷》“历史转折”一章,历史的主导者华国锋提前让位给了邓小平。

经历过这场历史转折的人们,谁不知道推动和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是胡耀邦,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华国锋和叶剑英,《二卷》却只写邓小平和陈云两个人,已经遭到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抗议。

《二卷》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一节,首段,酝酿──党校‘三次路线大讨论“;次段,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交锋;竟然连胡耀邦的名字都没有。直到第三段真理标准讨论在全国展开,胡耀邦的名字才排在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之后出现。而支持胡耀邦发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党的主席华国锋的名字一直看不见。歪曲历史还有更甚的吗?

为了把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功劳说成是邓小平的,三十年来中共宣传机构一直制造着一个误区,就是把1977年开始的这件重大的拨乱反正的工作,推迟到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1977年8月12日,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党的主席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的主旨,还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样非常不利于解决文革中制造的大批冤假错案。

胡耀邦回到党校之后立即组成写作班子,开始起草《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文章前后经过17次修改。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整整一个版,将近一万字。读者的来信和电报一个月来了一万多封。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更加热闹,受迫害的老干部,把大门围了一层又一层。这些人手上都拿着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也指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对他的下属说: “通篇都是右派言论。”这就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步。一个星期之后,第二篇文章的清样又放在胡耀邦的办公桌上,那晚停电,胡耀邦点起两支蜡烛,与杨逢春一起将文章逐句修改了一篇。11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把文章发表出来,题目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署名“本报评论员”,同时,还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

胡绩伟任社长兼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又把批评中组部部长郭玉峰的大字报汇编成册,用报社党委的名义上呈中央。几天之后,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代替郭玉峰担任中组部部长,同时兼党校校长。12月15日,胡耀邦走进了中组部灰色的大楼。

1978年5月,胡耀邦亲手创办的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全国大讨论。此时胡耀邦在中组部已经解决了堆积如山的积压案件。国内一篇通讯曾报道安子文在自己女儿面前把自己和胡耀邦作过一番比较:“我当了20多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记者们也不客气地评论:“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10年副部长和10年部长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胡绩伟早就撰文揭露了制造宣传误区的伎俩。《二卷》依然继续制造,这不是篡改历史,又是什么?

刘少奇临死只留下九个字: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二卷》公然宣称党史姓党!无视人民见证历史的力量,只能是一部专司奴仆之职的伪劣之作。无论如何为中共大暴君毛泽东文过饰非,在人民的苦难和累累白骨面前,罪恶都要被一一清算。

(全文完)

(原题目: 为“毛家祠堂”文过饰非的愚民文本(四) )

文章来源:《明镜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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