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9日讯】（续前）四、《二卷》坚持“在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之下，《二卷》肯定了什么？
1、反右必要论。
1957年毛泽东又发动和指挥了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他个人的评价是“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1957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二卷》依照邓小平的《决议》写此章，肯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竟然与毛泽东自己的评价没有多大出入。
2009年2月，郭道晖在《炎黄春秋》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引起过全国性的轰动，他彻底批驳官方至今坚持的“反右必要论”。郭道晖写道：“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万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万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0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万8470人，还有143万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 “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参见ks.cn.yahoo.com 2007-10-03）”
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时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为处置右派，毛泽东违宪设立了劳动教养制度。
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建国之后对言论自由最残暴，规模最大的一场镇压，它最直接的后果，是消灭了中国有独立政治纲领的民主党派，阉割了500万知识分子批判社会的功能。使中国再没有相对独立的媒体和媒体人。它的巨大破坏性远远不限制于仕的阶层，最直接孕育出的是大跃进。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海内外学界和中共党内民主力量都没有被邓小平的《决议》束缚，30年来，对反右派运动的深入批判和揭示出的真实资料，已经化作中国思想史上的巨大成果。对反右派运动性质的研究，彻底摆脱了中共党的立场和视角，而是站在人民立场和宪政视角，把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看作是毛泽东代表的共产极权主义，对整风鸣放这场中共建国后第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
2、整风和反右运动，背景都是1956年2月苏联二十大
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运动，是目的完全不同的两个运动。但是有着共同的背景，都是1956年2月苏共的二十大。赫鲁晓夫于2月24日夜至25日晨，召集苏共代表，做了长达四个半小时《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令人震惊地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卫国战争前对德国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压制民主和对南斯拉夫铁托问题上的错误。重点揭露了斯大林搞大镇压的黑幕，斯大林的理论是：“社会主义越是胜利，敌人就越是增多。”斯大林的方式是，要抓谁，就说谁是“人民公敌”，内务部就事先判好刑，交斯大林批准。包括对军官和将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和中共的震动绝不亚于对东欧各国。对中国知识分子则是一场思想启蒙。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20大的中共代表团成员邓小平和谭震林回到北京，毛泽东便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听取邓小平的汇报。12日晚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一改往常，情绪低沉忧虑，他说：“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揭了盖子，一是捅了漏子。说它揭了盖子，就是讲，这个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它捅了漏子，就是讲，赫鲁晓夫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是方法上，又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
4月5日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对斯大林做了三七开。
4月下旬，吴冷西在新华社做的有关政策的长篇报告里说：“乔木同志最近谈了一下毛主席的心情。乔木同志说：”斯大林时代统治的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残暴的统治，如果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下去，是不会千秋万世的，毛主席最近日思夜想，就是要设法使社会主义能够千秋万世‘。 “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新形势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和双百方针。做出要调整党群关系、党政关系的姿态。
9月，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新党章取消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改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现在中共官方出版的书籍中，有说这是八大彭德怀的提议，刘少奇复议，在党章中划掉了毛泽东思想；也有说是毛泽东自己的提议。但是事实证明毛泽东对此是非常生气的。虽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称他为“伟大舵手”，也难化解毛心中的怨愤。
3、波兰、匈牙利事件使得毛泽东在中国拿起刀子。
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市大罢工和游行示威。10月23日匈牙利爆发20万人的示威游行，随后演变为起义，纳吉上台，立刻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10月30日，毛泽东让正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向苏共中央提议：一个是进攻方针，用苏军把反革命压下；二是退的方针，苏军撤出匈牙利。11月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
11月15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做总结发言：对苏共二十大，他说有两把刀子，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斯大林的错误是没有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东欧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请敌我，这很危险。他重提高岗事件，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有人里通外国。最后他宣布：准备明年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说明毛泽东对党内要拿起被赫鲁晓夫丢掉的刀子了。
郭道晖认为，毛泽东整风原旨在防腐保江山，和历来政治运动一样，要敲打不同意见者。也正如夏衍1980年10月在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决议草案》时说的：1957年反右，当时就有人说，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怕的是党内出赫鲁晓夫（指在毛百年后作“秘密报告”。）
4、“引蛇出洞”的一幕。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人民日报没有报道。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能引用。因为毛的讲话常大改，毛钦定的特派员胡乔木也不敢指示人民日报报道。《光明日报》、《文汇报》做了突出的报道。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破例邀请党外160名著名人士参加。10日召开新闻界座谈会，毛泽东对常芝青（当今第一夫人刘永清的舅舅）说：“《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胡乔木当场推荐新华书店总经理储安平，说：“此人解放前在上海办《观察》，批国民党批得很厉害，他当总编辑很合适。”毛泽东对储和《观察》早有耳闻，当场拍板。
4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回来，把陈伯达、胡乔木、周扬、邓拓、胡绩伟召集到丰泽园菊香书屋的卧室里开会。毛大发脾气：“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总编辑邓拓做了解释，毛泽东依旧不依不饶，大骂邓拓“占着毛坑不拉屎”，参加中央会议后不发消息，不写社论，只能“增加板凳折旧费”，甚至说：“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接着，毛泽东说：“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
这次会议被共产党的这几位大秀才称为“床前训话”。邓拓被逼辞职，老毛还说他是假的。六月一日离毛为中共中央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只有一个星期，他亲自找吴冷西谈话，要调吴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邓拓明升暗降当了无实权的社长。一个星期后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以上是“引蛇出洞”惊心动魄的一幕。上任不过三个月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和《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都被打成右派。
事后邓拓曾经对胡绩伟说过：“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胡绩伟认为：“邓拓不执行毛的阴谋故而遭忌。”针对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对共产党的批评，整风立即改变为反右派运动。1957年的毛泽东不会再考虑什么《甲申三百年祭》，警惕的也不是什么“糖衣炮弹”，他一心要消灭资产阶级了，不仅党外人士，就是党内知识分子，也绝不能有独立的思想见解，只能唯上，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否则就死无葬身之地。
《二卷》是这样坚持“反右必要论”的：“事实表明，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敌对势力确实存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坚决予以还击，借以教育广大党员和人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反右派斗争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根本的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在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 不知《二卷》的修改者们，这样写论述，你们自己相信吗？你们是怎样掂量96人与317万的比重的？当你们确定“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具有长远意义的”，是指今天吗？北大荒，夹边沟，在你们的党性中还能挤出一点点位置吗？
《二卷》将毛泽东重大决策错误都写成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政27年，与他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的治国方式相比较，政治、经济决策的根本错误，是更为主要的，对国家民族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惨重。张启华修改的《二卷》的主旨“成绩写够，缺点写透，评价公正。”遮掩的正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决策的根本错误，以此来完成修史的使命。
一、“抗美援朝”是第一个，也是最重大的决策错误。
朝鲜战争发生已经60年，美国的档案早已公开，前苏联档案解密也有20年，中国学者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成果已经被世界引用，《二卷》完全沿袭六十年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来写这一章，不能不令人震惊。
著名的中苏关系和韩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以大量的档案史料证明：“唯有中国人站出来这一招，这是毛泽东为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多数领导人反对出兵，主要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而毛泽东力排众议，一再主张出兵援朝，考虑的就是这个政治问题。”
“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做出的中国出兵与美国孤军作战这一决定，才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和毛泽东的看法，并在事实上巩固和发展了中苏同盟的政治基础。此后，斯大林及时派出苏联空军参战，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并在涉及战争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上支持了中国的主张。”
而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则把冷战引向了亚洲。“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了一片，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便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冷战从此具有了全球意义。”
因此，毛泽东主导参加朝鲜战争，不止是让经历了战乱频仍的中国人民付出死亡和减员近一百万人的惨重代价。而热战之后长久的冷战，更使得中国长久背离世界文明的潮流，期盼和平、安康的中国人民，不得不遭受苏联模式的盘剥和极左的思想毒化，深陷于匮乏、贫困和愚昧的泥沼，付出了不堪回首的惨重的生命和财产的代价。
一、实行三大改造，选择斯大林经济模式是第二个重大决策的错误。
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现在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已经迫使刘少奇放弃了对新民主主义的坚守。
为了解脱斯大林“会遇到另一个让他感到头疼的亚洲的铁托”的顾虑，10月，刘少奇帅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斯大林报告中共中央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
1951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由中共中央批发下达。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秘书长杜润生说：“新民主主义是个桥，咱们要过河拆桥。”
1953年6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规定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资本主义绝种。
毛泽东用会议和中央文件，层层批判邓子恢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小脚女人”。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用宪法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不是十年，而是三年就基本建成了斯大林模式。
这三年的沉重代价，上文有述，不再赘言。
三、一直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政策，对中国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万劫不复，至今难以复兴。
毛泽东一生仇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建国之后对待知识分子继续采用延安整风的思想改造政策。这个政策贯彻在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合作化激烈的政治运动中，也就演化为一场接一场残酷的思想改造运动。
《二卷》把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相关联的全国规模的院校调整，写成是一次学习运动，民间对这场运动揭露的资料十分丰富。就是这场运动根本破坏了中国现代学术建制，整体向苏联教育体制转型，重点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化急需的工业人才和师资人才，合并院校，消灭了教会大学、私立大学，高校接受教育部领导，一律实行党委领导制，成为政府部门。各院校都压缩学科，严格分成文科、理科、工科和农林医科，学科之间没有综合，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各学科必须接受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哲学的指导，高等院校一律设立共同理论课，占用相当的课时。国外极受到重视的社会学，政治学，竟然被毛泽东亲自砍掉。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和著名教授都成为接受思想改造对象，他们教授的学科内容有的全部被推翻，只能用翻译苏联的教学大纲授课。
1952年开始，发生的是一场对中国教育、文化和科学产生巨大破坏性的变革，配合文艺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服务工农兵运动，使得建国之后的教育、文化水平大大逊于国民党时代。致使中国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水平，全社会的文化水平，与世界水平越落越远。《二卷》总体肯定这场变革的积极成果，对于贯彻几十年的群众斗争，“人人过关”，只是作为及时纠正的缺点，轻轻点到为止。
（待续）
（原题目： 为“毛家祠堂”文过饰非的愚民文本（三） ）
文章来源：明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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