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斌:講真話,對謊言文化說不

——關於「謊言文化」的札記之十一

中共的暴行暴政之所以能夠在大陸施虐橫行達八十多年之久,一個重要的原因正是因為有謊言文化為它充當吹鼓手和衛道士。這八十多年裡,特別是中共當政後的這半個多世紀裡,謊言與暴力結伴同行,給大陸民眾造成了無窮無盡的禍害。因此,要埋葬中共的獨裁暴政,必須解體支撐它的謊言文化。

捷克作家及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曾一針見血的指出,「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麼真話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一句真話能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索爾仁尼琴也說,「一個純樸而又勇敢的人所採取的簡單一步,就是說真話,不參與虛假!」「一旦虛假被驅散,那麼赤裸裸的暴力就會立即露出它的一切醜惡,暴力就會變得老朽,將會死亡。」 說到底,專制社會就像是一個貌似強大的暴力氣球,暴力只是個外殼,靠裡面的謊言氣體維持。因此,只要用真話的針頭去戳破那個巨大的謊言氣球,讓它不斷跑氣兒,氣球就會轟然倒塌,摔落地面。

那麼,怎樣才能解體謊言文化呢?應該怎樣解體謊言文化呢?我們的看法是:解體「謊言文化」不能採取以暴易暴的方式,而必須走一條和平理性的道路。簡單講,關鍵就是三個字:說真話!用當年捷克知識分子反抗組織「七七憲章」的話講就是「Living in Truth」,即「生活在真實中」。

「說真話」的第一步是拒絕說謊。當獨裁者在那裡肆無忌憚地編造和傳播謊言時,當許多人在高壓下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唯心地附和謊言時,你能夠勇敢地選擇沉默,讓謊言車間的流水線和謊言傳播機器的鏈條在你這裡癱瘓。

拒絕說謊簡易可行,不用上街,不用去廣場發表演講。「沉默是金」,既然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還在紙上,幹嗎不享受享受「不表態」權、使用使用「沉默權」呢?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中,男主人公托馬斯醫生曾在報上發表過暗諷蘇聯的文章,後來醫院領導人勸他寫份「檢查」,並保證不讓其他人知道,只是放在檔案裡做個記錄,事情就可了結。但托馬斯堅決拒絕了。他知道違心寫這份檢查,說點假話,既不會傷害到別人,還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但他寧可失去醫生職業,去擦玻璃,去鄉下種地也不願意唯心地寫這種所謂的「檢查」。因為他覺得,即使別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嚴做抵押,不可以放棄原則。原則和尊嚴是人生最寶貴的價值。正如兩位美國作家所說,「人生的價值不在於生活中的勝利,而是一個人的尊嚴。」(索爾.貝婁) 「有人持槍威逼,不服從就開槍。而你在服從的剎那間生命其實就結束了,因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瑪雅.安傑洛)

拒絕說謊不僅是自己不參與說謊,而且還意味著拒絕別人的謊言,特別是獨裁者的謊言。比如,不唱篡改歷史為虎作倀的歌;不再盲信撒謊者的宣傳,什麼「偉、光、正」,什麼「三個代表」,什麼「先進性」;也不再人云亦云接受撒謊者的誤導,去寫它所希望的什麼「紅色經典」、「紅色文旅」;不再傳播、引用、重複愛撒謊者的理論,什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拒訂助紂為虐以撒謊為己任的刊物;每當聽到撒謊者千篇一律恬不知恥的政治傳銷時,立即掉頭而去。

僅僅拒絕說謊還是不夠的,「說真話」的第二步是揭穿謊言,講清真相,它比拒絕說謊風險更大,更難做到,境界當然更高,意義也更大。如果說拒絕說謊只是減弱了謊言文化的聲勢,縮小了謊言文化的市場,那麼揭穿謊言,講清真相,則使一切謊言原形畢露,並讓說謊者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而給了謊言文化以致命的一擊。

戲劇家吳祖光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敢於揭穿中共謊言,堅持說真話的代表。因為說真話,他丟了黨籍,被趕出了「全國政協」,一直遭到當局的排斥,但卻至死立場不改。1989年4月底,在舊金山的一個文化討論會上,由於八九民運剛剛爆發,人們不約而同談起學潮,但在正式發言時,多數人都比較謹慎,只有吳祖光的講話獨樹一幟,他居然在台上大聲說:「現在是時候了,讓我們裡應外合推翻共產黨!」全場幾十名與會者鴉雀無聲,被吳祖光的話「震住了」,大概沒人想到這位中國劇作家敢這樣大膽直言。當時在座的不僅有中港台及美國學者,還有《紐約時報》記者等,而且吳祖光開完會之後還要回到中國。

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個環保會議上,吳祖光當眾痛批毛澤東、鄧小平,他說,「我們今天談的是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不過我認為中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人心靈的污染。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是毛賊!」「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將毛賊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賊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對於鄧小平,吳祖光也毫不留情:「鄧小平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六四』害死的學生比國民黨時候還多,我就親眼看到了學生們堆積起來的屍體。我認為,清算專制獨裁才是中國環保事業的第一步!」

吳祖光的這番話「讓在場的幾名官員面面相覷,而諸多聽眾則掌聲如雷。後來,人們知道吳老口無遮攔,舉辦會議的時候便不再邀請他參加了。但吳老卻說:不讓我去,我也不在乎。不過,只要有人請我去,我還要那樣說。」

其實,吳祖光先生並沒有講出什麼深刻的道理,他的可貴就在於大膽地戳破了虛假,揭穿了謊言的真實面目。當今中國的知識人,有的兜售靈魂,做專制的辯護士;有的用各種理由推諉說真話的責任;還有的以建構什麼「後現代、後後現代理論體系」等各種偽深刻來迴避嚴峻的真正問題,其結果不但直接間接地維護了中共的「謊言文化」,也褻瀆了作為「社會良心」的自尊。

「說真話」不僅是為了解體中共的謊言文化,也是為了做一個誠實的人,捍衛自己的自尊,

說真話當然會付出代價,甚至生命。所以索爾仁尼琴說,「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他本人就曾因為說真話被關進集中營,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來他又遭驅逐在海外流亡了20年。哈維爾也曾因為說真話被剝奪了劇作家的寫作權利,被迫到啤酒廠打雜,後又被關進監獄四年半。七七憲章的第二個發言人、布拉格大學哲學系主任、70歲的著名哲學家簡.巴參卡被抓到警察局連續審問11個小時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腦充血去世。第三個發言人基瑞.哈傑克在蘇聯入侵布拉格時任捷克外交部長,曾在聯合國嚴詞譴責蘇聯入侵,結果因為說真話,不僅被免職,還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蹤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強烈刺激性液體噴入他的眼睛。

但這些智慧、勇敢的人並沒有退縮。索爾仁尼琴說,在這種謊言世界,「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一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一切原則,犧牲一切靈魂……」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擺脫謊言,做一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那位在警察局被連續審問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學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還強調,知識分子「越是奴顏婢膝滿心恐懼,當局就越不把你當回事。你只有讓他們明白,不公正和專橫並不能暢通無阻,你才有希望使他們有所收斂。人們一定要永遠保持尊嚴,不怕威脅,不低三下四,只講真話。這樣做才能造成一種壓力,因為這一切與當局的所作所為尖銳對立。」

當大家都開始說真話時,謊言文化的末日也就到來了!那一天也是我們炎黃子孫恢復做人尊嚴的大喜之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作者提供/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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