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也有人說，鄭也夫寫這樣的文章，還是走的進諫上書的老套路，是對牛彈琴，與虎謀皮，還是對共產黨抱幻想。不對。鄭也夫這篇文章並不是專門寫給最高領導人的，而是公開發表在網上面向公眾、面向全社會的，怎麼能說是進諫上書呢？另外，鄭也夫分明寫到「共產黨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糾錯的機制」，怎麼能說是對共產黨抱幻想呢？
鄭也夫在他的文章裡講到如下一段往事：
「1948年1月，在中共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三個月後，費孝通在他反對暴力土改的文章《黎民不飢不寒的小康水準》中寫道：『歷史並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歷史的情境中總包含著一條合理的出路，歷史能不能合理發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為。一個被視為書生的人，有責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來，至於能不能化為歷史，那應當是政治家的事了。』」
70年過去了，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費孝通這篇文章。請問在當時，費孝通發表這樣的文章對不對呢？他該不該發表這樣的文章呢？如果你批評費孝通太天真、太幼稚，看不懂共產黨，那是不是說，如果一個人不天真、不幼稚，看懂了共產黨，他就不要發表這樣的文章呢？那是不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察言觀色，事先估計好你的話別人愛聽不愛聽，然後再決定自己發言不發言呢？如果是那樣，還配得上叫知識分子嗎？
知識分子之所以講話，當然希望別人聽，希望同道、希望民眾聽，希望掌權者聽，希望自己的主張得以付諸實行，但是他並不是算準了別人都要聽才講話的。而且很可能，他估計到有人不愛聽，甚至還可能討厭你的講話，還想編個名目整治你。但是他依然要講，因為他認為他講的話是對的，他認為講出他認為正確的話是他的責任。這和別人愛聽不愛聽沒有關係，該講的就是要講。知識分子的天職就在於，給未必總是合理發展的歷史指出合理的方向。
鄭也夫通過發表這篇文章，給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榜樣。中國知識界有不少這樣的榜樣。正如鄭也夫所說：如果有更多的知識分子「都忠實於自己的良知，都勇於講出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會是今天的樣子」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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