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04日訊】
2 與共產黨結緣 1911～1920年 17～26歲
一九一一年春天，毛澤東到長沙，正是結束中國兩千多年帝制的辛亥革命前夜。表面看去，照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描述，長沙「簡直就是個中世紀的城市，只能走轎子和人力車」。但這裡不僅充滿新思想，新風氣，而且醞釀著共和革命的風潮。
儘管清廷宣佈立憲，革命黨人卻一心要推翻帝制，說滿族是外國人，應該驅逐報刊雜誌此時已數不勝數，他們利用這個條件鼓吹革命，還組織社團，發動了好幾起武裝起義。
十七歲的毛此時第一次看到報紙。他從報紙上瞭解到反清派別的觀點，立即表示贊同。按當時的時尚，他寫了篇文章貼在學校牆上，這是他首次發表政見。像許多學生一樣，他剪了辮子，並跟朋友一道揮舞剪刀強行剪掉別人的辮子。
這年夏天，長沙格外悶熱，學生們比天氣更熱烈的辯論怎樣推翻皇上。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說後，有人把身上的長衫脫了一丟，大叫「快習兵操，準備打仗！」
十月，鄰近的湖北省武昌市爆發了辛亥革命。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垮臺了，中華民國在一九一二年的第一天成立。二月，末代皇帝溥儀退位。握有兵權的袁世凱替下作臨時總統不到兩個月的孫中山，次年就任大總統。一九一六年袁死後，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鬆懈，中國出現軍閥各自為政的局面。
新生民國帶給年輕的毛的，是無數嶄新機會。工業、商業、法律、管理、教育、新聞、文化，還有軍事，可做的事層出不窮。毛面臨著令人眼花繚亂的選擇。他先參了軍，但出操聽口令不是他喜歡做的事，更不用說到城外挑水做飯給長官泡茶。他於是雇了個挑夫幫他挑水。幾個月後，他乾脆退了伍，決定再回去上學。那時報上滿是新鮮動人的廣告，好些使他動心，一個是警官學校，一個是法律學校，還有個專教人怎樣製造肥皂，使毛髮了作肥皂製造家的奇想。毛最後挑了省立第一中學，但只在那裡待了半年。他覺得不如自修，於是天天去省立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第一次讀到外國名著的譯本，這些書把他的腦子從傳統觀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但他父親要他上學，否則拒絕供給他錢，十九歲的毛只好進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師範學校都不收學費，是那時中國致力於教育的結果。
第一師範充滿開放的空氣，連數學樓也是歐洲式的，長沙人管它叫「洋樓」。教室很洋氣，漂亮的地板，窗上裝有玻璃。校方讓學生有機會接觸各種新見解，鼓勵他們自由思想，組織不同的學會。學生的出版物有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Karl Marx）的像還一度掛在大禮堂裡。對讀報上了癮的毛已在報章上見過「社會主義」這個詞，在這裡他又第一次聽說了「共產主義」。那時，中國是真正的「百花齊放」。後來毛統治時也用這個詞，但他允許的還不及他年輕時萬芳叢中的一小片花瓣。
像全世界的學生一樣，毛喜歡無窮無盡地和朋友討論問題，有時沿湘江漫步，有時爬上校園後面的小山，坐在草叢裡辯論到深夜。蟋蟀在身旁一聲一聲地唱，螢火蟲繞著他們一閃一閃地飛，熄燈的鐘聲響了，他們置之不顧。出門旅行是他們的家常便飯，一轉悠就是一個月。農家友善地歡迎他們，供他們吃住，他們以寫門聯報答。
一次高談闊論中，據毛的朋友記載：「毛君主張將唐宋以後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這是有記載的第一次毛提到燒書。當時，這話並不離奇，在前無古人的思想解放氣氛中，一切天經地義的道理都受到挑戰，歷來的大逆不道都成了理所當然。國家有必要存在嗎？家庭呢？婚姻呢？私有財產呢？什麼樣的議論也不奇怪，什麼樣的話也都能說。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裡毛澤東形成了他的道德觀。二十四歲時，毛在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所著《倫理學原理》（System der Ethik）中譯本上，作了大量批注。在這些批注裡，毛直言不諱地表述了他的道德觀念。這些觀念伴隨了他的一生。
毛整個道德觀的核心是：「我」高於一切。他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欲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寶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毛的道德等於完全的隨心所欲。
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說：「吾人唯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欲遂行也，向誰負責任？」
對毛來說，任何成就只有在現實生活中能享受到才有意義。身後名「非吾之所喜悅，以其屬之後來，非吾躬與之現實也。」「吾人並非建功業以遺後世。」毛澤東完全不屑於追求「流芳千古」。
良心本是對人的衝動的一種心理約束。毛卻認為：「良心與衝動理應一致，乃調和的而非衝突的。」「二者原為一物，吾人各種之動作，固處處須衝動，處處系衝動之所驅，良心之明，亦處處承認之。」照這種觀點，「良心」只是為毛的「衝動」服務的工具。
泡爾生說：「毋殺人，毋盜竊，毋欺誣，皆良心中無上之命令。」毛不以為然，說：「此等處吾不認為良心，認為人欲自衛其生而出於利害之觀念者。」照毛的意思，人不幹這些壞事，只是出於個人利害考慮，要是幹了不受懲罰，那就要幹。
毛性格的另一個中心是「『破』字當頭」，他說對中國「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而且「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宇宙之毀也亦然……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毛在晚年也說過意思一模一樣的話。也就是說，年僅二十四歲的毛就已經用清晰的語言闡述了他漫長一生信守的人生觀。當然，在一九一八年，這些話只是說說而已。儘管他不是一個等閒之輩，楊昌濟教授稱他「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但毛沒有顯示出領袖天分。老師徐特立說在學校裡看不出他有號召力。當毛髮出徵友啟事，張貼在長沙部分學餃時，應召的只有幾個。他跟朋友成立「新民學會」時，他雖然活躍，選出的總幹事卻不是他。
那時的毛要找份像樣的工作都很困難。一九一八年六月，他從師範學校畢業。許多年輕人嚮往出國學習。像毛這樣家裡不富裕的往往到法國去半工半讀，勤工儉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很多年輕男人，需要勞工。
當勞工不是毛想幹的事。去法國的人還得學法文，而毛不擅長語言，一輩子都只說湖南話。有一陣掀起俄羅斯熱，毛也曾想去，對女朋友陶斯詠說：「我為這件事，腦子裡裝滿了愉快和希望。」他在一個叫伯樂佛（Sergei Polevoy）的俄國移民（是個間諜）那裡上了幾堂課。據這人說，毛怎麼也發不好生字表的音，別的學生都笑他，他就生氣地離開了。結果，毛既沒有去法國，也沒有去俄國。
毛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北京當時是世界上最美的都市之一。在剛對公眾開放的皇宮前，甚至還有駱駝莊重地緩步。但古都的生活是苦的。民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機會，卻沒有明顯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多數人還活在一個「窮」字中。毛一行八人，住在三間小屋裡，幾個人合睡一張炕，同蓋一床棉被，擠得緊緊的，要翻身得先跟左右的人打招呼。八人只有兩件大衣，出門輪流穿。因為圖書館裡有暖氣，毛有時去那裡，又看書又睡覺。
有一段時間，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毛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毛後來說，「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毛感到受了冷落，一直耿耿於懷，說：「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
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行，一九一九年四月回到長沙。毛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
為人師表的毛當穿得邋裡邋遢，好像永遠不換衣服。學生們記得他不加梳理的頭髮和襪子上的窟窿。他似乎只有一雙家制的布鞋，鞋底好像總處於即將磨穿的狀況。一次，人們抱怨他夏天赤裸上身，毛反唇相譏說：「這就算不錯啦，全赤我也無所謂！」
(待續)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 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