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瓦文薩是波蘭共產黨的秘密線人，其實早已不是秘密。好多年前，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成立前，我與王有才對籌備民主黨全委會問題進行了好多個月的討論和相當激烈的爭論。其中之一，就是波蘭例子，以及瓦文薩的線人身份問題。
我的看法一貫認為，在共產黨極權專制統治下，當局扼殺一切有組織的反對力量，扼殺一切反對派組織，由於這個情況，民主轉型，不可能採取有組織有秩序的形式進行。所以，我從70年代初發起和投入民主運動，就認為未來中國的轉型，將會採取以突發事件產生的革命形式進行。而且要經過二次或多次革命衝擊，才能成功。1974年，我根據杭州和浙江民眾反抗翁森鶴張永生等民兵指揮部的突發事件和武裝衝突的經驗，再次強調這個觀點，後來在在南京市中心張貼的大字報，就曾經論述，未來中國會採取類似杭州及浙江那樣的突發事件，來反對新官僚、反對特權官僚。1979年我寫的一篇長文，則專門比較和論述了蘇聯東歐統治集團與中共統治集團的差別，認為蘇聯東歐也許還有一定的改良希望，但是在中國，統治集團愚昧無知，幾乎沒有這種改良的希望，中國要走向民主，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非常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很大。這篇文章在本人編輯的《學習通訊》第六期發表。起訴書、判決書、裁定書一再強調指控本人「以批判蘇聯為名，對毛澤東同志、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擊，藉以進行反革命煽動。」「誣衊我國社會制度，妄圖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叫囂在中國進行『革命』。」「煽動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攻擊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是『特權官僚專制』，」「揚言要進行一場『新的革命』等」等。並以這些名義判刑十年。當時，1981、82年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寫的《批判「四個堅持」》的長文附件中，再次強調，按「四個堅持」搞下去，十年之內，必然爆發波蘭那樣的大規模突發事件和規模巨大的衝突。以後的89民運，蘇聯東歐革命，都採取突發事件和以突發事件進行革命的形式進行，完全證明本人的預言。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進行有組織的轉型，但問題是不可能，中共不允許任何真正的反對派組織存在，只扶植和允許他們的特線組織在一定條件下以相當低級的形式存在。因此，我們不應該參與全委會這個第二正義黨性質的特線組織。否則，不僅達不到我們的目的，相反，如果我們上當參與，去幫特線組織站台，就是幫共產黨及其情報機構欺騙民主力量和一般民眾，模糊人們的視線，到最後，變成參與壞事，無謂地傷害自己的力量和形象。
王有才當時希望參加進去，設法利用這個特線組織，聚集民主力量。並且以波蘭為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我則認為，波蘭是一個特例，那是因為當時波蘭共產黨以為，控制波蘭團結工會的瓦文薩等等主要領導人是他們的線民，以為這些線民能夠控制團結工會並且不會背叛他們，沒料到事情出於他們的預料，最後他們無法控制團結工會，並且沒料到他們安插在團結工會的線人，最後會背叛他們。
自從波蘭事件以後，各國共產黨吸取了教訓，我們已經沒有可能利用團結工會那樣的特線組織。
即使中共把國內「築巢引鳥，做窩養魚」，「與其你搞民運，不如我搞民運」等方針、策略和經驗推廣到海外，搶先策劃、組織和發起海外民運組織，當這個組織力量壯大到一定程度時，中共馬上就懷疑這個組織的失控可能和領導人的背叛可能，馬上就策劃分裂這個組織，最後把海外民運搞得內鬥不止、四分五裂。
所以，即使我們成功滲透進入特線組織，還沒有等你聚集力量，中共馬上就把你破壞了。
本人擔任民聯主席，並且參與過好幾個組織，就是想聚集、積蓄、組織和發展我們自己的有組織的力量，但實踐結果，證明完全不可能。
中共不僅像蘇聯東歐國家那樣派出大量特線力量滲透和控制反對派及其組織，而且比蘇聯東歐更厲害：
第一、他們派出的特線人數，比蘇聯東歐更多，蘇東特線人數大約佔反對派總人數的60%，根據中共領導泄露的消息，中國甚至達到反對派總人數的80%多。
第二，他們採用蘇聯東歐沒有採用的「築巢引鳥，做窩養魚」，「與其你搞民運，不如我搞民運」方針和策略，滲透，控制，甚至搶先組建假反對派組織。
中共採用這些辦法，使得目前的民運組織，絕大多數為中共嚴密控制。
上面這些手段，是中共扼殺真反對派，讓真反對派無法形成組織力量的主要手段。
王有才也認識到瓦文薩是共產黨的線人身份，以及中共使用的這些手段比蘇東更厲害，但他仍然認為進入全委會這個特線組織，去聚集反對派力量，是可能的。但不到一年，他還沒有聚集起自己的力量，中共就派人警告他了。實踐證明，他的樂觀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徐水良 2016-3-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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