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維平:李俊回家的路還遠嗎?

【新唐人2012年3月6日訊】今天,美國出版的《華盛頓郵報》和英國的《金融時報》等都以顯著篇幅報導了重慶民企老闆李俊的遭遇,正值北京兩會召開和王立軍叛逃事件餘波未平之時,海外主流媒體的介入,不僅有助於進一步釐清李俊案的真相,而且,對身陷打黑「黑打」醜聞的薄熙來,是一次沉重的打擊。筆者認為,儘管官方能夠暫時把王立軍強行「休假式治療」,但是,重慶打黑枉法追訴的涉案人員很多,國內有北京律師李莊,馬曉軍,海外有民企老闆李俊;上個世紀在大連有陳德惠案,天天漁港案;本世紀在重慶又有彭治民和曾志強案,黎強案等數百起冤假錯案,既使中南海高層「刑不上大夫」,薄熙來也逃不出倒台的命運,因為他明顯地違背了歷史潮流。

自從去年7月,本人大膽地圖文並茂地披露了李俊案以來,海外有關薄熙來和王立軍打黑「黑打」的報導越來越多,雖然,我寫的文章佔據了較多的媒體版面,但似乎是勢單力薄,僅為一家之說,故有讀者出於各種原因提出了質疑:你是不是個人恩怨,有所偏見?彷彿我批評薄熙來之舉是在出獄之後,這顯然不符合事實,早在1998年,筆者就在香港《前哨》和《開放》雜誌發表多篇文章,對其貪腐和枉法進行了揭露和批評,所以,2000年12月4日,薄熙來在下令拘捕我的同時,給中共大連市委常委會制定的近期工作重點是:嚴厲打擊海外敵對勢力的滲透和攻擊,這正如2007年,薄書記下重慶「唱紅打黑」,把工作重點轉移到排斥異己方面一樣,不論變換多少花樣,都是為了爭權奪利,都是以己劃線,順我者「紅」,逆我者「黑」,由於王立軍的「窩裡反」,造成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也旁證了本人的觀點。現在,以前存在疑慮的讀者,特別是海外媒體的記者,也不再懷疑我所指出的薄熙來的問題。目前,《華盛頓郵報》和《金融時報》等多家媒體對他的採訪和報導,就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實際上,我並不贊成流亡海外的李俊在困境中過於高調,他郵寄給我的證據材料只發表了一部份,我是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他目前人身安全問題,二是我對中共高層政改的期待,如同我的「文字獄」材料從未向聯合國等提交相關證據一樣,我主張中國人的難題最好在自家解決,故對溫家寶的政改方案寄於善意的期待,但是,就王立軍事件出現之後,薄熙來的起死回生看,中共自身的糾偏機制正在逐漸地喪失,像他這樣既貪腐又枉法,還仕途一路高調,由我親身經歷所見,實在歎為觀止。試問:如果不是胡耀邦平反了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如果不是華國鋒粉碎了搞極左的「四人幫」,如果不是鄧小平,趙紫陽引導人們主抓經濟,改變了貧窮面貌,中共能維持統治至今嗎?那麼,為什麼胡溫習李,不能夠立即抓捕薄熙來等人呢?既然領導核心失去了糾偏的機制,難道中共的垮台還會遠嗎?所以,薄熙來繼續表演下去,也未必是一件壞事。

就李俊案的來龍去脈看,它以鐵的證據說明了薄熙來的反動本質,何謂反動?逆歷史潮流而動就是「反動」,原本李俊是一個普通的悶聲發大財的民企老闆,20多年來一直在做生意,他的億萬家產來自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只要他上繳了稅收,又解決了一些員工的就業問題,政府對他就不應當有什麼苛求,他會反對執政黨嗎,他用得著成立一個黑社會組織和中共對抗嗎?黃奇帆在北大信誓旦旦講得黑社會「四條標準」,他一條也不夠,現有的一批新的證據進一步證明了,重慶沙坪壩法院指控他的罪行,除了治安糾紛,就是民事案件,一條也不成立,但這並不影響薄熙來一句話,王立軍「釣魚執法」,編個故事,把他家親友31口全部打成黑社會,為了什麼?為了搶班奪權,為了取悅於張海洋,這種栽贓陷害,指鹿為馬的把戲在文革中常見,所以,李俊案和李莊案一樣,都有力地說明了,雖然文革結束了,但階級鬥爭的幽靈還藏在薄熙來之流的心裡,隨時會跑出來吃人。這正是我20年來鍥而不捨地與之抗爭的主要原因。

我當然對中國社會諸多現象十分不滿,但誰願意走回頭路呢?搞「二次文革」能解決兩極分化的問題嗎?能解決官員貪污腐敗的問題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借助於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的心理,誤導群眾通過殺人的方式造勢,為自己的權力上升服務,他先把自己包裝成廉潔之士,再把對立派官員打成保護傘,把不順從他的民企老闆打成黑老大,把富有的民企打成黑社會,達到罰沒追繳巨額財產的目的。而政府有了錢呢,他再賄賂李嵐清之類的官員,收買海內外媒體,以滿足自己的權利慾。他自身就是一個數以億計的大貪官,怎麼會公正地為老百姓服務呢?這一套權術早被毛澤東玩臭了,王立軍成了林彪,謝富治的翻版,也就不足為奇了。

但李俊案的出現,還有更深的社會啟迪的意義:民企老闆有了錢就安全了嗎?顯然,在一個極權統治的社會裡,保住財富比創造財富要艱難得多,並非人人運氣好,能不斷轉向找到不垮的保護傘,何況還有經營風險的問題呢,所以,朝不保夕的民企老闆,在2008年王立軍受到薄熙來重用之後,開始了預防性的大逃亡,表面上老闆講得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實際上是在轉移財產,如同「裸官」不信任標榜的優越制度,把下一代安排在歐美一樣,越來越多的富豪,把錢存在海外,把老婆孩子安置在歐美等國。因此,薄熙來「唱紅」把自己唱紅了,王立軍的「打黑」把富裕的社會階層的心理安全打垮了,他們一唱一合,毀掉了鄧小平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成果,用老百姓創造的巨額財富養活了外國人,試問:遍佈世界各地的中國人購置的房產,難道不年復一年地給它國上繳稅收嗎?難道這不是最大的賣國主義嗎?

記得我在最初撰寫李俊案時,接到很多人的奉勸:他有四十五億的巨額財產,肯定為富不仁,有了錢就猖狂橫行,肯定有刑事案件在身,你為他講話,風險太大了。我不這樣認為,實際上,「共富」是一個假命題,人與人智力運氣不一樣,怎麼會共同致富呢?所以,要搞好稅收,富豪繳了稅,政府沒搞好「二次分配」,不能怪有錢人太富,政治體制沒有給官員合理分配稅收創造條件,關鍵的問題就在這裡。重慶法院指控李俊十幾條罪,唯一沒有偷漏稅罪,這說明作為民企,他已經盡了義務,歷年繳稅數以億計,難道不是事實嗎?拿重慶來說,如果「唱紅」花費的2700億節約下來,就能改變許多人貧困的命運,但誰能制約薄熙來的權利呢?他和王立軍能在一個3200萬人口的城市,抓出600個「黑社會」,一個小小的忠縣竟有61個追逃小組,你說,還有「紅社會」嗎?這種大躍進式的大肆搶錢和高壓維穩,使國家的稅收打了水漂,用公民的血汗錢再來折磨自己的人民,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麼?要我說,它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六十年代挨「四人幫」整肅的薄熙來,鹹魚翻身,成了整肅別人的「薄澤東」。「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的本質一點沒變。

這正是西方主流媒體關注的焦點,王立軍叛逃了,「重慶模式」的牛皮吹破了,中共十八大臨近了,「習李配」將取代「胡溫配」,不論如何配,政治體制不變革,官員的個人品性就非常重要,假如薄熙來代表的極左勢力借屍還魂,不僅中國人民將蒙受巨大的災難,全世界都得跟著倒霉,試想,一個重慶有270個文革式的專案組,一個國家該搞多少個呢?600個「黑老大」,只跑出來一個,就披露了這麼多「黑打」的事實,可以推理一下,有多少觸目驚心的悲劇被隱藏啊,從法官烏小青死在看守所,到李莊慘遭誣陷坐牢;從樊奇航蒙冤屈死到文強案拒不「異地審理」;從馬曉軍被強迫失蹤,到抓捕方迪的王立軍成了「一坨屎」,在短短的四年裡,薄熙來鼓噪起來的個人崇拜和唱紅「唱傻」,打黑「黑打」運動,展示了文革回潮的微型景觀,從而把路線鬥爭的課題擺在中南海高層面前,何去何從,生死尤關,不能迴避。

在我看來,儘管薄熙來和王立軍強力地表演了一場,但畢竟與毛澤東時代比較,他們身後的背景截然不同了,毛一輩子沒看過的手機和電腦完全改變了世界,薄熙來絞盡腦汁也不會料到,在他拘捕我九年後的同一天,李俊也被其送進了看守所,後來他成功地脫身了,卻把證據材料郵寄給了我,隨後就在互聯網上傳開了,自從童之偉教授的調查報告出籠後,有關李俊案出口轉內銷的信息就難以摀住了,這有力地說明了,在一個網絡罩著地球村的世界裡,靠欺騙的謊言和枉法追訴是維持不了統治的,我相信只要習近平能記住劉志丹,劉源能記住劉少奇,就沒有人能步薄熙來的「二次文革」的後塵,太子黨也不是鐵板一塊。李俊不必流淚,回家的路是越來越近了!

2012年3月5日於多倫多。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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