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瑜:諸善之間

【新唐人2011年9月28日訊】這是一個暴躁的時代。在微博上我見過幾個經濟學愛好者吵架,說起來也是真名實姓、有頭有臉的人物,吵起來竟然也時不時冒出「你這個傻叉」、「XXX這個蠢貨」、「你吃XXX的屎去吧」這樣的用語。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猶太人那樣不共戴天也就罷了,但真要仔細去推敲,發現爭論雙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觀點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導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這樣的暴躁顯然不僅僅局限於經濟學家。在一個不習慣於就公共議題展開公開辯論的社會裡,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個有著悠久的「你死我活」傳統的文化裡,真理永遠是獨家經營。

我對邁克·桑德爾的喜愛,與其說是因為他的某個具體觀點,不如說是因為他對所有論敵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態度。作為一個當代政治哲學家,桑德爾被劃分在「社群主義」這個理論陣營裡,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開課裡,以及根據課堂講義整理出來的《公正》一書裡,桑德爾對社群主義的競爭對手 ——功利主義、右翼自由至上主義、左翼平等自由主義、康德式的普遍人權學說——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闡釋。當然他的論證最終引向了對這些理論的批評,但這是在對其作出最充分的辯護之後。

正是因為桑德爾這種「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書教給讀者的與其說是真理,不如說是困惑;與其說是信念,不如說是遲疑。但困惑和遲疑並不一定是壞事。當思想太多地被權力用來當作棍棒,困惑就成為寬容的前提。當人人爭當殺氣騰騰的真理代言人時,遲疑則是一種智性的成熟。「當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個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個會導致成千上萬平民死亡的恐怖襲擊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獲得該信息。為了獲取信息,應不應該對他進行刑訊逼供?應該?那麼好,你是哲學上的功利主義者——因為你認為為了多數人的福利,可以犧牲一個個體的權利。但是,如果無論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會招 ——除非你對他三歲的小女兒實施酷刑——你還願意做那個功利主義者嗎?在成千上萬平民的生命和一個小女孩的權利之間,你大約感到了遲疑。

再比如,籃球巨星喬丹在運動生涯裡,年收入曾高達數千萬美元。政府應該對他強制徵收高稅收,以促進經濟平等嗎?你也許會說,應該,因為他每年交出 100萬分給100個貧困家庭,對他自己來說,不造成什麼大的損害,卻可能大大改善100個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變100個孩子的命運——這裏促進的可不僅僅是結果平等,而且是機會平等。可是,那麼,政府有沒有權力——出於同樣的理由——強制我們獻血甚至獻骨髓呢?畢竟,在體檢合格的情況下,捐點血甚至骨髓不會真正影響我們的健康,對於那些急迫需要這些醫療救助的人,這卻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權利之間,我們再次感到了遲疑。

又比如,一個叫比爾的人,碰巧知道一個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於威蒂是個毒販,正被政府通緝。比爾應該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嗎?當然應該,你可能會說。可是,如果威蒂是比爾的親哥哥、並且從小兩人相親相愛呢?事實上,這個叫做比爾·伯格的人寧可為了哥哥而辭去麻省大學校長的職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發哥哥。事實上不少人被他對哥哥的忠誠及其犧牲所感動。可是,難道一件正確的事情,僅僅因為適用於你自己的親人,就變成一件錯誤的事情嗎?在康德式的絕對命令和桑德爾式的共同體忠誠之間,我們再次陷入了徘徊。

這樣的例子可以無限舉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寶貴的」,我們願意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車禍傷亡率而將最高時速降低1/4甚至1/2嗎?如果只要不傷害他人,人就可以為所欲為,女性可以將自己的子宮作為一個工廠,在淘寶上出售自己的嬰兒嗎?如果政府應該保持價值中立,那麼政府應該花同樣多的錢資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垃圾肥皂劇嗎?……根據心理學上的「認知衝突」理論,人有追求邏輯一致性的本能,但是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們,沒有一個正義標準可以放之四海且貫通古今,每個人實際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選擇正義原則。在讀《公正》之前,我們也許清楚自己的原則是什麼,讀完之後,可能反而變得糊塗,因為每一種觀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種觀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導致相對主義。它只是提醒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構成衝突的未必僅僅是「善惡」之間,一種「善」和另一種「善」也可能構成緊張關係。權利和福利之間,「絕對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間,平等和效率之間,自由和安全之間,常常存在著取捨關係。我們盡可以根據自己的觀念,論證哪種取捨更合理或更合乎時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訴我們存在著一種沒有代價的選擇,那也許我們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來的中國,從立憲派到革命派,從復古派到西化派,從民族主義到國家主義,從市場原教旨主義到民主萬能論,有太多的觀念傳銷者試圖告訴我們存在著一種「包治百病」的藥方,遍體鱗傷之後,也許我們可以在下一次衝鋒陷陣之前,表現出一點點的猶豫?

猶豫不是為了逃避選擇,但是它令選擇之後的制度設計更加審慎和包容。也許我們的觀念會被四通八達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論點之下會顯現出更清晰的論證。每個人最終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但這應該是通過穿過論敵的觀念,而不是繞過它們。有人在形容美國的立憲經歷時指出,這不是一個偉大的勝利,而是一個偉大的妥協。的確,在諸善之間,妥協比勝利更值得慶祝。

《公正》的另一個可貴之處在於它思考哲學的方式。這本書並不討論一個個抽象的哲學問題,而是引領我們發掘生活的哲學性。在桑德爾的帶領下,我們發現原本平淡無奇的生活中,幾乎每一個細節里都暗藏著一個「哲學按鈕」,按下那個按鈕,庸常事物收攏的意義就會「孔雀開屏」。大到言論自由的邊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倫理,都可以進行哲學意義上的反思。亞里斯多德、康德、羅爾斯、諾齊克的思想不再是學派派的概念遊戲,而是照亮現實生活的手電筒。

在這個意義上,桑德爾可以說是受人以漁而不是受人以魚。當然過於頻繁地掏出「手電筒」也可能敗壞生活的興緻。有一次我和城東的兩個朋友聚會,在選聚會地點時,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難道不應該在東邊聚餐嗎?一個人跑勝過兩個人跑,這符合功利主義原則……但是憑什麼要為兩個人的利益犧牲一個人的利益,這難道不是傳說中的多數暴政?……看來人人心中都有一個沉睡的哲學家,千萬不能輕易驚醒它,因為所謂理性,就是一場偉大而漫長的失眠。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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