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延安日記（40）

【新唐人2011年8月8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3年4月10日

雖然「二十二個文件」中沒有公開的反蘇和反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但是把這些文件這麼一編，再配上必讀的中國小說，其目的是要助長民族自大感和反蘇情緒。「教條主義者」這個叫法，體現出中共領導對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公開厭惡。

爭取民族解放是中共的目標之一，但是，這一鬥爭不應該使中共成為一個把民族主義作為主要目標和最終目標的黨。

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階段，共產黨應該團結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多少有點革命思想的社會各階層，並領導起這個鬥爭。但是，本國的民族解放只是一個階段，而不應該是共產黨政策的最終目標。

1943年4月15日

在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的堅決要求下，我去看了王明。他情緒很不好，折磨他的與其說是身體上的病痛，不如說是精神上的痛苦。

羅莎·弗拉基米洛夫娜事先提醒我，她還沒有把「莫斯科派」遭受的瘋狂迫害告訴她丈夫。

王明氣憤地跟我談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所作所為。在莫斯科，這位未來的刑官在職務上是王明的下級，他曾經曲意奉承王明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所有知名的領導人。

王明回想起當時每次開會，康生總是第一個一躍而起，熱烈鼓掌，並狂呼「××萬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