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6日訊】（新唐人記者林妙音綜合報導）勇敢揭發中共當局在2003年隱匿SARS疫情的醫生蔣彥永，曾讓當時的衛生部長下台，而蔣也成為許多中國人民心目中的英雄。近日，有文章披露，這位曾是301解放軍醫院外科醫生的蔣彥永，誠實地寫下了20多年前他在急診室看到的令他終身難忘的那一幕，他並寫信給中共高層，呼籲結束謊言。
Phillip Pan（潘公凱）所著《走出毛澤東的陰影》（Out of Mao’s Shadow），其繁體中文版近期將於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
《譯者》網站節選了該書的第八章。
文章說，正如蔣彥永在薩斯危機中所做的那樣，如果一個人面對權勢說出真話，能迫使黨承認其罪行並改變歷史，那麼他為何要在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上保持這麼長久的沉默呢？這些年來，他是不是太容易妥協，太在意自己的個人安全呢？當這位上了年紀的外科醫生回顧自己的過去時，他思考的就是這些難題。
對這些問題，蔣彥永反覆考慮了好幾個月後，蔣彥永暗下決心，決定再次發言。他在非典危機中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和政治資本，他決心利用它們替天安門大屠殺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討個公道。
於是，他坐下來開始寫作，記錄下多年前他所看到的那個夜晚，並把這份記錄交給了黨的新領導人。
「我是解放軍301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他寫道。「89年六四時我是普通外科的主任。」
「6月3日晚上， 聽到反覆不斷的廣播，讓人民不要上街。晚上約10點鐘，我在宿舍里聽到北面有連續的槍聲。數分鐘后，我的呼叫器響了。是急診室呼我，我趕緊奔到那裡。使我難以想象的是，躺在急診室地上和診斷床上的已有七名臉上和身上到處是血的青年。其中兩名經心電圖檢查證實已死亡。當時我的腦中嗡的一聲，差一點暈了過去。我當外科醫生已30多年。到鐵道兵修成昆鐵路的醫療隊參加搶救工作時，也曾遇到過成 批的傷員。但那都是因施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而眼前，在堂堂的中國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卻是被中國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給與的武器殘殺了的自己的人民。
我還來不及思考。在一陣密集的槍聲過後，又有不少被打傷的青年，由周圍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輪送進了急診室。我一面檢查傷者，一面請有關人員通知各位外科醫生和護士奔向手術室。我們院共有18間手術室都被用來展開搶救。我在急診室做分傷和緊急處理。從10點多開始到半夜12 點，在這兩個小時中，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就接收了89位被子彈打傷的。其中有7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大夫們在醫院的18間手術室中，分三批做了大半夜手術，將有可能救的人都救了過來。
……有幾個死者使我終身難忘。一個20多歲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們醫院對面七機部的離休幹部。 …外面槍一響，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當天領了結婚證）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們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時，有密集的槍彈向他們掃射過來。那位女同志就回頭跑了，並喊她的男友趕快返回。她跑了不多遠，發現他的男友沒跟著來，於是她就折回去。不久，她就看到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她喊他，他不理。拉他，也不動。周圍的群眾立馬上前，有三、五人托著他，送到我們的急診室。護士給他測血壓，測不到。做心電圖，是直線……
他的女友求我們給他搶救，我們實在沒辦法，因為心電圖直線說明心臟已停止跳動。估計是子彈射入了心臟。這位女孩哭得發瘋了，但她馬上跑回去，把男友的母親請來。母親到后，趴在她兒子的身上左右翻檢，只見到一個槍眼。
隨後她跪倒在我的腳前，雙手拉著我的腿，哭著求我救救她的兒子。我當時也淚流滿面，無言以答。我蹲在這位傷透了心的母親的身旁，如實地告訴她，他的心臟已被打碎，已無可能救活。這位母親稍稍安靜一些后，就哭著大罵：『我很小就參軍，入黨，跟著共產黨打日本，打蔣介石。現在我們解放軍卻把我最心愛的兒子打死了……』」
蔣彥永寫到他如何努力搶救一個年輕的運動員，但因為醫院沒有足夠的血漿，他最終死在了手術台上。蔣彥永記得和一位軍隊少校的談話。那人也中了槍，但他自己覺得算是幸運的了，因為在他旁邊的一位老人和一個小孩都被打死了。
蔣彥永報告說有幾位中槍者的器官被微小的子彈碎片擊碎，並懷疑士兵使用的是特殊的開花彈，粉碎后造成更大的傷害。他寫道，那天晚上他治療的學生都是無辜平民，是和平抗議腐敗和呼籲政府廉潔的青年男女。那些在北京的戰士們理解這一點，他們拒絕使用暴力鎮壓示威，「但一小部分支持腐敗的頭頭在胡來」，並從各省召集增援部隊。那些部隊都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學生運動，只被告知要對「反革命暴亂」開火。
在數月之內，蔣一頁又一頁地在信中寫出他的心聲。他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要打破他在天安門問題上的沉默。這些年來，他曾與朋友們討論此事。這些朋友當中很多人也因為拒絕採用「正確的態度」對待鎮壓，已被提前退休。
其中一位熟人，就是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在一次政協會議的文藝組上發言反對屠殺。沒有其他政協委員有勇氣站出來支持他——這些人里有一些是國內最聰明的人才。在吳去世前不久，他告訴蔣，人有一張嘴，一是要吃飯，二是要說話；要說話就要講真話，講假話、不敢講心裡話，這張嘴就剩光能吃了，還有什麼用？「和吳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教育」蔣寫道，「人總是應該說話的，要說真話。」
蔣彥永敦促新的領導人採取一種新的措施。他們應該承認黨派遣軍隊進入廣場，並責令其向手無寸鐵的平民開槍是錯誤的。要解決大屠殺死者親人們的痛苦，要承認示威者並不是「暴徒」或「反革命」，而是要求政府更好更誠實的愛國者。簡單地說，蔣要求他們結束謊言。
蔣彥永給朋友們看信的草稿並進行最後的修改時，已是2004年2月下旬。距離他揭露隱瞞薩斯疫情已經過去了將近一年。「當然我也考慮到寫此信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後果，但我還是決定要如實地把我的看法告訴各位，」他寫道。「如果領導認為有必要，請抽空和我談談。」蔣把信複印了80份，並列出了全國高級官員的名單，其中包括全國人大的領導人。
不過，也正因為良心的召喚，誠實的蔣彥永和他的家人不得不承受巨大的代價。
醫院的院長朱士俊和政委郭旭恆在兩天後來到了蔣家。他們告訴蔣彥永，黨在「六四事件」上的立場早已確定，作為一個黨員，他必須與這一立場「保持一致」。「我希望你能提高你的認識，」他說，「認識到你的行為是不對的。」郭則更不客氣。「你這樣做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當他們警告蔣彥永不要把他的信交給媒體時，他答應不會那樣做。他提醒他們，他通過適當的途徑散發了他的信。他知道別人把內容透露出去，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