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8月12日去世后，外界再度回顾他推动中国市场化的历程。不过，德媒直言，在习近平治下，朱镕基之死为中国改革时代画下“沉重句号”。改革开放为何最终没有延续？答案或许早已埋在邓小平当年划下的一条红线：市场可以放开，但绝不能危及中共的权力。
为何同样是中共政权的领导人，到了习近平时代，改革开放却逐渐让位于政权安全与政治控制？习近平亲信丁薛祥2018年在中直机关一次党建会议上，引述习近平的一段讲话，或可从中看出其中的逻辑。习近平称：“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坚持党的领导，导致国家改旗易帜，那我们今天这么拼搏奋斗还有什么意义？！”
习近平这番言论是在何时何地发表，目前没有公开报导。有消息称，这是习近平一次面向中共高层的内部讲话，他当时说得更直白：“不能单纯强调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发展上去了，共产党的政权却失去了，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这番话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在中共的权力逻辑中，经济发展始终不能凌驾于维持政权之上，而这或许正是理解中国改革为何最终走向逆转的一把钥匙。
回顾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经济发展与政权安全之间的取舍，一直是其治理模式中的核心矛盾。不同领导人的选择虽有差异，但有一点始终没有改变：经济改革可以走多远，最终仍要看会不会动摇中共的权力。
邓小平打开市场 同时划下红线
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后，毛泽东主导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先后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提出“赶英超美”等目标，最终造成严重经济与社会后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不同研究对死亡人数的估算存在差异，部分学者估计在4,000万至5,500万人之间。
“大跃进”等政策失败后，中共内部围绕经济路线和权力展开激烈斗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持续十年的“文革浩劫”更使中国经济和民生全面崩溃，“一穷二白、民怨沸腾”是当时最贴切的写照。
文革结束后，中共面临经济困境，更面临如何重建统治合法性的问题。1978年，中共新任党魁邓小平逐步调整经济路线，不再将计划经济视为唯一选择，转而提出所谓的“改革开放”，试图引入市场机制和外部资本，为陷入困境的中国经济寻找出路。
面对一个缺乏资金、技术和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摸着石头过河”后来成为邓小平最具代表性的说法之一。这句话也反映出，中共当时并没有一套成熟的改革方案，而是开始尝试放松部分意识形态束缚，从市场经济寻找可令之生存的发展路径。
邓小平“摸到”的第一块石头是日本。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从新干线到日本现代工业，都给这位刚刚重新掌权的中共党魁留下深刻印象。在参观松下电器时，他向创办人松下幸之助提出，希望日本“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此后，日本启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持续约40年，援助范围涵盖能源、港口、机场、煤炭、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及人才培养等领域此后也陆续纳入合作。
但邓小平的“改革与开放”从一开始就设定了明确边界。1979年3月，他在中共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任何一项都“决不允许”动摇。
这条红线很快就遇到了挑战。随着经济改革推进，通货膨胀、腐败和“官倒”等问题也日益突出。1989年，这些社会矛盾与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诉求交织，最终引发以学生和市民为主的“六四运动”，其诉求也从反腐败逐步延伸至要求政治改革。
邓小平“决不允许”动摇的底线第一次遇到最尖锐的挑战。摆在邓小平面前的是：维护中共权力与经济改革如何选择？邓小平最终选择出动军队镇压，以武力守住中共一党专政的政治红线。
六四后，邓小平把权力交给了支持镇压的江泽民。江泽民上台后，中共内部对市场改革一度趋于保守，部分力量对继续推进改革持保留甚至质疑态度。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度明显受挫，政治气氛收紧。
1992年，已年近88岁的邓小平南下深圳、珠海和上海，通过一系列后来被称为“南巡讲话”的表态，再次强调改革方向，并向中共高层释放强烈信号——谁不改革谁下台。
在南巡系列讲话中，邓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给出解释，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89年，邓小平用武力守住了中共一党统治的政治红线；1992年，他又通过南巡重新定义了中共需要的“市场”。六四与南巡看似代表两段截然不同的历史，背后却指向同一套逻辑：经济可以继续市场化，但政治权力不能多元化。
美国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在《破碎的中国梦：改革如何复兴极权主义》一书中，将这种模式概括为：邓小平在保留一党统治和国家控制能力的同时，开放私营企业、引进外资，利用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工具支撑中共统治。
朱镕基受重用 改革走向深水区
邓小平留下的最大历史遗产之一，或许正是这套充满矛盾的开放模式：市场可以扩张，但不能危及权力。此后，在江朱体制下，朱镕基在这条政治红线之内，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推向更深处。
邓小平曾坦言自己“不懂经济”，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时，他将目光投向了具有经济管理背景的朱镕基。
1987至1990年间，邓小平连续4个春节前往上海过年，期间见证了上海经济的发展变化，也亲耳听取朱镕基对经济改革的深刻见解。当时朱镕基顶住国内外对改革的质疑压力，向邓小平及中央力推浦东开发区项目，因此赢得邓小平的赏识。
邓小平1992年5月，视察首都钢铁公司时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
朱镕基是1991年初，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抽调入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次年入常，1998年朱镕基升任国务院总理，直到2003年3月卸任。
朱镕基面对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同时又面临严重通货膨胀、国企亏损和金融秩序混乱，可说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市场经济半成品”。在其主政经济的十余年间，他陆续推动分税制、金融体制、国企和住房制度等多项改革，其中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更成为中国此后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转折。
数千万人下岗 成国企改革代价
1990年代，中共国有企业普遍面临效率低下、长期亏损和依赖银行持续输血等问题。1998年朱镕基出任总理后，加快推动国企改革。这项改革此后也一直备受争议。
朱镕基推行“抓大放小”，一方面对大量缺乏竞争力的小型国企实施改制、兼并或关闭破产，另一方面通过处置不良资产、债转股等方式推动大型国企和银行体系重组，并将更多资本和行政资源集中到大型、战略性企业。例如电力、石油、军工、航空、保险、银行等，并提出“三年脱困”的硬指标。
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环境下，这项国企改革导致中共国企工人的“下岗潮”。官方统计显示，1998年至2003年间累计约2,800万名国企职工下岗；部分研究和外部估算认为，实际受影响人数可能接近4,000万。
曾担任日本《产经新闻》北京特派员的资深媒体人矢板明夫近日在社交网站发文回忆，自己曾走访中国东北三省，许多民众谈起朱镕基时仍难掩不满。他认为，大规模国企改革导致无数家庭失去了原本安定的生活，而改革成本最终往往由缺乏话语权的普通工人承担。他写道：“改革创造的成果属于国家和权贵，付出的代价却落在了最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身上。”
更重要的是，“抓大放小”的目的并不只是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共并非全面退出计划经济，而是调整控制方式：减少对数以万计低效率小型国企的直接管理，同时将有限资源集中到石油、电力、通信、金融和军工等战略部门。朱镕基真正改变的，是国家控制经济的范围与方式。
分税制改革增强中央集权
如果说国企改革让部分企业逐步接受市场竞争，朱镕基1994年推动的“分税制改革”，则通过重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进一步强化中央财权。从宏观层面看，这也为邓小平设定的“市场开放不能危及权力”提供了更稳固的制度保障。
“分税制改革”的本质是“财权上收、事权下移”，也就是中央收走了大部分税款，但地方政府依然要承担巨大的基建、教育、医疗等支出压力。
分税制实施后，中央财力迅速恢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升至1994年的55.7%，此后长期维持在50%左右。财政能力的提升，为中央支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政策及军事开支提供了更强的资源保障。
这也是朱镕基时代改革较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市场化的另一侧，是中央集权能力的同步强化。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在研究中国改革时指出，经济分权并未削弱中共的政治集权，反而伴随着中共专制体制的进一步强化。
入世：中国经济的转折与矛盾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成为朱镕基任内最受关注的成绩之一。入世让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为其此后凭借庞大劳动力、制造能力和外资流入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重要条件。
但朱镕基推进的这场开放，也从入世层面暴露出一个根本矛盾。中国加入WTO后虽然履行了关税削减、部分市场准入等承诺，但外界当年普遍期待，融入全球市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减少国家干预、完善市场制度，甚至带动更深层的政治改革。这种期待后来并未成真。
有分析认为，邓小平是把市场“请进中国”，朱镕基则试图把中国“送进市场”。当时不少人期待，加入WTO将倒逼中共进行更深层改革，并逐步缩小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然而，最终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中共愿意接受WTO对关税、贸易和部分市场准入的约束，却始终没有放弃对金融、通信、能源等关键产业的控制，更没有让市场竞争进一步触及政治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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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