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鎔基8月12日去世後，外界再度回顧他推動中國市場化的歷程。不過，德媒直言，在習近平治下，朱鎔基之死為中國改革時代畫下「沉重句號」。改革開放為何最終沒有延續？答案或許早已埋在鄧小平當年劃下的一條紅線：市場可以放開，但絕不能危及中共的權力。
為何同樣是中共政權的領導人，到了習近平時代，改革開放卻逐漸讓位於政權安全與政治控制？習近平親信丁薛祥2018年在中直機關一次黨建會議上，引述習近平的一段講話，或可從中看出其中的邏輯。習近平稱：「不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能堅持黨的領導，導致國家改旗易幟，那我們今天這麼拼搏奮鬥還有什麼意義？！」
習近平這番言論是在何時何地發表，目前沒有公開報導。有消息稱，這是習近平一次面向中共高層的內部講話，他當時說得更直白：「不能單純強調發展經濟，如果經濟發展上去了，共產黨的政權卻失去了，發展經濟還有什麼意義？」這番話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在中共的權力邏輯中，經濟發展始終不能凌駕於維持政權之上，而這或許正是理解中國改革為何最終走向逆轉的一把鑰匙。
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經濟發展與政權安全之間的取捨，一直是其治理模式中的核心矛盾。不同領導人的選擇雖有差異，但有一點始終沒有改變：經濟改革可以走多遠，最終仍要看會不會動搖中共的權力。
鄧小平打開市場 同時劃下紅線
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毛澤東主導建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並先後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提出「趕英超美」等目標，最終造成嚴重經濟與社會後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的大飢荒造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不同研究對死亡人數的估算存在差異，部分學者估計在4,000萬至5,500萬人之間。
「大躍進」等政策失敗後，中共內部圍繞經濟路線和權力展開激烈鬥爭，政治運動接連不斷。持續十年的「文革浩劫」更使中國經濟和民生全面崩潰，「一窮二白、民怨沸騰」是當時最貼切的寫照。
文革結束後，中共面臨經濟困境，更面臨如何重建統治合法性的問題。1978年，中共新任黨魁鄧小平逐步調整經濟路線，不再將計劃經濟視為唯一選擇，轉而提出所謂的「改革開放」，試圖引入市場機制和外部資本，為陷入困境的中國經濟尋找出路。
面對一個缺乏資金、技術和現代工業基礎的國家，「摸著石頭過河」後來成為鄧小平最具代表性的說法之一。這句話也反映出，中共當時並沒有一套成熟的改革方案，而是開始嘗試放鬆部分意識形態束縛，從市場經濟尋找可令之生存的發展路徑。
鄧小平「摸到」的第一塊石頭是日本。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從新幹線到日本現代工業，都給這位剛剛重新掌權的中共黨魁留下深刻印象。在參觀松下電器時，他向創辦人松下幸之助提出，希望日本「幫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此後，日本啟動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持續約40年，援助範圍涵蓋能源、港口、機場、煤炭、鐵路等大型基礎設施，醫療、教育及人才培養等領域此後也陸續納入合作。
但鄧小平的「改革與開放」從一開始就設定了明確邊界。1979年3月，他在中共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提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並強調任何一項都「決不允許」動搖。
這條紅線很快就遇到了挑戰。隨著經濟改革推進，通貨膨脹、腐敗和「官倒」等問題也日益突出。1989年，這些社會矛盾與民眾對政治改革的訴求交織，最終引發以學生和市民為主的「六四運動」，其訴求也從反腐敗逐步延伸至要求政治改革。
鄧小平「決不允許」動搖的底線第一次遇到最尖銳的挑戰。擺在鄧小平面前的是：維護中共權力與經濟改革如何選擇？鄧小平最終選擇出動軍隊鎮壓，以武力守住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紅線。
六四後，鄧小平把權力交給了支持鎮壓的江澤民。江澤民上台後，中共內部對市場改革一度趨於保守，部分力量對繼續推進改革持保留甚至質疑態度。中國的經濟改革一度明顯受挫，政治氣氛收緊。
1992年，已年近88歲的鄧小平南下深圳、珠海和上海，通過一系列後來被稱為「南巡講話」的表態，再次強調改革方向，並向中共高層釋放強烈信號——誰不改革誰下台。
在南巡系列講話中，鄧對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係給出解釋，稱「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1989年，鄧小平用武力守住了中共一黨統治的政治紅線；1992年，他又通過南巡重新定義了中共需要的「市場」。六四與南巡看似代表兩段截然不同的歷史，背後卻指向同一套邏輯：經濟可以繼續市場化，但政治權力不能多元化。
美國政治學者、中國問題專家裴敏欣在《破碎的中國夢：改革如何復興極權主義》一書中，將這種模式概括為：鄧小平在保留一黨統治和國家控制能力的同時，開放私營企業、引進外資，利用市場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工具支撐中共統治。
朱鎔基受重用 改革走向深水區
鄧小平留下的最大歷史遺產之一，或許正是這套充滿矛盾的開放模式：市場可以擴張，但不能危及權力。此後，在江朱體制下，朱鎔基在這條政治紅線之內，將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推向更深處。
鄧小平曾坦言自己「不懂經濟」，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但在改革需要進一步推進時，他將目光投向了具有經濟管理背景的朱鎔基。
1987至1990年間，鄧小平連續4個春節前往上海過年，期間見證了上海經濟的發展變化，也親耳聽取朱鎔基對經濟改革的深刻見解。當時朱鎔基頂住國內外對改革的質疑壓力，向鄧小平及中央力推浦東開發區項目，因此贏得鄧小平的賞識。
鄧小平1992年5月，視察首都鋼鐵公司時說，「我不懂經濟，但是我能聽懂。我們選幹部，還要懂經濟，朱鎔基就懂經濟。」
朱鎔基是1991年初，被鄧小平從上海市委書記的任上，抽調入京，出任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次年入常，1998年朱鎔基升任國務院總理，直到2003年3月卸任。
朱鎔基面對的中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同時又面臨嚴重通貨膨脹、國企虧損和金融秩序混亂，可說是一個尚未完成的「市場經濟半成品」。在其主政經濟的十餘年間，他陸續推動分稅制、金融體制、國企和住房制度等多項改革，其中推動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更成為中國此後融入全球市場的重要轉折。
數千萬人下崗 成國企改革代價
1990年代，中共國有企業普遍面臨效率低下、長期虧損和依賴銀行持續輸血等問題。1998年朱鎔基出任總理後，加快推動國企改革。這項改革此後也一直備受爭議。
朱鎔基推行「抓大放小」，一方面對大量缺乏競爭力的小型國企實施改制、兼併或關閉破產，另一方面通過處置不良資產、債轉股等方式推動大型國企和銀行體系重組，並將更多資本和行政資源集中到大型、戰略性企業。例如電力、石油、軍工、航空、保險、銀行等，並提出「三年脫困」的硬指標。
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環境下，這項國企改革導致中共國企工人的「下崗潮」。官方統計顯示，1998年至2003年間累計約2,800萬名國企職工下崗；部分研究和外部估算認為，實際受影響人數可能接近4,000萬。
曾擔任日本《產經新聞》北京特派員的資深媒體人矢板明夫近日在社交網站發文回憶，自己曾走訪中國東北三省，許多民眾談起朱鎔基時仍難掩不滿。他認為，大規模國企改革導致無數家庭失去了原本安定的生活，而改革成本最終往往由缺乏話語權的普通工人承擔。他寫道：「改革創造的成果屬於國家和權貴，付出的代價卻落在了最沒有發言權的人們身上。」
更重要的是，「抓大放小」的目的並不只是建立更公平的市場競爭。中共並非全面退出計劃經濟，而是調整控制方式：減少對數以萬計低效率小型國企的直接管理，同時將有限資源集中到石油、電力、通信、金融和軍工等戰略部門。朱鎔基真正改變的，是國家控制經濟的範圍與方式。
分稅制改革增強中央集權
如果說國企改革讓部分企業逐步接受市場競爭，朱鎔基1994年推動的「分稅制改革」，則通過重整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係，進一步強化中央財權。從宏觀層面看，這也為鄧小平設定的「市場開放不能危及權力」提供了更穩固的制度保障。
「分稅制改革」的本質是「財權上收、事權下移」，也就是中央收走了大部分稅款，但地方政府依然要承擔巨大的基建、教育、醫療等支出壓力。
分稅制實施後，中央財力迅速恢復。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從1993年的22%升至1994年的55.7%，此後長期維持在50%左右。財政能力的提升，為中央支持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政策及軍事開支提供了更強的資源保障。
這也是朱鎔基時代改革較容易被忽略的一面：市場化的另一側，是中央集權能力的同步強化。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在研究中國改革時指出，經濟分權並未削弱中共的政治集權，反而伴隨著中共專制體制的進一步強化。
入世：中國經濟的轉折與矛盾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WTO），成為朱鎔基任內最受關注的成績之一。入世讓中國更深地融入全球貿易體系，並為其此後憑藉龐大勞動力、製造能力和外資流入迅速成為「世界工廠」創造了重要條件。
但朱鎔基推進的這場開放，也從入世層面暴露出一個根本矛盾。中國加入WTO後雖然履行了關稅削減、部分市場准入等承諾，但外界當年普遍期待，融入全球市場將進一步推動中國減少國家干預、完善市場制度，甚至帶動更深層的政治改革。這種期待後來並未成真。
有分析認為，鄧小平是把市場「請進中國」，朱鎔基則試圖把中國「送進市場」。當時不少人期待，加入WTO將倒逼中共進行更深層改革，並逐步縮小國家權力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然而，最終出現了相反的結果：中共願意接受WTO對關稅、貿易和部分市場准入的約束，卻始終沒有放棄對金融、通信、能源等關鍵產業的控制，更沒有讓市場競爭進一步觸及政治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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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