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非常清楚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也注重政策宣示方式。5月14日“川习会”一结束，卢比奥就在北京大会堂内接受NBC News专访，说“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没有改变”，并表示对台军售不是重点讨论议题。此外，被问到中共的军力扩张时，卢比奥说中共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台湾。
川普则以个人化的方式透露，习近平问他如果爆发台海冲突，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我说，我不谈这个。”川普告诉记者，“只有一个人知道答案，你知道是谁吗？只有我。我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在川习会期间，他没有向中方就台湾问题做出任何承诺。更令人惊讶的是，川普还2次公开表示要与“那个目前治理台湾的人（意指赖清德）”直接通话。
卢比奥还在川习会后马不停蹄出访，与印度、日本等同行会晤，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维持不变”，强调任何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的行为都将是“严重的错误”，并会引发全球性的连锁反应。
这些都是川普政府台湾政策的重大表达，既反击了中共别有用心的大外宣，又向台湾和世界传递了遏制中共武力犯台的坚定意志。
不过，究其质，台湾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起源于80年前的杜鲁门政府（1945年-1953年）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台湾问题与杜鲁门政府的三个误判是分不开的。
其一，误判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历届总统里最亲华的。例如，在抗战最黑暗时，美国是唯一大规模援华的国家；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在丘吉尔、斯大林都反对时，他力排众议，坚持中国必须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罗斯福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而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并不是他没有意识到中国现在的软弱，而是着眼于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为麻烦的潜在来源。”
关于中国在二战中的意义，罗斯福有高度评价：“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突发脑溢血病逝，副总统杜鲁门被迅速“转正”。杜鲁门的中国观与罗斯福大异其趣。1950年6月朝鲜战争战之前，在杜鲁门政府的全球战略棋盘上，中国被排在“第三顺位”，属于可放弃的边缘地带。杜鲁门政府奉行“重欧轻亚”战略，认为核心利益在西欧与地中海，远东核心是日本与西太平洋岛链，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不具备现代工业战争的能力，“不值得美国亲自卷入全面战争”。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有不同意见，认为“亚洲第一，中国是核心”，遭否决。
其二，误判中共的性质
抗战期间，中共对美实施战略欺骗，宣称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美国的同情。”并利用斯诺，搞出了个大外宣作品《西行漫记》。其影响之大，以至于罗斯福总统三次和斯诺密谈中国问题，对中共采取了基本上联共容共的态度。
从1941年皖南事变对国民政府施压，到派驻延安与中共建立官方联系的美军观察组（又名“迪克西使团”，1944年7月至1947年3月），罗斯福政府政府被中共（加上苏联间谍）日益误导而不自知，甚至派出赫尔利调停国共关系（(1944年9月一1945年11月），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杜鲁门上台后，仍认为中共属于追求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或“赤色分子”，而不是彻底的极权暴政（中共故意欺骗美国人：中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共和苏联的关系并不密切，国民政府不值得支持）。杜鲁门派出特使马歇尔将军赴华调停（1945年12月-1947年1月），试图促成国共合作，建立一个由国民党主导、中共参与的联合政府，以防止中国完全倒向苏联阵营。调停极有利于中共。例如，在军事上，停战令让四平之战大败的中共林彪军队得到喘息之机；苏联大举军援中共之际，美国却对国民政府进行军火禁运；政治上，有助于中共联合民盟以“宪政”之名围攻国民政府。最终，调停失败，中共还骂马歇尔。可马歇尔仍认为，虽然中共方面“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则不惜任何激烈之手段以求达到其目的”，“但在余看来，共产党方面，确有自由分子集团在内”。马歇尔返美后出任国务卿，主持了“脱身政策”，放任中共窃国。正因为杜鲁门政府对中共本质认识不清，才有“等待尘埃落定”政策，贻害无穷。
其三，误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从1938—1945年，蒋介石曾先后六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在罗斯福眼里，“蒋介石就是中国”。除了在1944年的一段时期里采取了压力政策外，在中美结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都大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乐观地相信：一个经过改革的国民党中国可以同美国合作，保证战后亚洲的稳定；而要改造中国，非蒋介石莫属。
杜鲁门却痛恨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不可救药。1947年魏德迈建议援助国民政府，被杜鲁门断然拒绝。1948年美国大选，蒋介石把赌注压在杜鲁门的对手身上，更加深了杜鲁门的反感。由此人们看到讽刺的一幕：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声明美国不能容忍共产主义向任何国家扩张，要求国会授权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防止两国落入共产主义阵营；但是，杜鲁门却对与中共殊死搏斗的国民政府实行军火禁运。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严词批评蒋介石，表示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中国国民党负起全责。《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美国退出国共内战（中共却不领情，毛泽东亲写五篇文章大骂美国），对国府“反共抗俄”的民心士气打击很大。
白皮书发表后一日（8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上说：“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
结语
蒋介石在大局崩溃之际，艰苦卓绝，迁政府于台湾，为中华民族复兴保留薪火。台湾人民，痛定思痛，力行三民主义，创造“台湾奇迹”，使台湾屹立于世。今日，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中共解体在即，美国应汲取历史教训，果敢抓住机会，一举解决中国问题，而不仅仅是台湾问题。事实上，如果中国问题不解决，台湾问题也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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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