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初，习近平在中国的一个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作出“东升西降”的战略判断，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受疫情冲击，加上初选大选窃选引发的政治动荡，中共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不可逆地走向衰落，而中国则处于上升通道。
若从二十一世纪初到现在的时间线来看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东升西降”，2026年经济数据所呈现的图景，已经与五年前的预期发生了反转。
靠西方支持出现的“东升”
中国经济增速在2000年至2014年间的表现得非常强劲。
2001年加入WTO是关键的拐点。在此之后的十余年里，中国GDP增速长期保持在两位数水平：2003年达到10%，2007年触及14.2%的历史峰值；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共依靠四万亿刺激计划，2010年依然实现了10.6%的高增长。
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2000年时，中国GDP约为1.2万亿美元，仅为美国（10.25万亿美元）的12%；到2014年，中国GDP达到10.48万亿美元，已经相当于美国（17.55万亿美元）的60%。十四年间，中国相对美国的经济体量提升了五倍。这一速度曾让国际机构一度认为中国经济总量将在在2030年前后超越美国。
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制造业、外贸、基建、城镇化、互联网产业的全面崛起，高铁里程从零增长到世界第一，城镇化率从36%提升到67.89%，移动支付、电商、新能源汽车等有很强的竞争力。
这是靠着美国及全球的资金、技术、市场的大力支持而出现的“东升”的曲线。
2014年的拐点：难以保持高增长的“新常态”
然而，转折开始悄然出现的。2008年四万亿自杀性刺激计划留下巨额地方债务等后遗症，以及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共过去那种基于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已经无法保持高速增长。
数据上的印证非常清晰。中国GDP增速从2010年的10.6%一路下行：2014年7.4%，2015年7.0%，2018年6.7%，2019年6.0%。即便在疫情之前，增速已经接近“破六”。2025年中共官方宣称为5.0%。与此同时，几个结构性问题开始累积：
第一，债务杠杆快速攀升。中国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从2008年的140%左右上升至2019年的260%以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和房地产开发商承担了大量隐性负债。这种“以债务换增长”的模式延缓了减速，但也埋下了系统性风险。
第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鼎盛时期，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对GDP的贡献度估计高达25-30%。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核心收入来源，住房资产在居民总资产中占比超过70%。这种结构使得一旦房地产周期反转，整个经济将承受巨大冲击。
第三，人口结构的逆转。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六十年来首次负增长，老龄化加速。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实际上从2014年前后已经开始下降，人口红利由正转负。
诸多问题在高速增长的表象下被掩盖，但它们决定了“东升”曲线斜率不可能永远向上。
疫情后的下行：从放缓到结构性困境
如果说2014年到2019年的减速还属于“软着陆”范畴，那么2020年疫情之后中国经济所展现的，则是更深层的结构性困境。到2022年国际上出现了“中国经济到顶论”。
房地产的崩塌。2021年下半年，恒大集团违约成为标志性事件。此后，碧桂园、融创、世茂、远洋等头部房企相继陷入流动性危机或债务违约。新房销售面积从2021年的约18亿平方米下降到2025年的约8.8亿平方米，降幅达五成多。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从2021年高点累计下跌20%—30%，部分热点城市核心地段跌幅超过35%。三四线城市更甚，有些区域出现万元房。土地出让金从2021年的8.7万亿元高峰下降到2025年的4.15万亿，依赖土地出让金为生的地方财政处于崩溃。
消费的疲弱。疫情结束后，国际机构和市场普遍预期中国经济会有“报复性消费”反弹，但这一幕并未上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虽然回升，但居民储蓄意愿创历史新高——2025年居民存款增加了14.64万亿元，是2018年7.2万亿元的两倍，2025年全年人民币住户贷款仅增加4417亿元，显示出居民不消费不投资了。CPI在多个月份陷入负值区间，PPI则连续多个月负增长。餐饮、家电、家居等大类需求疲软，消费降级现象普遍——瑞幸销量超越星巴克，“穷鬼套餐”在快餐业流行。
就业的压力。青年失业率（16—24岁）在2023年6月达到21.3%的官方公布历史峰值，随后国家统计局宣布暂停发布该指标，2024年初恢复发布时改变了统计口径（剔除在校生）。即便如此，新口径下的数据仍长期在15%以上徘徊。考研人数、考公人数屡创新高，“灵活就业”、“全职儿女”成为媒体高频词。互联网、教培、地产、金融四大吸纳就业的行业相继经历裁员潮。
资本流出。民营企业投资增速从2015年前后的两位数下降至近年来的零增长甚至负增长。FDI（外商直接投资）2023年降至约330亿美元，较2022年大幅下降约82% ，跌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股市不振。A股市场从2021年的高点持续下行，沪深300指数从2021年初的5800点跌至2024年初的3100点附近，缩水近半。在美国股市屡创新高之下，中国股市进入2026年勉强回到4500点以上。
这些数据组合在一起，勾勒出的一条“东降”曲线。
美国经济的韧性复苏
被中共认为“西降”的美国经济虽然问题很多，有经济学家发出警告，美国将重现1930年代大萧条，但也有不少好的趋势出现。以美国经济在疫情后的表现来看：
增长的韧性。在持续加息、地缘冲突、银行业风波的多重压力下，美国经济不仅没有陷入“硬着陆”，反而展现出超出预期的韧性。2021年美国GDP增长5.8%，2022年1.9%，2024年约2.8%，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保持在2%以上。
股市的繁荣。标普500指数从2020年3月的疫情低点2237点，到2024年突破5800点，2026年5月2026 年5月美股三大指数都创下了新的历史高点。标普500 指数（S&P 500）5月13日收于7,501.24点，首次站上7,500关口，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成分股中约84%公司2026 Q1财报超预期。2020年3月疫情低点为2,237，目前7,500点左右，六年累计涨幅超过235%。纳斯达克指数同期涨幅更大。
资本的回流。高利率环境下，美元资产吸引力大增，全球资本向美国市场聚集。中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倒挂超过200个基点，资金从新兴市场（包括中国）流向美国成为大趋势。美国财政部TIC数据显示，2022—2025年期间，外国投资者累计净买入美国证券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买入美国国债约3万亿美元、美股约1.5万亿美元。
对“东升西降”逆转之根本原因
“东升”在2000-2014年是事实；2014年后是放缓的事实；疫情后是结构性下行的事实。同样地，“西降”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2020年疫情冲击早期是事实；但2022年以后，美国经济用数据证明了其制度与市场的修复能力。
如果以2021年为参照点，中美两国经济体量的相对差距实际上是在重新拉开：2021年，中国的GDP约为美国的78%；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降至约64%，回到了2017年左右的水平 。2025年中共官方统计的GDP约20.0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64%，而美国GDP则首次突破30万亿美元大关。换句话说，过去四年中国被美国进一步拉开了距离。
把上述事实并置在一起，可以看到：“东升西降”已经逆转。
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认清了中共经济的“东升”就是人类的灾难，正在逐渐关闭东流的资金、技术、市场，中共经济的“东升”已戛然而止，瞬间掉落。
事实是全球实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都面临着贫穷甚至战乱，中共的独裁下的经济无法走出平稳的上升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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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晟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