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11月20日讯】今天，让我们回顾百年前北京发生的一场悲剧——三一八惨案。
它的残酷，让人想到另一个时代、另一场镇压——“八九六四”。
1926年的北京也是热血青年高呼爱国口号走上街头，但不同的是，在那场血腥之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却是——“忏悔”。
当年，北洋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段祺瑞，在47具亡灵牌位前，长跪不起，终身吃素谢罪。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惨案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李大钊因此遭到通缉。
战乱年代的导火索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乱不断。1925年，受到苏联支持的直系军阀冯玉祥，与受日本人扶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再次开战。战败后，冯玉祥宣布下野，然后去苏联考察。但他的军队仍然驻扎在华北。
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北洋政府，或北京政府。
为了防御张作霖的部队，1926年2月，冯玉祥的军队在天津大沽口建造了炮台，并且用苏联提供的水雷封锁了水道。
3月12日，两艘日军军舰将进入大沽口炮击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的部队开炮还击。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国，联合援引《辛丑和约》的条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44小时限期“最后通牒”。
八国公使团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否则将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同日，北洋政府外务部经紧急磋商后，于当日午夜答复，称“最后通牒”内容“超越《辛丑条约》之范围”，所以“不能认为适当”。
李大钊的鼓动
八国公使团的最后通牒，激怒了北京的爱国学生。
3月18日，数千北京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声言反抗“八国通谍”。
示威的组织者自然少不了跟冯玉祥一样受到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而领头人正是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大会结束后，组织者号召人们去国务院示威，但是大部分人不愿意去。李大钊就登台高呼：“大家不要害怕，他们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最终，有几百人听信了李大钊的鼓动，跟着他向铁狮子胡同出发。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不是对话，而是枪声。
流血冲突
这群学生和市民，手持标语和木棍，浩浩荡荡来到临时政府门前。他们公推代表去向临时政府的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请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但是，当时段祺瑞并不在。在开会的总理贾德耀等人临阵脱逃，从侧门离开。
卫兵按照“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的命令，挡住了人群。双方僵持不下，有人开始推搡，冲进了临时政府的大门，现场一片混乱。
突然，枪声响了。一种说法是，冯玉祥部下、负责北京防务的鹿钟麟下令开枪。另一种说法是，卫队营长鸣枪示警未果，面对冲向大门的群众，只好下令开枪自卫。
包括一名卫兵、两名警察和若干学生等共47人死亡、一两百人受伤。死者包括鲁迅的小老婆许广平在北师大的好友刘和珍。
李大钊以及陈乔年受伤。陈乔年是中共另外一个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次子。
铁狮子胡同的这场冲突，成了民国史上最惨烈的记忆之一。
段祺瑞的忏悔
“三一八惨案”的影响力非常大。
北洋政府临时政府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请愿的学生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
在临时政府召开的“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段祺瑞面对47个亡灵牌位当众长跪不起，表示谢罪，并且誓言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十年后，他生病时，医生曾建议他吃点肉食以增强体质，他的回答是：“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不久后，他带着遗憾离世。
舆论的怒吼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内阁总理贾德耀宣布本届内阁全体成员引咎辞职。
北京的报纸和杂志铺天盖地谴责政府暴行。中共秘密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鲁迅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其中包括现代中国人熟悉的《纪念刘和珍君》。其中一句话极具煽动性：“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2010年之前，这篇文章被收录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的中学语文教材中。
万人公祭 国会谴责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纷纷谴责政府。据说，历史学家傅斯年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时，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3月23日，北京各界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的发言声泪俱下，学生们泣不成声。
连当时的“花瓶”国会，也不容忍政府对平民和学生的杀戮。国会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
随后，段祺瑞处罚了凶手，又按照国会要求颁布了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
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政府也没有加以阻拦。
策划者的企图
对于“三一八惨案”的追查，揭开了很多人们此前不知道的黑幕。
北京检察院的取证记录显示，示威学生用随身携带的木棍袭击临时政府的卫兵，北洋政府缴去的木棍，一共有九十根，每根长约三四尺，上端有“纸旗的黏痕”。
示威学生携带木棍的事，中共自己也是承认的。李大钊的儿子李葆华说：“（游行之前）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
李葆华还提到，前一天，示威的学生已经跟临时政府的卫兵发生了流血冲突，所以需要木棍“自卫”。也就是说，这一次示威的学生其实已经做好了跟卫兵再次发生肢体冲突的准备。
明知道会发生冲突，李大钊为什么非要鼓动学生前往临时政府示威？
李大钊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他难道不知道要爱惜自己的学生吗？
而且这些木棍不是普通的木棍，而是被削尖了的。
中共篡政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一八运动资料》中有一个现场目击证人还提到：“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
打算用削尖的木棍对付临时政府的卫兵，策划示威的人似乎唯恐事件不会闹大。
学生硬闯临时政府？
还有证人提到：“卫队说：段祺瑞不在，群众很愤慨，齐行上前、企图涌进大门，便在此时，如狼似虎的卫士开枪了”。
另一个证人说：“后来据一个受伤的（学生）说，他看见有一部分（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有些是拿着木棍的，想要冲进临时政府里面去。”
示威者为什么要冲进政府的大门？学生们不知道守卫政府的卫兵手里有枪吗？
更严重的是，当天游行的队伍，还在事前组织了“敢死队”。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一篇文章中转述了其父李大钊的话：“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右臂上戴着白箍黑字的敢死队。”
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的证词是：“我一进临时政府大门，就拚命向前挤。忽然听到群众高喊：打进去！这时又听见卫队长叫：准备！只听到枪声、子弹声、叫喊声。”
当年一名临时政府卫队的军械员的证言说：“当学生涌向临时政府的时候，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殴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临时政府时，卫队指挥官王子江说：开枪吧。他本来的意思是：鸣枪示警。不料，士兵误解了、纷纷朝学生平射。”
去临时政府抗议，为什么要组织“敢死队”，为什么要殴打拿着枪的士兵？
从削尖的木棍，到“敢死队”，这些事实不禁让人思考，临时政府门前的示威，究竟是自发的爱国，还是有人刻意挑起冲突？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是谁在操纵？
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令》里面提到，李大钊等五人“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散步传单”，还称暴徒“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历史的对比
“三一八惨案”发生63年以后，北京爆发了另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不同的是，当年组织示威的一方现在变成了执政者。他们可没有当年的北洋政府那么客气。
这一次，中共派出军队、机枪和坦克，大批学生和市民丧命。政府不承认有任何过错，不承认有学生和市民丧命，当然更没有官员下跪忏悔或者引咎辞职。媒体和大学都被政府控制，一边倒地谴责学生是“暴徒”。
“三一八惨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您觉得中共篡政后，中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欢迎给我们留言。
——《百年真相》制作组
（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