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历史上，深得共产国际信任和重用的王明，曾经是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最终却在党内权斗中败于毛泽东之手，成了中共党史里的反面人物。
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里，为我们还原了王明落败的经过。
1931 年 1 月 24 日，中共政治局委员，特务头子兼管中共中央领导人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6 月傀儡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康生当时以上海租界工部局华董虞洽卿秘书的身份把周恩来、王明救出。
9 月王明、康生相继去了苏联，10 月周恩来去中央苏区。这三个人当时是党中央的核心。
王明当时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长，实际上也是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的代表，因而中共中央在上海受了挫折，王明在苏联的地位重要性反而提高了。
1937 年 7 月，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苏联为了自身利益，表示支持。
11 月 29 日，王明偕康生、陈云等由苏联飞抵延安，由于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当时的身份是国际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加上他离开莫斯科时分别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接见。所以当王明到达延安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倾巢而出到机场欢迎。
司马璐说，他到延安后不久，有一位参加过欢迎王明的同志对他谈到，当日王明的专机没有能准时到达，毛泽东在机场苦等了大约三个小时。等到飞机到了，王明等人下机时，毛泽东迎了上去，和王明作俄国式的拥抱，两人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群众欢呼雷动。
机场上临时举行了欢迎会。
毛泽东对王明的欢迎词中说，“王明同志喜从天降，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王明同志不仅是中国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世界革命优秀的领导者之一。”“我们对国际同志要饮水思源，感恩图报。”
王明在答词中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最敬爱的领导者。”“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司马璐说，“我于 1937 年底比王明稍迟到达延安时，街头墙上还依稀见到‘王明同志万岁’、‘拥护中国和世界革命的领袖王明同志’的标语。当时‘王明’两个字在延安红得如日中天。王明与毛泽东的‘蜜月’开始，两个人都各有一个梦，王明的梦是，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代表国际，是中共当然的领袖。毛泽东的梦是，中共的确很穷，需要共产国际的援助，改变国际对毛不信任的状态，王明是最适当的桥梁了。”
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王明作了“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的报告。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呼应了王明的意见，并举例说“由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
以上王明和周恩来的讲话，实际上代表的都是斯大林对中国抗战的意见，斯大林认为中国抗战，必须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前提下，重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因为中国抗战有利于苏联。
在这次会议中，补选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又同时宣布成立召开七大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书记王明。中共中央文件的排名都是毛王并列。当时王明是中共中央书记兼长江局书记，又兼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周恩来）。
中共长江局成立后，等于形成两个中央，延安的中央以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刘少奇为中心。武汉的中央（长江局）有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项英、陈毅、方方、李克农等。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王明兼党报委员会主席，叶剑英为参谋长，秦邦宪为组织部长，董必武为民运部长，李克农为秘书长，声势比延安为大。秦邦宪曾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报告”中说：“长江局工作范围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
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及新四军等”。当时的“两个中央”之说，延安被称为“小中央”，长江局被称为“大中央”。据司马璐粗略估计，从 1938 年 1 月至 3 月，延安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用大字刊登“一切为着民族统一战线，一切通过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达十四次之多。
王明和毛泽东在延安初见时，表面上似很友善。不过两人各怀鬼胎，各有打算，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希望通过王明要求斯大林直接援助中共，而王明向毛泽东传达的资讯是，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中国抗日力量团结的扩大，包括拥护蒋介石及联合中国一切地方势力等等。斯大林对中共的指示，包括唯有对托派的斗争绝对不能妥协。
李维汉在回忆录中记述说，王明返延安后威望如日中天，毛泽东变得很孤立。毛泽东自己曾说，他的命令出不了他的窑洞。王明的权力重心在武汉，所以 1938 年 3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让王明回武汉。政治局 8 名成员中，支持毛的提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三票，支持王明的有王明、周恩来、陈云、康生、何凯丰五票，结果毛的意见被否决，王明仍回武汉。
1938 年 9 月中旬，王明从武汉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亲率高级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热烈欢迎。这时王明对毛泽东布置好清算他的圈套似乎毫无所觉。
1938 年 9 月 29 日，中共六届六中开始前，全体参加者合影了一张照片，毛泽东让王明坐在正中央，自己站在一边，这张照片在“新中华报”刊出，不仅蒙蔽了王明，而且一些王明的支持者，全没有想到，这正是王明面临审判的时候。
中共六届六中开始，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支持毛泽东（一些王明支持者，都表示怀疑王稼祥传达的这份“指示”是不确实的）。11 月 5 日、6 日，毛泽东花了两天时间集中攻击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向蒋介石投降的路线。王明站起来要答复，毛泽东愤怒地说：“你的统一战线就是婊子路线，就是同蒋介石上床睡觉！你要说什么？你要当婊子就去当吧！”当时在场的康生，本来是支持王明的，他见到王明遭毛泽东如此辱骂，竟无还手之力。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康生慨叹王明“演说像个天才，斗争像个侏儒”，从此康生离开王明，成了毛泽东整治异己的工具。
六届六中以后，王明留在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女子大学校长（副校长柯庆施）。司马璐说，“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王明在延安的行动还是比较自由的，有一次我见到王明形单影只，漫步街头，低着头不发一言，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当时我并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中共六届六中，毛泽东对王明展开全面的攻击，王明在党的地位已经从最高峰落下来了。”
六届六中决定，长江局撤消，改设南方局和中原局。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周恩来在 1940 年 6 月 17 日南方局说：“在斗争方针上，中央要求（对国民党）针锋相对，不必完全遵守合法。”表示听毛的了。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对长期执行“王明路线”作了长篇自戕式的检讨，他表示承担一切错误的责任。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彻底抛弃了王明。
1943 年底，已宣布解散的共产国际前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以私人身份给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表示对王明、周恩来、康生几人的关注。
毛泽东回电报说，王明政治上不可靠，是国民党特务；周恩来在 10月 27 日、28 日，12 月 1、2、3 日作了彻底的检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与王明划清了界限；周恩来的认识“己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说，康生是个好同志，“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引号内为毛电原文）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