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轮船真的撞到冰山时 一切就晚了

文: 宇清  

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英国皇家邮轮,一九一二年四月十日首航从从英国南安普敦港前往纽约港。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二十三时四十分与一座冰山擦撞,最终造成船只沉没,1514人死亡,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和平时期船难。

冰山擦撞前,已经收到六次海冰警告,尽管船长知道附近有冰山出没,但他并没有降低船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上冰块的风险很小,紧急闪避也很常见,甚至正面碰撞也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当瞭望员看到冰山时,该船的行驶速度正接近最高速。由于无法快速转向,该船右舷侧面遭受了一次撞击,最终两小时四十分钟后,船只沉没。

这个事故告诉我们,危机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然而在问题没有显现之前,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而通过表面现象看到本质的人,却可以占得先机,脱离险境。

希特勒上台前 爱因斯坦撤离德国

很多人只知道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事实上他对于时事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曾经说过,“国家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论断,却是对国家权力与民生安危颇具高度的概括。如果用中国文化类比的话,这句话相当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的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德国的公共场合,用以警示人们对于国家权力的变异,要保持清醒。

据《爱因斯坦传》的记述,一九三二年底,爱因斯坦离开柏林赴美国讲学,他有预感似地对妻子说:“这次你好好看一眼你的别墅吧!你再也看不到它了。”妻子以为他在说笑话,爱因斯坦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去。早在数年前,爱因斯坦已经敏锐地洞察到时局的变化,经济危机、议会解体、纳粹党发起的巷战,一切都喻示著一场风暴即将来临,而现在危机已在路上。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就在爱因斯坦离开柏林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德国进入纳粹时代。

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已成为报章公开攻击的对像,柏林针对爱因斯坦的“缺席审判”拉开了序幕。

驻美德国总领事馆,曾一度要求爱因斯坦返回德国,然而,他拒绝了。三月十日,《纽约世界电讯报》采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就此公开发表声明,“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那些对国际谅解事业有特别重大贡献的人,在那里正受到迫害,其中就有一些是一流的艺术家。”

此时,在德国境内的纳粹声浪日益高涨,五月,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打手戈培尔公开焚烧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诗人海涅曾经有预见性地说过,焚书与焚人只有一步之遥。

在纳粹的淫威下,绝大多数德国学者、教授为了自我保全,只得随波逐流,折节屈从。一九三三年大选中,由海德格尔和艺术史专家平德尔牵头,三百名大学教授在支持纳粹党声明上签字,同年十一月,又有七百多名大学教授在“德国大学和高等院校教授支持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国家声明书”上签字。

在戈培尔指使出版的《希特勒制度敌人》的画册上第一页就是爱因斯坦的照片,外加附注,上面历数了他的罪行,末尾还有一句话:“尚未绞死。”

爱因斯坦倘若留在德国,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好友数学家格奥尔基﹒皮克,正由于犹太身份惨死在纳粹集中营。

中共挺进江南 钱穆为何跑到香港?

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评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院士,一共八十一位,一九四九年后到台湾的只有九位,去美国的有十三位,留在大陆的有五十九人之多,占院士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而他们的结局又怎样呢?在文革中绝大多数备受摧残,批斗、劳改、游街成为家常便饭。

钱穆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及早地预见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在危难来临之前,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一九四九年春,钱穆到广州华侨大学任教。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中共的蛊惑下,选择了留在大陆,但钱穆却决然前往香港。原因何在?钱穆的回忆录《师友杂忆》中曾记述了一则往事:

一九四九年中共军队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与留的两难抉择。以研究古典文学著名的钱基博先生劝钱穆留下来。钱穆问,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基博没有说话。

那篇文告正出自毛泽东之手。钱穆从文告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颇疑作为史学家的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去了,而钱基博则选择了相信中共。两人其后的命运自然是大相径庭。钱穆在香港创立书院,桃李满天下,钱基博心血所凝的著作手稿,却在一九五九年的学界“拔白旗”运动中被大量焚毁,最终郁郁而亡。钱穆的洞察力令人叹服。

钱穆到香港后,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扩充为香港中文大学),并指出“本书院创始,在一九四九年之秋,当时因有感于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刻意摧残本国文化,故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在今日民主主义与极权斗争之下,中国青年在思想上应有正确的认识,以免误入歧途,既误其本身前途,亦贻害于国家民族以及世界和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对钱穆展开统战工作,派其老师吕思勉和其侄子钱伟长给他写信,劝他回到大陆,钱穆拒绝。同时,钱穆继续著书立说,严厉批判中共政权种种倒行逆施之行径。他在《中国思想史》中写道:“此刻在中国蔓延猖獗的共产主义,最多将是一个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尸。……大陆政权正如一块大石头,在很高的山上滚下,越接近崩溃的时候,其力量越大……三面红旗多恐怖,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多恐怖,下面还有更恐怖的事。”钱穆捍卫中华传统文化,而对毁灭文化、扭曲人性的中共政权丝毫不抱幻想。钱穆直到晚年,仍然对于共产政权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留在中国大陆的民国院士,除极个别人沦为中共的奴才之外,大都有着悲惨的遭遇,或在迫害中惨烈而死,或事后苟且偷生,郁郁而终。他们走过了清末的腐政,熬过了抗战的弹雨,历尽了民国的动荡,却没能逃过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厄运。

历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惨痛的教训,对于今天的意义而言,则是警醒世人,千万不要等轮船将要撞上冰山时才发现危机已在眼前。

庚子之年,劫难频频,第一波疫情未了,第二波瘟疫将至;洪水泛滥,蝗灾又起,人们不禁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了?当我们回望过去的七十年,中共“无神论”横行,不敬天、不敬地,还要战天斗地,用谎言与暴力毒害世人,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导致八千余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怎么能不了了之呢?

历史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如何选择只在人的一念之间,古人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摆脱“无神论”的中共,赶快跳下“红船”,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牢记“真善忍好”,您就是做出了最明智、最及时的选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王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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