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仍在焦头烂额,不知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逐渐加码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之际,9月20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中将予以制裁,原因是该部门与俄罗斯主要军火出口商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进行了“重大交易”,购买了10架俄罗斯SU-35战机与S-400地对空导弹,而这违反了美国2017年颁布的全面制裁法案。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制裁是在国务卿蓬佩奥与财政部长姆钦协商后,并在川普总统的要求下实施的。制裁包括:拒绝给予中共装备发展部任何外国出口许可证,禁止其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进行外汇交易或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并冻结其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财产和利益。针对李尚福的制裁,包括将禁止其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和进行外汇交易,并冻结其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财产或利益。其也将被禁止持有美国签证。

不难想像,北京是何等的愤怒。2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强烈的愤慨”。而这与去年12月,川普发布行政令,制裁包括现任北京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原北京市公安局分局局长高岩等在内的全球13名严重人权侵犯者时的低调完全不同。据报,高岩等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将被冻结,美国人将被禁止跟他们做生意;此外,他们还被取消其领取美国签证的资格,撤销已有美国签证。

无疑,李尚福与高岩被制裁的内容近似。如果他们如其他众多中共高官一样,在美国置办了房产,在银行有存款,子女在美国学习生活,那么他们的被制裁就意味着他们不仅无法去看自己的家人,而且资产也将不保。而从趋势看,他们作为被制裁的中共高官还仅仅是开始。不久前,有美国议员就敦促川普政府,制裁将数十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关押在“再教育中心”洗脑的新疆一把手陈全国。

制裁中共高官和部门,不仅让北京不适应,也让中共体制内的所有人都不寒而栗,更让北京心生忧虑。这是因为对于那些隐藏在中共体制下,秉承高层旨意行事且习惯了“人人有责”的高官和普通官员而言,他们终于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他们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而代价就是财产的丧失,且无法前往美国,甚至是其它西方国家。

事实上,关于集体罪恶下的个体行为,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不乏探讨,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个体一边双手沾满鲜血,一边又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医生……,更是成为研究者探讨的重点。德国阿伦特曾经用“恶之平庸”来形容用毒气毒杀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但精神病理学家利夫顿在《纳粹医生》中则认为,“平庸”这种说法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参与到邪恶当中的发生机制。普通人成为施恶者,需要“角色转换”的发生,一个人将“日常自我”搁置起来、进入“情境自我”,才能若无其事地作恶。

这个转换的关键,就是个体自我的集体化和他者化。自我的集体化,即个体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整全性,隐身到一个集体当中成为其中一个“分子”,从而实现作恶心理成本极小化。这个集体可以是国家、民族、军队、党派,等等。

再具体到中共这些高官和官员们。毋庸置疑的是,身在体制内的他们,对于中共的腐败、残暴、血腥、黑暗是最为清楚的,对于中共迫害良善、打压民众的手段也是最为清楚的,如果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展现出人性的一面,那么当他们进入体制中的角色时,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换档”,选择了以假面生活,成为巨大集体中的一个有用的分子,并在心理上给以自己暗示,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自己不过是在为稻粱谋。但没有人怀疑,无论是购买武器,还是迫害良善,他们都在为巩固中共政权出力。

昔日的纳粹医生为自己辩护时就称:“奥斯维辛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们能怎么样呢?”“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反正这些犹太人也会被送进毒气室,我不去做筛选工作,自然会有人去——事实上把这种脏活推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反正这些人迟早会死,对他们做些实验又怎么样呢?”“我做了什么恶呢?我真的不知道。”

或许,中共的高官们也会发出类似的辩护之声,毕竟“反党”就是等于自杀,自己能怎么样呢?但是,他们不要忘了,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效忠,积极执行高层的命令,积极对民众的镇压,才巩固了中共的政权,才使其反过来可以控制更多的中国人,包括他们自己。所谓“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不过是错觉,每一个参与中共政权者,貌似都是在执行命令,但在这漫长的罪恶链条上,谁可以坦然说自己是无罪者呢?

正如作家刘瑜所言,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普通人可以仅仅因为“尽责”、沉默、无视而成为邪恶的组成部分,而他必须成为敢于赴死的英雄才能摆脱邪恶的漩涡。当他为邪恶贡献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责任,但是一百万个“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残忍。换言之,作恶是一种集体责任,行善却需要个体的飞跃。

如今,川普将准星瞄准中共的高官们予以制裁,这对将资产转移海外、家人移民他国的众多中共高官来说,实在是很痛,而这样的痛只是因为自己听从了命令行事而已。很显然,这样的精准制裁,很可能引发中共高官们在心理层面上的变化,或是有保留地消极地行事,或是为资产和家人在海外另寻退路,而这也是北京当局难免忧虑的所在:担心内部不稳,毕竟他们无法探察每个高官的内心,无法彻查每个高官隐匿在海外资产的情况。内部不稳的中共已露出了垮台的征兆。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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