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明:名小提琴家马思聪的逃亡路

马思聪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扬名中外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小提琴曲《内蒙组曲》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作于1937年,其中的《思乡曲》和《塞外舞曲》是饮誉中外的优秀中国小提琴代表作。

1927年,马思聪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成为第一个考入这所高等学府的亚洲人。他曾被誉为“音乐神童”,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1932年,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为音乐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1949年,马思聪满怀着对祖国、中华民族的热爱、希望和梦想,与柳亚子、马寅初等100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一道,被中共的欺世谎言骗回了中国大陆。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培养出了林耀基、盛中国等著名小提琴家。

仅仅十几年以后,不堪忍受文革迫害的马思聪一家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到美国之后,马思聪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引起世界轰动。

那么,为什么曾经一腔热血回到中国的马思聪,十几年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要选择冒死偷渡的方式逃离中国呢?

正如马思聪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所谈到的:“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49年以后中共发动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马思聪所向往、珍惜的恬静、和平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暴力、血腥和恐怖,渐渐让马思聪感到困惑和沉重。马思聪开始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1954年以后,马思聪自述,很明显他之所以继续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只不过是要用他来撑撑门面,因此,他尽量收敛自己。1963年,西方音乐被禁止后,马思聪就一直待在家里,和妻儿消磨时光,作些曲子。

马思聪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是身为院长,在音乐学院也是见会就躲。这让马思聪在因言获罪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没说过什么而侥幸躲过一劫。

可是,到了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马思聪再也躲不过去了。被中共煽动起来的学生给他们的院长贴了大字报。一夜之间,曾经是中南海座上宾、周恩来的好朋友、中共用来装点门面的音乐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

马思聪和十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被打成“黑帮”,和艺术院校“黑线人物”五百多人一起,被关押在社会主义学院的“牛棚”里。他们中有院校领导、知名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每天强迫劳动、学习、交代、检讨、揭发。

8月9日,一辆写有“黑帮专用”的卡车,把马思聪等十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学院接受批斗。他们被推赶着下了车,脚还没着地,一桶浆糊就扣在了马思聪的头上,一群人一拥而上往他身上贴大字报,一顶写着“牛鬼”的纸糊高帽子扣在头上,脖子套上一块牌子——“马思聪,资产阶级的特务”。红卫兵交给每人一面铜盘和一根棒子,逼他们边走边敲。这是一场疯狂的游街批斗,红卫兵像一群疯子,叫骂不停、拳脚交加、劈头吐唾沫。

“黑帮”们受尽侮辱,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干粗活、扫厕所、写检讨、唱自己有罪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须由人民监督,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必须坦白,如不坦白,将我碎尸万段。”

红卫兵任意折磨羞辱他们。有时,强迫马思聪一遍又一遍叙述自己的“罪行”;有时,要他在地上爬;有时,让他们低头在烈日下暴晒;有时,便是拳打脚踢、抽皮带。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沨回忆说:“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作为国际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叛逃”,曾经轰动世界。(网路图片)

马思聪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一天晚上,红卫兵把大标语贴满马思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红卫兵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第二天天还没亮,王慕理和孩子们仓皇逃离北京到南京朋友家避难。为了躲避音乐学院红卫兵的追捕,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

11月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偷偷回到北京,劝说父亲逃离大陆。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别无选择的马思聪选择了逃离。在家庭厨师贾俊山和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帮助下,父女俩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郊区的亲戚家。

马思聪失踪后,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向公安局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批斗,不是被打死就是像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但万一被抓性命难保,成功则全家安全。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儿子、女儿、还有那把名贵的小提琴,在新州登上电动拖船“002号”,历经艰险,偷渡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

在香港亲友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下,马思聪一家登上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寻求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马思聪到美国初期还有些演出,但很快就只能在家作曲了。因为中共无孔不入地捣乱,使马思聪无法演出。

作为国际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叛逃”,曾经轰动世界。中央文革成立“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严厉彻查“马思聪叛国投敌案”。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平反。

马思聪的出逃株连了马家亲戚朋友数十人。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大哥的两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个侄子被打致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地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

马思聪平反后,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叛国投敌”罪名撤销。已是古稀之年的马思聪听了哈哈大笑,对子女们说:“真没想到我还得了个‘叛国投敌’这么了不起的称号,可惜,现在都没了我才知道啊。”

1985年大年初二,马思聪会见平反后第一个前去采访的大陆记者,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十九年啊!马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难道会使人觉得冤屈吗?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此后,尽管马思聪一直都有回国的心愿,但几次邀请都没有促成他回国。文革、逃亡的经历给马思聪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对大陆、中共心有余悸,以至于他在是否回国这件事上显得尤其小心翼翼。马思聪屡次对亲友说:“还是等国内再稳定些了,等适当的时候再回去吧。”

马思聪最终没有等来这一天。1987年5月20日,因心脏手术失败,一代音乐钜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马思聪逝世后,夫人在书桌上发现一篇未竟的遗作,题名是——《思乡曲》。

附:

据叶永烈《马思聪传》记载,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在会见周恩来时,周恩来向他问起马思聪近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可能,周恩来没有想过也不会去想,曾经那么热爱祖国、放弃国外的名誉、地位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的马思聪,他的老朋友,为什么在十几年后会冒死偷渡“叛逃”?文革迫害死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又何止两件。就在周恩来说这番话的时候,马思聪的亲朋好友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被关进监狱。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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