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1月11日讯】【中国禁闻】11月9日完整版
提要
中共反腐走向海外 难点代价何在
首重党性 记者行业在陆消失？
陆户籍改革 圈地运动农转非？
台湾盛大排字场面 震撼大陆游客
11月8号，来自台湾、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台湾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前，举行大型排字活动，数千人组成了一幅巨大的天女形象。庄严祥和的浩大场面，不仅吸引了路过的当地民众，更让到场旅游的大陆游客深深震撼。
这幅由6千人排列而成的“佛光普照 礼义圆明”图像，上方是“佛光普照”及十二道光芒，中间为女佛右手拿着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左手向人间散花，下方为文字“礼义圆明”。
负责图像设计的法轮功学员吴清祥表示，图像的主题表达的是法轮大法在全世界洪传，“佛光普照”5大洲、114个国家及地区，处处受到欢迎。同时修炼法轮功的人以“真、善、忍”为原则，用善心对待一切、懂得去考虑别人，在生活中就会达到“礼义圆明”。
很多大陆游客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也被现场祥和美好的气氛感染，纷纷拍照。还有人不但了解了法轮功真相，还认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
从11月7号起，德国举行为期三天的盛大庆祝活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包括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多国领导人，都前往德国参加活动，并发表讲话。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纪念活动讲话中表示，25年前东德人对自由的追求，无人可以阻挡，这种力量使柏林墙倒塌，冷战也“奇迹般”地在未动一枪一炮的情形下得以结束。她说：德国将永远感激东德人走上街头，抗议共产党独裁的勇气。
柏林墙1961年由东德共产独裁者建立，将德国首都分割成东、西两部分，目的是阻止当时的东德人进入到西德。1989年11月9号，在东德民众抗议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强大压力下，柏林墙终于被推倒，随后，东、西德国统一，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分崩离析。
港人游行至中联办 促撤政改决定
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已经进入第43天，金钟、旺角等地仍然有市民继续在马路上驻扎。11月9号，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等多个团体，游行到“中共驻港联络办”，要求中共当局直接与港人对话，并撤回“人大”8月31号通过的香港政改决定。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游行人士手持要求“人大”撤回决议的横幅，沿途高喊口号，到达“中联办”后，他们分批将像征真普选诉求的黄丝带绑在“中联办”外的铁马上。
香港警方表示，大约800人参加了当天的游行。
编辑/周玉林
中共反腐走向海外 难点代价何在
中共当局今年推出了“猎狐2014”行动，把反腐运动伸向海外。在日前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APEC），与会成员国讨论了合作反腐问题，并发表了反腐宣言。那么，中共有多大能力、又如何在海外展开行动？请看以下分析报导。
从今年七月以来，中共公安部就发动了“猎狐2014”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的贪官。据官方数据，到十月底，已经抓获了180多名携款外逃的贪官，其中44人涉案金额在千万人民币以上。
日前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上，中共也与APEC其他成员国讨论了如何建立合作网路协作反腐问题，会上还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希望能加大追踪潜逃国外的腐败官员力度。
不过，据《美国之音》披露，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共为追回外逃贪官的赃款，有时需要和协助国家分享巨大的利益。
香港立法会议员黄毓民8号在香港《太阳报》刊文称，此前有香港媒体披露，协助国家以美国为例，“重大协助”时，美国能分享的比例为五到八成，“较大协助”也能分享到四至五成。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表示，在没有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中共确实需要对花费人力、物力的国家付费，就像在西方国家追债公司的分成那样。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跨国进行这种调查或者引渡罪犯回国的话，在另外一个国家有适当的费用的，但是中国实际上跟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引渡的条约。”
《太阳报》指出，这种海外猎狐反贪，中共不仅代价巨大，而且还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被贪污的公款必须返还”原则。
根据2011年央行披露的资料显示，外逃贪官携款超过了8000亿人民币。
不过实际上，中共贪官向海外转移的资产，远不止被披露出来的8000亿。
在2012年，英国《路透社》就根据“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的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流出中国的非法资金高达3.8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0多万亿。今年初，“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布的大陆和香港离岸投资调查报告也揭示，自2000年以来，有1万亿到4万亿美元的资产从大陆流出。
谢田表示，中共的大部分高官在海外都有私人资产，他们的子女、配偶也有不少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定居，这些都限制了中共只能是选择性反腐，而不能真正实施全面反腐。
谢田：“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反腐并不是中国的一个国家的政策，它更没有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国策，实际上中国腐败的根源就是中共本身自己。所以，中共反腐不是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堂堂正正的一个举动，而是中共内斗的一个工具，使他们不敢把它拿到台面上来。”
谢田指出，如果中共真正反腐，实际上就是反他们自己，中共就要倒台。这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也是中共不能与其他民主国家共用资讯、达成真正反腐协议的原因。
事实上，中共贪官首选为避风港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不仅与中共没有引渡协议，而且这些国家的司法制度也是中共海外“猎狐”的障碍。
例如，前远华集团创始人赖昌星在2011年被从加拿大引渡回中国，但在此之前经历了12年的漫长引渡诉讼过程，中共还作出不判他死刑的承诺﹔中共2004年把在美国的原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引渡回国，虽然他被指控非法侵占4.85亿美元的银行资产，但美国遣送条件就是余振东不得遭受虐待或被判处死刑。
此外，政治因素有时也会是中共海外反腐的障碍。
中共前外交人员、现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杨恒均对《美国之音》指出，那些潜逃官员几乎都会携带一些机密文件，或者向西方国家泄露中共的“国家机密”。如果受到追捕，他们就声称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对像，让西方国家政府左右为难。
这样看来，逃到海外的“狐狸”比“老虎”和“苍蝇”难打得多，中共的“海外猎狐”绝不轻松。
采访/陈汉 编辑/宋风 后制/周天
墨西哥变卦 中国高铁海外首单受挫
11月3号，中国公司赢得了墨西哥的一个高速铁路项目。这被称为中国高铁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第一单”。但3天之后，墨西哥总统涅托在即将飞往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之前，突然宣布取消招标结果，原因是招标过程受到了质疑。
当地时间6号晚间，墨西哥通信与交通部长鲁伊斯•埃斯帕萨(Gerardo Ruiz Esparza)在Televisa Network的新闻节目上宣布，总统涅托（Enrique Pena Nieto）刚刚决定撤回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之间高铁项目的中标结果，将重新招标。埃斯帕萨表示，总统撤销这个合同是因为公共舆论对投标过程产生了“疑虑和担忧”。
此前3天，这份超过37亿美元的高铁合同，被授予了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铁建)，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南车)牵头的唯一竞标方。但政府这一决定招来了墨西哥国内舆论、尤其是反对党的质疑。
英国《卫报》报导，墨西哥反对党、国家行动党的议员指责，这条高铁项目的招标过程缺乏透明度，而且墨西哥政府向中国公司提供信息，来帮助中国企业投标。
在宣布取消投标结果前几小时，墨西哥通信与交通部长埃斯帕萨还在为招标过程进行辩解称：“只有一个投标方并不奇怪，通常此类大型项目平均也只有两个投标方。”
但就在墨西哥总统涅托即将前往北京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之前，这一招标结果突然被取消。
对此，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这与涅托政府所面临的国内压力有关。夏明谈到，墨西哥执政党——革命制度党曾失去执政地位长达10几年，重新上台也不过两年时间。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革命制度党它本身它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革命制度党进行强烈的批评。我觉着这是直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夏明分析，涅托总统之所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之前取消中方中标，也可能是一种向中方施压的谈判战略。墨西哥政府通过此举告知中共当局：“自己受到反对党、议会的牵制，从而希望在谈判中获得中方的更多让步。”
《华尔街日报》报导，在招标过程中，日本三菱、法国阿尔斯通、德国西门子和加拿大庞巴迪等公司都曾表示对该项目有浓厚兴趣，但因招标时间只有两个月而无法按时递交标书。这几家公司曾要求墨西哥政府延长竞标时间，但遭到拒绝。
美国中文杂志《中国事务》总编辑伍凡：“你这样的做法，不公开、不透明，其他国家也抗议。墨西哥的反对党和总统之间又摆不平，这事情就闹开了。不管怎么讲，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中共是不惜工本，为了要把这个生意拿下来，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中国高铁）推出去。”
《华尔街见闻》网报导，中国铁路企业海外拓展主要是靠打价格牌，但即使拿下了墨西哥高铁项目，中铁建依然面临很大的财务风险。2009年中铁建承建了沙特轻轨，结果因延误工期而亏损了41亿多元。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导，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曾号称：“中国高铁优质。而实际上，近年来中共当局为刺激经济而大力发展高铁，由此而来的却是事故不断、问题连连。前铁道部长刘志军等中共官员更因贪腐严重而落马入狱。”
夏明：“高铁建设出现是在大概5年到10年不到的时间，却出现了大规模的一些问题，无论是质量问题，还是高铁建设工程的轨道、地基等等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中国高铁是优质的话，恐怕现在很难证明。”
据报导，连接墨西哥首都和第3大城市克雷塔罗的这条高速铁路，总长210公里，设计时速在300公里以上。项目包括线路设计、施工、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制造、线路调试和5年的运营维护。工程原计划在明年2月开工，2018年通车运营。
采访/易如 编辑/李谦 后制/李智远
首重党性 记者行业在陆消失？
11月8号是中国记者节，官方媒体微信刊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眼中“好记者”的十大标准，强调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都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对党和人民负责。有媒体认为，中共眼中的好记者，其实就是党的好喉舌。在中国从事多年新闻工作的老记者们则指出，中国没有记者行业，只有宣传。
在11月8号大陆15届记者节当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共账号“学习小组”，发表了“习近平的心目中的好记者”一文。文章从习近平的历次讲话中，总结出习近平眼中“好记者”和“坏记者”的标准，并号称“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对党和人民负责”、“讲好中国故事”等“好记者”必须具备的10项条件。
文章还强调，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都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
《新华社》则报导说，通过“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演讲活动，一些参与演讲的记者，更坚定了做一名所谓“好记者”的追求。
香港媒体评论说，数十年来，“党”眼中的“好记者”，无非是应验了一首已经流传了多年的民谣：“我是党的一条狗，蹲在党的大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中国民主党组党成员马强，在中国有10年左右的记者生涯，经历了记者和新闻检查的不同角色。马强说，在中国如果记者不做“看门狗”，就没法干下去。
中国民主党组党成员马强：“只要在记者这个行业里面，不做这个看门狗，可能性就没有了，发东西就发不出来，在中国理论上没有记者这个行业，只有宣传这个行业。89以后，他们就在做一个很大的盘子，要把江山从新夺回到红二代手里，到习基本上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是撕了面皮，不再用遮羞布来遮掩的时候了。”
1941至1945年，中共前党魁毛泽东进行延安整风运动时，明确规定报纸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党性第一”是报纸的第一原则。中共于1949年夺权后，新闻工作的使命开始挂上“人民”的大旗，强调新闻工作者是“党和人民的喉舌”。
香港媒体说，因为“党”已经完全代表了“人民”，当有民众不拥护共产党时，他们就不再是“人民”，而成了“阶级敌人”。
大陆著名战地老记者铁流，曾经为中共出生入死，81岁的他，当今却正被关在中共的大牢里。
原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十八大四中全会期间, 警方到我家提出来，不可以接受境外的采访，不许向境外发消息，如果我不能做到他们提出的要求的话，就要把我带走。”
原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从年轻时在部队开始参与新闻工作，因89年支持学生运动遭到中共整肃，而后因为支持访民遭到多次关押和劳教。
马晓明说，中共对中国民众的洗脑毒害无比深刻。当他的亲戚得知警方警告以上这些话时，他的亲戚们还认为当局很宽容，相反，北京支持抓捕占中民众的消息，他们却一无所知，还反过来质问马晓明从哪里听来的谣言，劝告他不能给政府添乱。
马晓明：“中共从控制媒体对人民几十年的毒害，使人丧失了最起码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这样人们就可以服服帖帖的接受它的统治，而且还觉得这些讲真话的媒体是不可信的，是别有用心的，是非颠倒成这个样子。”
30年前，中国媒体人开始呼吁出台新闻法，1988年，有关方面还曾酝酿起草一部新闻法，但是到现在，新闻法还是不见踪影。中共元老陈云的一段话点出了没有新闻法的秘密。陈云说，国民党统治时制定了一个新闻法，共产党人就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共产党当权，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空子。因为没有了法，共产党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采访/田静 编辑/刘惠 后制/萧宇
陆户籍改革 圈地运动农转非？
目前，中共官方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户籍改革制度，已经被中共固定在农村几十年“不许动”的农民，正在开始被移民小城镇。学者认为，因为地方政府需要土地生钱，正在用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方式，强迫农民城镇化。而实际上享有诸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大城市，农民是难以进去的，即使考入大城市的农民大学生，想得到当地的户口，也是难上加难。
目前，中共的又一轮户籍改革，似乎已经由下毛毛雨式的宣传，开始进入实质阶段。据中共喉舌《新华社》报导，日前广西北部湾已经制定出具体办法，来实现中共7月份的户籍制度改革。
中共国务院7月24号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说，为适应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要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户籍改革的思路主要是为征地，廉价取得农民的土地而制定的政策，政府卖地的钱比征地的钱10倍都不止，有一部分达到6、70倍。中国现在的户籍隔离不是城乡隔离，而是既得利益，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隔离，大家都希望别人到我这儿来打工，但是我不给他户口，我不给他福利。”
学者指出，由于中共把民众的一部分税收，用于大城市进行福利和公共设施建设，造成城郊和乡村赤裸裸的贫困，甚至比非洲还穷﹔而大城市户口的含金量则是越来越高。
据《南方周末》报导，毕业8年的正规本科毕业生，要花费45万元才能拿到北京户口。而经过中介转手后，一纸北京户口竟然可以炒到72万。
在上海，户口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多方面的福利上，买房买车，择偶方面的作用也很大，连生孩子街道还会补助3000元。调查显示，拥有上海户口的人中，有67%表示不会出卖户口。而愿意放弃户口的平均“要价”超过了90万。
最近中共国务院发改委规划司长徐林说，一个农民工变成市民，平均需要花费8万元到14万，城市越大花费越多。
杨支柱：“夸大其辞，他的目的不是阻止把农民变成城市户口，而是为了阻止农民到大城市来。”
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其实把农村户口转入城市，政府是赚钱的，到城市打工的人大多数是劳动力，要去交社保的，上海那些大城市，如果没有外来人口交社保的话，它养老金制度是入不敷出的。”
实际上，据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此前发表的文章披露，交了社保的城市打工农民并不享受城市的福利。即使农民孩子大学毕业后在城市找工作也还是很困难，有的处境甚至还不如农民工，只好回农村要求恢复农民身份。当他们得知原来拥有的土地已经失去时，才大喊上当。但是他们上诉到法院时，因为他们的城市身份，还是得不到土地补偿金。
共产党夺权后，进行过几次户籍改革。50年代开始将国人身份，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许动”，农民从此成为二等公民，农民想要出门做手艺，还要给生产队交钱，要大队里证明不是坏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大批农民开始进入城市打工，尽管农民工还是扮演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不过第一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扎根，他们结婚、生子，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劳动权益问题也随之而来，而农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造成的悲剧也层出不穷。
采访编辑/刘惠 后制/舒灿
【微视频】太子党曾庆红看中周永康的原因
赵培：中共党内对于周永康的认定始终徘徊不定，各派妥协没有定论，所以四中全会很多媒体都等不到结果。其实，中共对于周永康案的定位关系到怎么处理曾庆红等一批人，各派角力所在。周永康已经是各派喊打的棋子，但是罪名大了，就涉及到了曾庆红。
那么作为太子党的曾庆红为什么不站在同样出身的习近平一边，却看上了周永康了呢？用中共党媒的话，那就是“说周永康行的人行”。香港媒体在4月份曝光了这一秘史。
江泽民小人行为让中共党内很多人看不惯。邓小平去世之后，各派势力积极运作让江泽民回苏州唱戏去。首先发力的是当时的总理朱镕基。1998年下半年，朱镕基借远华案直指江泽民的铁杆贾庆林，要通过贾庆林扳倒江泽民。
江泽民就找到狗头军师曾庆红商量。曾庆红献了一条毒计，那就是制造“国内假想敌”。这个假想敌就被选定为“法轮功”，因为政法委书记罗干一直想通过镇压法轮功升官。还有一个原因是法轮功讲“真善忍”，江派认为镇压好人不会引发社会动荡。江泽民说不出的原因是，中南海里就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这让他妒忌的不行。
出手挑事的就是政法委书记罗干的亲戚何祚庥，打人抓人的是贾春旺的公安。这才引发了法轮功学员大规模到北京反应情况的1999年“四二五上访”。江泽民借机在政治局撒泼大闹，把群众上访事件说成“亡党亡国”。
中共是个什么东西呢？一旦事件被定性为“亡党”那就是下死手。在曾庆红制造的“假想敌”的前提下，中共党内统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即使这样，中共党内很多人也是把这场迫害当作江泽民的一场人来疯，认为很快就过去，应付的人很多。与此同时，朱镕基追查远华走私案的势头不减，到2000年8月查出600多名官员涉案。
在这种情况下，曾庆红必须把迫害法轮功继续升级。曾庆红必须找一个心狠手辣的，周永康就被看中了。不过，法轮功“真善忍”太正了，没有把柄升级镇压。曾庆红就祭起了中共的看家本领——“栽赃”。公安部长贾春旺在2001年初利用国安体系搞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伪案制造罪名。
2002年，贾春旺换到检察院，2003年升到副国级的最高检察院院长。接手公安部的就是周永康。伴随着镇压法轮功的升级，政法委书记罗干也升级到政治局常委。从此，中共的外交、特务、司法、内政等等一切围绕着镇压运转。反腐败问题没有人提了，只要镇压有功就行。
江泽民、曾庆红利用镇压坐稳了位子，一大批心狠手辣的维稳官员升官，围绕政法委书记形成了第二个权力中心。不过，江派怎么也没想到，镇压了法轮功15年，法轮功没有倒下，反而是中共摇摇欲坠了，这就是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