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日讯】夺命快递造成了不幸后，政府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第一，加强快递收寄验视；第二，快递员进行考试，持证上岗。政府迅速而果断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叫好，但在我看来，这两条办法都值得商榷。
两个办法都有其纸面背后隐含的权力逻辑。
办法一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如果能够做到每件必验，那么应该能够最直接地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但它所隐含的背景是公众安全与隐私之间的博弈。换句话说，为了避免小概率的安全事件发生，我们愿意牺牲多大的自由空间？公共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相互让渡，这本身确实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在没有公共博弈平台的中国社会，自由以安全为名被侵犯，的确有其独特的民意基础。
办法二的情况相对简单。快递员持证上岗制度，在物流行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在权力没有有效监督的现实中，只有一种可能性——变成一个新的寻租途径。纵观国内的经济领域，无数寻租行为假监管之名堂而皇之地存在。本着对公权度恶的原则，在造就寻租的制度病灶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任何所谓增加监管的行为，无论以何种冠冕堂皇的名义，都可以划为腐败的根源。
今年双十一后，我国单日快递的最高投递件数达到了7000万件之多，而其他时间的日投递件数也在百万数量级。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前提下，目前国内的快递公司不可能做到每件必检的收寄验视。第二，夺命快递确确实实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在笔者看来，夺命快递事件的最妥善处理方式，应到以法律管道对相关责任人和责任机构进行责罚为止。而以此为由的快递收寄验视办法，还需要公共领域广泛的讨论和斟酌。至于所谓的快递员持证上岗，除了增加经济成本和腐败通道之外，恐怕不会再有其他意义。
对于这一事件的公众反应，笔者颇为失望。我们不知道自由为何物，这或许还可以理解，但对权力不断膨胀、不断寻找寻租空间的行为视而不见，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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