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2日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代价，是近年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共官方也难以再回避。仅从水资源一项看，2011年6月3日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在《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环境总体形势十分严峻，七大水系全部都已经被污染。早在2005年对七大水系的175条河流、345个断面的监测显示，完全不可被利用的劣五类水已占到了总量的28.4%。
然而实际情况还不是表面数位这样简单，魔鬼时常藏在细节之中。因为在所谓“改革年代”中，国家的“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也被多次修改，水质标准被降低。这个标准在1983年颁布，1988年第一次修订、1999年第二次修订，现在施行的是2002年的第三次修订版。旅德学者、德国多蒙大学工程博士王维洛曾撰文指出，化学需氧量（ＣＯＤ）是水质评价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过去，化学需氧量每升２０毫克即为“重污染”的四级水，不能作为饮用水，连浇灌农田都不行；按照现行的标准，只是“轻度污染”，依然可作为饮用水源。在当前的中国，有水皆污、有河皆黑已经是一个客观现实。而空气、土壤等其他环境污染问题也同样的严峻。
主持人：关于与中国环境危机有关的问题，我们再来听一下程晓农的看法。
主持人：请您简要谈一下，中国现在的环境危机多大程度上是工业化进程中的成本；多大程度上是不必要、又可避免的破坏？
程晓农：在工业化过程中，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工业污染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这是有一个自然的认识过程。所以在工业化早期，像英国，还有日本在70年代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那个时候确实是存在着缺乏认知，人类的常识，和企业对环保问题的重视，再加上地方政府也不懂这个问题的危害，所以造成了相当多的污染的后果，然后引起了社会反弹，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环保法规来限制企业。现在问题是这都已经是别的国家承受过多惨痛的教训，那么，为什么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假装糊涂？似乎中国只有增长多少个百分点。现在问题是，如果中国把土地污染了、水污染了、空气污染了，这种环境污染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办法能够扭转的，比方说，中国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据说是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存在着严重的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的后果是，土壤中残存的重金属物会通过农作物吸收后，留在农作物中，然后，再进到人的身上。重金属到人体内是无法排出去的，它一定会留在人体内，产生一系列的致癌因素。换句话讲，中共各级政府对污染的态度是，只要我有钱，能收到税，能带来经济增长，我就哪怕把子孙后代都还成癌症患者，都把他们害死，那也是在所不惜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得到好处的只是政府官员。对老百姓来说，他们除了受到污染伤害，没有任何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像大连、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的老百姓，很容易就起来反对污染这方面的危害。
主持人：最后来听一下文昭的看法。共产党向来强调所谓辩证法，在经济增长和环保这对矛盾中，你认为共产党的体制能把它们辩证统一起来么？
文昭：在民主社会做官其实不难，官员只要依法办事，不越权不违法，同时注意自己的操守就能安全混到退休。而在中国做官看似是一件很高难的工作，官员们都要成为哲学家，能把某些高深理论活学活用才行。但现实中做官不是写哲学论文，利益问题是很具体的。实现不了经济增长目标，当官的仕途肯定无望。出现群众的抗议，只有在他发现不及时、镇压不得力的情况下才会丢官。所以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些地方官仍然会以保增长为第一目标，仍然会引污染专案，只不过会更细致的宣传欺骗工作、资讯控制工作，对群众抗议及早发现、及时镇压。这可能是他们所理解的辨证统一。
主持人：《南方周末》的专栏作者“笑蜀”在启东事件后曾这样评论：“以乌坎为界，中国已进入公民对政府的训政时代，什邡、启东都是这种趋势的延伸，这趋势还将发展，不可阻挡”。确实，中国公民意识的觉醒已成为时代的声音，而这股声浪正在从保卫生活的小诉求，一步步走向质问造成这一切问题的体制，这个大诉求。中国公民运动的后续发展，《世事关心》将为您持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