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计划生育罪与罚

【新唐人2012年6月19日讯】遥远的过去,有一个国家叫欧麦拉,那里的人民据说快乐又富足。

美好的背后,却暗含罪恶。在城邦的某个阴暗地牢之中,有一个孩子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忍受一切非人的折磨——地牢之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但是他们相信生活的一切幸福都建立在这个孩子的痛苦之上;这个孩子一旦被拯救,那么欧麦拉人的一切喜悦,瞬间将灰飞烟灭。

这是哈佛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很魔幻,却又有着无比真实。如果你是欧麦拉人,你该如何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用费心设想情境,一切正在实时上演,“计划生育”政策,已使得中国变为现实版的“欧麦拉”:多年来,中国民众一直有人被告知,只有控制生育才换来中国的稳定繁荣,计划生育减少了4亿人将降生,中国为世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此,计划生育成为公民义务,生育权也被交出,换来无数孩子的“不见天日”:根据中国卫生部年鉴显示,中国计划生育人口流产人数最高时达到了1437万人,那一年是1983年。最新的惊心动魄案例来自陕西安康,一位怀孕7月的母亲,据说因为没有办法交足四万元罚金,在没通知家人情况下肚中胎儿被强制引产,已经成型的孩子就在母亲旁边,境况令人惨不忍睹。

很可惜,上述逻辑并不成立,中国的繁荣并不维系于计划生育,甚至这一政策很可能对明天的经济成长构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中国的生育率在在60年代达到峰值之后,就一路下降,“人口多”不过是各种人祸天灾的借口而已;如今正在老去的中国,却需要更多孩子;换而言之,地牢外的国人忍受良心煎熬的同时,无数“中国孩子”白白牺牲了,而预期中的繁荣并没等来。

这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不由得我们反思其政策根源。中国的人口政策从来一笔糊涂账,往往用更大的错误去掩盖更大的错误。

节育的思想最早源自欧洲,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旨并非一味要求强制,在于从无节制生育中解放妇女。1950年初,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议节育,但是他的忠告被置于身后;告别毛时代的某一时期的鼓励生育之后,官方从1970年之后开始实施计划生育,设立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到本世纪末,必须力争把我国的人口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时至今日,中国人口情况究竟如何?这同样充满争议。根据中国官方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对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人口增长率 5.84%,年平均增长 0.57%,已经属于世界较低水准;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计2025年中国将达到人口峰值14.41亿人,2050年时下降到 13.92亿人,届时第一人口大国地位将被印度取而代之——这一数据比起不少学界测算乐观一些,但比起1990年代16亿的官方估算低了不少。

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严重扭曲了中国人口结构,进一步也将使得中国的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人口因素,如果不是影响经济的唯一原因,也是最主要原因之一,其动力学作用之大超过我们想像,劳动人口比例、年轻人口比例、老龄人口比例、抚养比等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当下经济,更可能进而影响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在前工业时代,人口往往被视为负累,马尔萨斯等理论应运而兴;而在二十一世纪,经济增长往往由生产率、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红利构成,如果辅以合理的制度安排,人口可以突破资源的局限,人力资本往往被认为最有价值的资本,这一点即使在过去以廉价劳动力著称的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学上所谓“人口红利”,表示一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同时抚养率比较低,这将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就中国而言,60年代人口红利已经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发挥,徒然成为人口压力,白白错过机会;直到改革开放释放经济活力,使得中国广袤农村劳动力有机会得到兑换,为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

伴随着人口峰值的预期降低,中国人口红利在未来几年行将结束将成为现实。按照学界普遍估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2015年后将步入负增长,之后将进入与人口红利期对应的人口负债期,经济学家蔡昉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人口红利将大概将在2013年结束。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日本红利消耗之后,步入经济停滞往往视为中国前车之鉴,但对比日本的人均GDP和家庭财富积累,中国的未来更加暗淡,看起来更像是未富先老,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只是开始。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印度。其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最早提出计划生育的国家。印度不仅在1952年就提出计划生育,甚至其前总理甘地夫人曾经在1970年代试图强硬推行,却导致自身的下台。此后印度的人口继续膨胀,曾经被视为“缺乏人口控制的典型”。
时移事往,伴随着印度的高生育率,人口变为印度的优势,印度也将迎来人口红利,而且或许将维持数十年——从印度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来看,或许从2010年的7.8亿持续增加,2030年将可能超过10亿。
也正因此,不少人士断言“龙象之争”已分胜负,原因就在于人口结构变化。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或许将2013年超过中国,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印度的年轻劳动力数量倍增。根据他们测算,在中国的老年抚养比率或将由2010年的39.1%达到2025年的45.8%,而届时印度将由55.6%下降至 47.2%。

人口抚养比是考察人口红利的一个很好参数,代表着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老年抚养比更可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年化程度。随着老年抚养比的进一步提高,加上刘易斯拐点悄然临近,中国的老龄化令人担忧——当下的诸多闹剧,无论延长退休年龄还是无理掠夺劳动者公积金,届时恐怕都无法应对庞大的养老大军。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根本区别,还是在于生育率。联合国的数据估算,每个印度妇女大约平均生育3个孩子,而中国妇女则平均只有1.7个孩子——这一数据在官方往往是1.8,但是不少学者估计这一数字低于1.5,这低于维持世代更替的2.1门槛。

毋庸置疑,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不合理性已非常明显;进一步审视,即使计划生育具有经济合理性,基于其反人性之恶,也应该被捐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如果计划生育已经不能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难以一致,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行?

计划生育政策从诞生之初,并非没有时间期限。1980年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如今,三十年早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可以休矣,其退出显然阻碍甚多。任何机构和政策一旦形成,就有其路径依赖与利益惯性,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人口业已负增长情况之下,放开二胎政策尚且不能通过的根本原因。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多年,造成了大量的利益团体,利用生育权利设租寻租,大肆课罚;与之对应,赴港生子与赴美生子等现象,一方面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极反抗,另一方面也使得生育权利因为贫富而更加不均,加重了社会底层的被剥夺感。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余年,我们常为已经建立基本的市场经济运作模式而欣慰,却不知计划的幽灵仍在逡巡,伺机进入包括指甲缝这样的私人空间。计划生育,无疑是其中最为隐蔽也最为恶劣的一种。

更进一步思考,人口是否可以规划?无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还是最近离去的唯一的诺贝尔女性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理论,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朴素而现实的真理:公共治理并非只有政府介入一种方式,公共区域也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治理;科学更不应该成为反人道的帮凶,理性在人性与未知面前应该存有敬畏,政府并非全能。

每一个生活中个体,其实都天然是不自觉的经济学家。很多自以为是的政府政策,即使短期看来似乎立竿见影,长期来看要么无效,要么只会扰动社会的自动调节。反观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一直被有意曲解,其实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在缺乏基本公共救助的社会,通过多生子女来赡养自身,虽然原始却有其效应,天然具有极强的经济合理性与分散风险性,也是中国人繁衍至今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新加坡、台湾等经验来看,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往往很难及时掉头,届时政策对生育的鼓励其实效果令人怀疑。换而言之,中国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在目前高额抚养成本之下,很可能人口增长也回天乏力。对于中国而言,这虽然可能有些晚了,但却不得不做的一步,可以逐步推进,从放开二胎、一线城市开始试点——这不仅关系未来中国的发展,更涉及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益。

毒树不结善果,建立在反人道基础的一时繁荣必然难以持久。回到奇幻城市欧麦拉,这里居民并不真正快乐。很多人见过那个孩子之后,无不充满自责却无力改变现状,只好选择逃离欧麦拉。

这何尝不是中国的现状?陕西安康引产案曝光之后,任何关于计划生育的辩解都苍白无比,甚至关于计划生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论证也显得无不伪善。习惯工具思维的国人,能否这一次从心灵而不是仅仅大脑来判断是非。“救救孩子”,应从逐步放弃计划生育开始,切切不沦落如游吟歌手周云蓬所唱,“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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