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1970年的一個冬日，在古都南京，四名知識分子被押赴刑場，罪行是企圖偷越國境、煽動知青回城。他們是：姚祖彝、王桐竹、陸魯山、孫本喬。他們曾歷經反右的風暴，卻未能逃過更大的劫數。才華、熱情、夢想，全部灰飛煙滅。生命的歌，是否已經被時光遺忘？
右派杜高，曾與這四名「罪犯」有過交集—勞教。杜高的回憶，提供了一份雖不完整、但卻清晰、寶貴的人物拼圖。後來，也有零星的相關評述見諸雜誌報端。因此，他們的生命痕跡，並未消逝。殘缺的夢，隨歷史的風，悽然飄飛。
打掃廁所的英語翻譯
1962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把大飢餓後存活下來的幾百名右派勞教分子集中到北京南郊團河農場。在那裡，杜高和姚祖彝一起被編在病號組。姚祖彝負責打掃院內廁所。他外表整潔，沉默寡言，打掃完廁所就獨自看書。
杜高說：「有一天上午，風和日麗，大隊出工了，院子裡很安靜。我到院子裡曬太陽，看見他把糞桶沖洗乾淨了，靠在牆邊上休息，他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本很小的書看起來，我走過去問他看什麼書，他把書遞給我看，是英文袖珍本《傲慢與偏見》。我們愉快地談起這本小說，我這才知道他是一九四八年燕京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他的姐妹都在香港。我們同在一個組約半年，交談僅僅這一次。他因為遵守紀律改造表現好，不久便解除勞教，離開右派隊，調到職工隊去了。」
麥田裡飄出俄語詩
王桐竹是杜高在教養隊裡的好朋友。他年輕、英俊，有才氣，是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他的父親很早入黨，後來被打成「托派」，開除出黨。杜高和王桐竹彼此信任，他們談形勢，也談文學。在勞教歲月的麥田裡，這樣一幅畫面，永久定格：
「我們在麥田裡鋤草時，兩人並排往前走，他抑揚頓挫地用俄文朗誦普希金的《致凱恩》：『我回憶起那美妙的一刻，在我的面前出現了你……』如果我們不是囚徒，如果那裡不是勞改農場，那情景可以說是相當浪漫的。」
黑暗中的友誼，凝結在一包烙餅裡。「王桐竹一九六三年解除教養，留場就業。他離隊的那天同我約定，下個星期天的晚上九點，他將一包食物從廁所旁邊的鐵絲網下面偷偷遞進來，藏在草叢裡。那天晚上我假裝上廁所，在草叢中果然發現了一包烙餅，我躲在被窩裡把它們吃掉了。這是相當冒險的行動，只有王桐竹才對我這樣好，我真從心裡感激他。」
紅圍巾和數學奇才
據杜高敘述，陸魯山和孫本喬都是二十歲出頭的大學生，分別畢業於北京農機學院和北京工業大學。「他們都是很可愛的青年人。即使在那樣飢餓難忍的年月裡，他們仍拼著命賣力地幹活。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幹活的時候都脫光了膀子，顯示出他們青春生命的頑強。」
杜高回憶說，1961年冬天，在清河農場「584」分場勞動時，每到會見親人的日子，陸魯山的女友總會出現。一條紅色的圍巾，給那些淪為賤民的勞教養分子們，送去暖意。
「那年冬天雪下得很大，姑娘的紅圍巾在雪地裡顯得格外耀眼。這是陸魯山的戀人，北京一個工廠的女工。陸魯山戴上右派帽子後下放到工廠勞動，這位姑娘愛上了他，勞動教養後，陸魯山多次提出同她斷絕來往，姑娘堅決不同意，以身相許，等待他早日自由。每到探視日，她從北京一早坐車趕到茶淀農場，帶著自己省下的糧食，辛辛苦苦走幾十里路來看他。因為沒有人來看我，我只能站在監舍門口遠遠望著那些從北京來的家屬們的身影，也就沒有機會看清這位姑娘的面容，但我想她一定是非常美麗的。」
美麗的姑娘，她和陸魯山，是否曾經獲得了短暫的幸福？即使答案是肯定的，那快樂的夢，也註定無奈的戛然而止，在一個更寒冷的冬天。
至於孫本喬，則是一個遵守紀律，積極勞動的好青年。「他寧願忍受飢餓，從不偷吃地裡的農作物，幹活時也從不偷懶，從不說一句牢騷怪話，在隊長面前保持著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他很聰明，在一起勞動的大學生們都很佩服他。大學生們幹活時常討論一些數學題，他總能很快地用心算找出答案。」
作家從維熙寫過，曾與孫本喬一起在清河制呢廠實習的教師張永賢告訴他：「孫酷愛學習，在工廠實習時每月發16元工資，他花去6元多錢購買了一套《約翰‧克里斯朵夫》，在實習之餘苦讀。」
「可怖的一瞬」
「最後的那可怖的一瞬，永遠保留在我的記憶中。」
1970年的冬日，杜高站在南京街頭，「擠在看熱鬧的人群中，看著開赴刑場的卡車從我身旁駛過。即將被處決的犯人都被捆綁著，身後插著一塊牌子，垂著頭，在短短的幾秒鐘裡，我一下認出了站在車前頭的姚祖彝，我想找王桐竹，再看他一眼，但還沒有看清楚，車便駛過去了。我站在街頭，渾身顫慄，不敢想像他們被槍決的那個可怖的場面。連著幾天，政府組織了幾個知青到各區居民當中巡迴控訴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我沒有勇氣去聽。我不想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罪，但我猜想，他們實在是對這片土地絕望了。」
「難以破譯的夢」
在勞改隊的國慶文藝演出會上，王桐竹曾經動情地朗誦過歌頌祖國母親的長詩。這四位各具才華的青年，能夠用中文、英語和俄文，抒發對生活的熱愛，對祖國的赤誠。在政治的漩渦裡，在飢餓難耐的日子，他們掙扎苦捱，期盼重獲人的尊嚴。然而，青春的頑強，抵不過赤色的凶殘。他們，無一倖免的凋零了。
作家從維熙在《金陵尋夢》中寫道：「如果他們能活到今天，在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都是有用之才。……他們的靈與肉，早已經成為宇宙之間的煙塵。但這卻給我們走過風霜驛路的生者，心靈上留下一個難以破譯的夢！」
2006年9月18日，李大立寫下文章「千萬不要忘記被暴政殘殺的同胞–姚祖彝的故事」，講述了他看到杜高所述有關姚祖彝之死內容後的感想。李大立寫：「姚祖彝先生一介上海書生的形象，已經躍然紙上，雖不識，已感懷。想不到僅僅是因為想改變『妻離子散，孑然一身，一辱再辱』的悲慘處境，追求一種自由幸福的生活，去香港和父母兄妹團聚，就被剝奪了人最寶貴的生命！這是什麼樣殘暴的社會啊！」
李大立還嚴厲抨擊了「母親打錯了兒子」的觀點：「筆者上面提到的文章發表後，有人發表不同意見，說中共對姚劉等的暴行，彷如『母親打錯了兒子，兒子不應該責怪母親』，這是典型的為共產黨開脫罪行的囈語。在西方文明世界，母親打兒子是犯罪行為，害死數千萬同胞的中共有什麼資格當我們的母親？我們什麼時候承認過？什麼時候投過他一票？還說姚祖彝不屬於政治避難，就不應該偷越國境。難道希望永久擺脫社會的迫害和歧視，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都不可以？什麼邏輯！」
在過去的67年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一波接著一波，一浪高過一浪，把億萬中國人打翻在地，打入地獄。許多人，僥倖逃過一劫，卻淹沒在下一輪狂瀾。浩劫，殘害生命、摧殘心靈，毀滅文化。在接連不斷的災難裡，受害者有政治領袖、各級官員、知識精英，也有工人、職員、學生等普通百姓。「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罷，都是鮮活的生命，有夢想、有感情，有追求。然而，在中共專制的「絞肉機」內，堅持真理、追求自由，就是與黨和人民為敵，會被踏上一萬隻腳，甚至招來滅頂之災。多少逝者的故事，為民族的歷史做出悲哀的註腳，催人淚下，而又時時提醒倖存者：這一切，並不是夢。#
參考資料：
李輝：《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李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