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槍決的指揮家——陸洪恩

北京時間：2017-02-02 08:08

【新唐人2017年02月02日訊】陸洪恩（1919—1968），天主教徒，曾任上海交響樂團指揮、副團長，是文革中被公開槍決的第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他曾說：「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

假如，當年，他選擇留在奧地利，他便可以在自由的陽光下，享受音樂的美好與平和。然而，一切都在痛苦後歸於沉寂。他的骨灰盒裡，只有一根指揮棒。

公判大會

1968年4月27日，在上海市文化革命廣場，召開了公判大會，判處七名現行反革命罪犯死刑，立即執行。他們是：柳友新，彭振邦，陳霖，尤詠仁，陸洪恩，楊望義，張鵬宏。當時，上海電視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對這場集體屠殺作了現場轉播，判決公告貼滿大街小巷。這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

4月28日，《解放日報》發文描述如下：「參加大會的和會場外收看電視實況轉播的革命群眾，不斷振臂高呼：『堅決鎮壓反革命！』……『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大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結束。

據難友劉文忠介紹，陸洪恩在被槍斃以前是遊街的，「沿著淮海路一直用卡車遊街到龍華機場那裡的槍殺地方把他槍殺。」

「運動」中的音樂人

陸洪恩出生於天主教徒家庭，少時入讀法國人開辦的徐匯公學，後考進上海音樂專科學校鍵盤系，1941年畢業。他多才多藝，不僅展現出音樂才華，還寫得一手好文章。

1950年1月，陸洪恩進入上海交響樂團，初任定音鼓演奏員，後於1953年起擔任樂團副指揮，第二年任交響樂隊副隊長。陸洪恩在排練時要求十分嚴格，因此保證了很好的演出效果。他熱情正直，為人誠懇，不擺架子，贏得了同事的認可和好評。

1956年，陸洪恩率領上海交響樂團赴京參加全國音樂週的演出，特別為各國使節進行了一次專場交響音樂會表演，反響熱烈。在此後幾年裡，陸洪恩經常與蘇聯、捷克、波蘭等國的音樂家聯合演出，工作繁忙。1959年，陸洪恩創作了大型管弦樂《年年歡》，向祖國獻禮。

陸洪恩心無城府，實話實說，自然在一連串的「運動」中留下了不少「辮子」。

1957年反右整風至1963年間，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和陸洪恩都主張「指揮負責制」和「演奏員要忠實於樂譜的每一個音符」。陸洪恩曾提出：「樂團每天5小時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制！」他還說：「給我人權和財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但是，後來，陸洪恩的觀點被認為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1962年，上海交響樂團學習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陸洪恩直率地說：「是貝多芬面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這話又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

1965年1月，陸洪恩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在奉賢鄉下，陸洪恩突然行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綁到縣醫院打了一針，使他鎮靜下來。後來，上海交響樂團派人把陸洪恩送到上海精神病醫院，陸洪恩被診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陸洪恩住院兩個多月，病情緩解很多，出院後返回單位上班，不再擔任指揮。1966年春天，陸洪恩再度發病。可是上海交響樂團通知他的妻弟：不要送醫院，不用你管。

1966年5月28日，早晨的天空浮動著陰霾。正在讀初中三年級的陸於為輕聲對陸洪恩說：「爸爸，今天就坐在那裡聽大家的發言，你不要講話了……」因為他聽母親說，兩天前，爸爸在政治學習時講了一些真話，遭到批判。陸洪恩輕輕地撫著他的頭說：「放心吧，於為，爸爸明白。」兒子目送父親步出家門，這一去竟成永別。

那是一個星期六，樂團學習討論《評「三家村」》。在會上，一些陌生人氣勢洶洶地批判陸洪恩是「修正主義」，陸洪恩大聲反駁：「你們到底擺不擺事實，講不講道理？如果擺事實講道理，鄧拓就講對了。你們說我是修正主義，如果這也算修正主義，那我就喊『修正主義萬歲!』」

後來，他又喊了一聲「修正主義萬歲！」當時人們驚呆了，突然，有人大喊一聲：「陸洪恩……反革命！」接著又有人喊「對！反革命！」於是，人們七手八腳，一擁而上，將陸洪恩扭送到公安局、關進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監號1598—最後的話

在這裡，他沒有名字，他是「1598」。音樂，支撐著他，度過黑牢中的漫漫長夜。兩年的囚禁，毒打侮辱，使年富力強的他變成了衰弱老翁：身體瘦削佝僂、頭髮變白脫落、臉色枯黃、目光渾濁。儘管虛弱無力，雙手常被反銬背後，他還是經常哼起世界名曲，從樂聲中汲取力量。

在獄中，年輕難友劉文忠對他關照有加。每當夜深時，劉文忠就偷偷地幫助陸洪恩把反銬轉成正銬，這是他從另一位難友那裡學會的技術，這樣陸洪恩才能落地睡上一會兒。陸洪恩向他介紹音樂知識、講解人生課程，劉文忠佩服老陸的鐵骨錚錚，兩人在患難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一天深夜，陸洪恩泣不成聲地對劉文忠說：「小兄弟，蒙你照顧我幾個月，很感謝你。你有機會出去，幫我轉告家人，我是怎麼樣死在監獄的。」

選擇生死的這一天到了。同監房的14個犯人被叫到訓導室，席地而坐。桌子後面坐著訓導員、審訊員和另一個上面派來的人。訓導員為陸洪恩定了罪：公然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擊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審訊員惡狠狠地問：「1598，你究竟要死，還是想活？今天你表個態！」

短暫的沉默過後，音樂家慷慨激昂，開口演說：「我想活，但不願這樣行屍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寧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災難。我不願在暴虐、浩劫、災難下苟且貪生。自從14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18世紀英國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開始從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百花齊放，爭奇鬥豔。西方的民富國強哪裡來？我國的民窮國弱又哪裡來？世界在兩極分化，西方社會在搞工業革命，科教興國，振興經濟建設；而我們在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搞內耗，造反，停課、停工，鬧革命。人家主張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們搞專制、愚昧、個人迷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人家保護文物，保護知識產權，尊重知識，拿知識分子當寶；我們砸爛文物，侵犯人權，打、砸、搶、抓、抄，批鬥毒打教師，知識越多越反動，稱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當『牛鬼』。人家求安定、講團結，重視倫理道德；我們惟恐天下不亂，爭權奪利，批判孔孟『忠孝節義』，搞階級成分論，搞專政。……

我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麼要侮辱大批跟黨走革命道路的知識分子？為什麼要鬥倒批臭大批愛國的人民教師、學者、工程師、藝術家？他們在辛勤耕耘，傳播文化知識，他們把一切個人功勞與榮譽都上繳給組織給黨，一切的一切都歸功於偉大的一個人。可是他還要侮辱我們，稱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們愛國，可是國愛我們嗎？我們聽毛主席話跟著黨走，可是建國以來，他從55年反胡風，57年設陽謀反右，66年又開展文革焚書坑儒，要對知識分子趕盡殺絕。我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抱著一顆報效祖國的心從海外歸來竭力忠貞奮發工作，誰知落到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這樣生活下去還有什麼意義？現在廣大知識分子生不如死，一個民族發展到死比活著還安定，這個民族無疑墜入了滅絕生命的深淵，文革是毛澤東引給中國人民的一場地獄之火，是為中國人民擺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願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求得這種全民恐懼、天下大亂的生活，如果說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殘忍無比的模式，那麼我寧做反革命，寧做反社會主義分子！」

難友劉文忠

1967年1月，19歲的政治犯劉文忠結識了48歲的「反革命」陸洪恩。當年，劉文忠因為幫助哥哥劉文輝複寫反對文革的信件而被捕。他沒有想到，自己會與一位音樂家成為忘年知己，而他們的交流場所竟是監獄。

陸洪恩把音樂的光亮帶到了鐵牢。他向同監難友們介紹西方的音樂大師、音樂流派，講述意大利的文藝復興、芭蕾舞等等。從這位師長身上，劉文忠第一次體會到了音樂的力量和對正義的渴望。他目睹了陸洪恩受到的殘酷折磨，深深敬佩他不屈的意志。

「這兩年中，不誇張的說，他三分之一時間是受罰的。也就是戴銬子，不是前銬就是後銬，他吃飯睡覺或是大小便都要我服侍他。那時我是個小兄弟，我幫他是應該的，再說我從他身上也接受了很多知識。他年紀大、經歷的世面比較多。」

劉文忠在回憶錄中，描述了陸洪恩的悲慘遭遇。「可憐的陸洪恩老師，幾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鬥。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樂學院批鬥後回來，人被打得鼻青臉腫，他卻顧不得自己傷痛，慷慨激昂地告訴我們，他是賀綠汀的陪斗對象。他一向尊重賀綠汀，所以雖是師兄弟關係，後又拜賀為師，自認弟子。在批鬥大會上，革命師生責令他揭發賀綠汀的罪行，不料他反為賀綠汀表功，說賀綠汀是大好人。怒不可遏的紅衛兵對他拳打腳踢、狠毒施暴。這位挨了暴打的音樂家卻說『小將們是被愚弄的』，毫不記恨在心。」

又有一次，陸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劇場批鬥，逼令他老實交代攻擊江青同志革命樣板戲的罪行。他理直氣壯地反問：「樣板戲有什麼好？中華文化藝術星光燦爛，音樂、戲曲的優秀作品比比皆是，為什麼只許演唱這幾個戲，而要毀滅傳統呢？」他的這番話招來革命造反派的毒打。劉文忠寫道：「造反派們叫囂：『他滿嘴放毒，打他臭嘴！』結果竟撕裂了他的嘴唇！當他回到牢房時，一副慘不忍睹的模樣，腦袋被打得紅腫起來，嘴唇被撕裂開，連晚飯都無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就這樣，陸洪恩被頻繁揪斗，每次都因耿直抗爭而遭暴打，經常被打得遍體鱗傷、血跡斑斑。造反派看守還要把他的雙手扭到背後反銬起來，訓斥他說：「每次批鬥，每次都不老實，還要放毒，非得反銬不可！」

陸洪恩在臨終前，託付劉文忠兩件事：第一，如果有機會逃出國門的話，一定要去維也納，代他在貝多芬墓前獻上一束花。告訴大師，在中國，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著他的《英雄交響曲》與《莊嚴彌撒》走上刑場的。陸洪恩提到，他曾經帶團去奧地利演出，本來有機會出逃歐洲，這成了他的一件憾事。第二，幫他尋找去了新疆的獨子，告訴他父親是怎樣被折磨死的。

劉文忠歷經13年牢獄，重見天日。他信守承諾，完成了陸洪恩的囑託。2002年的一天，劉文忠來到了維也納中央公墓。在貝多芬的墓碑前，他擺放鮮花，喃喃低語，向音樂大師獻上一位逝去的中國音樂人的敬仰。

2004年底，劉文忠在海外出版了傳記文學《風雨人生路》，其中有兩節詳述了陸洪恩走上刑場的一幕。2005年2月底，王友琴女士讀到此書後，立刻向他轉告了陸洪恩兒子的訊息，再加上當年難友陳古魁（原上海油畫雕塑院院長）的幫助，劉文忠終於和陸於為相見。

當陸於為聽到父親的遺托和牢獄慘狀時，淚流不止。他告訴劉文忠：37年過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靜、認命的生活被掀起了波瀾，心靈被震撼。陸於為反覆讀了《風雨人生路》後，徹夜難眠，痛苦不堪。他說：「想不到父親死得這麼慘，這麼苦，這麼壯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圍的人們對文革遺忘得這麼快！」

37年前，陸洪恩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後，他的妻子和孩子都受到株連。16歲的陸於為被發配新疆，13年後，陸洪恩平反，他才被批准回到上海。陸於為說：「父親沒有留下骨灰，沒有遺書，所有音樂手稿被抄，上海交響樂團就交給我一根父親用過的指揮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親，身心憔悴，疾病纏身後去世了，一場文革災難使我家破人亡。」

陸於為是一名畫師，在相對平靜的生活裡，文革的陰影一直揮之不去。他被歲月磨平了鬥志，他的心裡有著太多的疑問。「殘酷慘烈的政治運動改變了我的性格。使我變得膽小謹慎，沒有了稜角和鬥志，我一直想知道父親是在什麼情況下死的？父親究竟幹了什麼？造成張春橋等人非要殺他這樣一個高級知識分子？讀了劉先生的《風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憤恨，但又無奈。記得上海文化局為我父親平反後，我們家屬曾想為父親立一座烈士銅像，遭到有關部門拒絕。我真無可奈何！我不奢望什麼，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爺爺慘烈的事蹟，怕像我一樣生活在恐怖的陰影下。我大聲呼喊像我父親的事不要在中國大地再發生了，但願中華民族不再出現醒腥風血雨。」

追尋晴空

1979年，經過陸洪恩妻弟胡國定的再三申訴，陸洪恩的冤案終得重審和徹底平反。1979年9月26日下午，陸洪恩平反昭雪追悼大會在上海龍華革命公墓大廳舉行。許多陸洪恩的生前友好都送了花圈。上海交響樂團團長黃貽鈞含淚致悼詞。大會宣布，「推倒強加於陸洪恩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

陸洪恩妻子的表妹林志明曾發表長文紀念這位音樂家。1979年10月29日，黃貽鈞在給林志明的信中說：「十年浩劫，死者萬千，洪恩是其中之一。他被害後無人敢去收殮，至今不知骨埋何處？倖存者想去他墓前『獻上一朵小小的白花』也不可能。他死得真慘！」

有資料顯示，根據一項內部統計，在文革中，上海市一共有11,150人被迫害致死。劉文忠說：「真希望後人千萬不要做「文革」健忘症人。應該深刻徹底地反思這場民族的災難，否則將是民族的悲哀！」

良知，沒有忘記陸洪恩。網友「標心者」稱：這才是中國的脊梁。「百折不撓的老太太」寫：陸洪恩，敬你「紅色恐怖」之下的健全的人格！還有人說：文革十年是中國人民的惡夢，獨裁者對人民肆意奴役的年代！「寒夜裡一聲嘆息」說，文革屈死的冤魂依舊飄在災難深重的天空，天空如何晴朗！

正義，不會忘記陸洪恩。一曲慷慨悲歌，燃燒生命，寫下壯懷激烈。敬仰與懷念，在追憶中，穿越悲傷的淚，祈望光明與祥和。

洶湧紅潮，吞噬寶貴的生命，扼殺心靈的自由，投下恐怖的陰影，撲滅信仰和真誠。數不清的冤案，蹂躪千百萬個體和家庭，製造無盡的慘烈哀怨。紅禍不止，苦痛難終。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互動百科

王友琴：《陸洪恩之死》，2001年。

江濤：《指揮家陸洪恩的一生》，開放雜誌，200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