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克勞斯與哈維爾的分歧體現什麼

【新唐人2014年2月17日訊】捷克是個很特別的國家,她雖不是世界大國(人口還不到台灣一半),但卻名揚天下,不僅因為有「布拉格之春」等反抗的歷史,也因為有昆德拉、哈維爾等知名異議作家,而引起像中國等共產國家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重視。

昆德拉的小說,被稱為了解共產社會的教科書;哈維爾則為捷克首位民選總統。後來捷克又有了第三位引起西方,尤其是保守派重視的人物——繼哈維爾之後當選總統的克勞斯(Vaclav Klaus)。克勞斯因熱烈推崇市場經濟,極為重視個人自由,同時又毫不客氣地抨擊左派,所以在西方信奉自由的人們中大受歡迎。

克勞斯曾到美國側重市場經濟研究的重鎮「卡托研究所」(Cato)演講,指出當今世界「對自由的三個嚴峻挑戰」。該演講因深入分析西方左派「對自由的挑戰」,被很多保守派網站轉載,深受好評。

經濟學者出身,曾就學於美國康乃爾大學的克勞斯認為,當今自由世界面臨的主要外部挑戰,當然是恐怖主義。但要想取得「反恐」勝利,關鍵在自由世界內部要有願景、信念和凝聚力。但現在西方左派恰恰在破壞,甚至在挑戰根基性的「信念」。

第一個挑戰:「共產主義陰魂不散」。

克勞斯以捷克為例說,「我們成功地拋棄了共產主義」後,以為原來那種由中央組織、規範和控制社會的經濟,就成為過去,那種做法自然會被淘汰。但「不幸的是,這些中央集權的衝動依然存在。」

克勞斯說的這種「不幸」,可以從哈維爾執政後的經濟政策看出。哈維爾雖然強烈地反對共產主義,也堅定地支持美國領導的伊拉克戰爭等,政治傾向明顯「親美」;但其經濟政策,卻仍沒有脫離共產主義的思路,或者說根本沒有明白西方左、右派到底在爭什麼,沒有懂得右派(保守派)強調和信守的「自由經濟」理念到底對人的自由具有何等意義。因此哈維爾執政時,仍是熱衷「平等」、重視「分配」、結果是增稅,擴大福利,強化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效能。當時任總理的克勞斯,則堅定主張市場經濟,強調自由競爭等原本資本主義價值。兩個人可以說典型體現了西方左、右派的針鋒相對。

哈維爾推崇的左派經濟理念所以被克勞斯稱為「集權的衝動」,就是因為其本質仍是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的權利。當年共產黨用「人民」的名義,今天西方左派用「公共利益」和「弱勢群體」的名號,結果都是擴大政府權力,削減甚至剝奪個人決定自己私財的權利。

克勞斯說,「這種衝動的例子,在歐洲和大多數國際組織中要比美國多,但在美國同樣存在。」它並沒有因為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崩潰而消失,而是以各種「變種」方式重現,其特點是,「又將不同的議題、願景、計劃和項目置於個體自由之上。」它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克勞斯毫不客氣地說「它不過是溫和版的共產主義」)、人權主義(克勞斯把它稱為「積極權利」,可能是套用以賽亞.伯林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之分),還有國際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歐洲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以及其它類似的意識形態。」克勞斯不無憂慮地指出,「共產主義已經壽終正寢,但企圖以上述‘主義’進行控制依然存在,或者這些‘主義’僅僅是一種回潮。」

第二個挑戰:歐洲左派要「去國家化」,建立歐洲大一統。

對於歐洲左派要把歐洲統合成一個政治整體,克勞斯認為這是烏托邦式的「超國家主義和全球治理」,是「破壞民主和自由」,因為「沒有在清晰界定的國家領土內實施議會民主,自由就沒有保障。」

克勞斯和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一樣,都強烈反對歐洲統合化。撒切爾夫人甚至說,建立歐盟「可能是當代最大的一個愚蠢舉動」。因為這種「歐洲大一統」的夢想,仍是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投影,結果將泯滅個性與競爭,有利形成「群體主義」的社會。

第三個挑戰:「環保主義」要重組世界、操縱人類。

克勞斯認為當前西方左派高喊的「環境保護主義」,本質上也是共產主義要一攬子改造世界的烏托邦。克勞斯指出,「環保主義只是假裝解決環境保護問題」,實質上「環保主義的信徒野心勃勃,試圖從根本上重組和改變世界、人類社會以及我們的行為與價值觀。」

克勞斯當然認為人類應該珍惜自然資源、保護環境,並強調「為子孫後代合理保護自然是我們的責任」;但西方左派的「環保主義」不是從科學的生態學角度提出的,而是一種共產主義的「集權衝動」。因為環保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是﹕「懷疑自由市場的看不見之手的力量,相信國家干預的全能。」「忽視經濟機制和制度的重要和強大影響。……對技術進步持馬爾薩斯式的悲觀主義。」

對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因所謂「保護環境」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克勞斯提出強烈批評,他說,「戈爾做的一切和世界和平不僅沒有直接關系,而且他對人類文明的懷疑論調,甚至破壞了世界和平,他沒有資格獲得這個獎項。」

克勞斯特別以西方左派最高喊的「全球過暖」的假設為例說,「人們通常都只注意和記住不正常的氣候現像,而不是天氣的正常發展和緩慢的長期趨勢與過程。」「環保主義者的論證不是根據基本的經驗測量或實驗室實驗,而是基於復雜的模型試驗。很多缺乏依據的假設通常都很隱蔽,也沒有得到充分的推斷。」他們的「假設和說法都和社會科學有關,而不是自然科學」,因此「環保主義不像科學的生態學那樣屬於自然科學,而應歸為一種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質,是以保護環境之名,抵制資本主義,抵制市場經濟,反對人類的自由發展,要像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那樣來「計劃環境」,最後「計劃個人的生活」——這帶有明顯的集權企圖。因此克勞斯明確地指出,這種意識形態有「操縱人類的企圖」,如果得逞,「將會使我們倒退到中央集權和限制自由的時代。」

也許是勞斯經歷過共產專制,因此對自由有特別的體會。他說,「共產主義的生活經歷使我對缺乏自由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過度敏感的話。」他到美國演講,「我想到的是自由。美國人非常重視自由,盡管事實上他們並沒有親身經歷沒有自由的日子。」

正是對個人「自由」有這樣深刻的體會,克勞斯才會如此公開批評西方左派,成為原東歐國家,也許是整個歐洲少有的強烈捍衛「自由價值」的政治領袖。

文章來源:《曹長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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