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5日訊】【導讀】「統戰」是中共的一個獨創的策略，而且非常的行之有效，原因就是「統戰」在本質上是一層遮羞布，掩蓋了許多黑暗的領域，所以，「統戰」在某種意義上有很強的強迫性和欺騙性。統戰策略是中共政治戰略的延伸表現，其特點也與中共的政治特點緊密結合，在不同的時期統戰表現不同的形式。下面是作者对中共利用文獻資料，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進行的分析研究。
（接上期）三、文史資料對港臺的政治感召
（一）概述
通過編寫出版史料來溝通台海，聯絡感情，並對港臺政局和輿論施加影響，是中共統戰運用的十分頻繁和成熟的一招。比如，重慶巴縣文史委「配合有關部門積極提供史料稿件，印製對台對外宣傳稿件，開展史料交流」。 這種造勢始於八十年代初。當時的方式還帶有某種政治喊話和軍事攻勢的性質。1984年，解放軍總政治部聯絡部曾用熱氣球攜帶《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數百冊，「飄至海峽對岸，以使在台黃埔校友看到全國政協的文史資料圖書，力求達到以文促通（兩岸三通），以文促統（祖國統一）的目的。」 隨著兩岸局勢趨於緩和，這種高音喇叭式的喊話攻勢和宣傳遊戲就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拐彎抹角的曲線交流和相對正常和普通的政治傳銷。
所謂曲線交流，就是讓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人員捎話給臺灣。比如，原國民黨軍界人士王雨蒼得力于《方城文史資料》第1輯上發表他的回憶文章，而被落實政策。對此，「王雨蒼全家及其海內外的親屬，無不感激。之後，王多次與在台親屬和故舊去信，講解共產黨的政策，為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積極工作。」 又如，山東寧津縣的文史幹部多次走訪那些有海外關係的人，「把他們請來開會，尊重他們的意見，使他們深受感動，放下了思想包袱，不僅為文史組提供了許多重要史料，而且主動給海外、臺灣的親人去信，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好，宣傳黨的統戰政策好。」
所謂政治傳銷，就是要求國內公開發行的文史資料，可以有選擇地在香港發行或出版，「以擴大愛國主義宣傳。」 也可以將大陸出版的文史資料通過各種渠道向港臺贈送，或通過台僑家屬「向在港澳臺的親人寄書以促進『三通』」。比如，宜城縣文史部門把編輯出版的《懷念張自忠將軍》一書，給臺北原警備區副司令熊明禮、國軍原空軍副司令鄭松亭等人寄去。不久，「在台的原國民黨立法委員內政部次長羅貢華要他在菲律賓馬尼拉商場任副總經理的女婿設法弄到這本書。」 又如，1990年，明溪縣文史部門通過縣對台辦，寄給海外23冊《明溪文史資料》。 其間效果頗為可觀。比如，原天津警察局刑偵隊大隊長肖某去了臺灣。他在天津的親屬看到《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上刊登的民國天津市警察局局長李漢元口述的史料後，「把書寄給了在臺灣的他，他看完後寫信說：符合事實。這也成為促成他後來回大陸定居的原因之一。」 又如，「在荊港聯誼會上，香港親友看了《荊門文史資料》一、二輯後，覺得史實真，無臆造，」一些知情人還為荊門文史官員「介紹了許多新情況，提供了一些新線索」。
史料牌也是感情牌。文史資料引發的鄉愁別具滋味。河北懷安縣的《文史資料》1988年傳入臺灣。「在台的50多位懷安籍人爭相傳閱此書，其中許多人由此而將壓抑數十年回鄉探親的宿願變成了行動，又一次次踏上了故土。像中國國民黨黨部原副主任王成德回鄉三次、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回鄉二次、高級建築師翁森回鄉五次。……一般人員回來的更加頻繁。他們為家鄉的巨大變化而喜笑顏開，有的盡連自己的老宅也找不到了。」期間，在台出版的察哈爾同鄉會《會刊》也傳入懷安縣文史部門，文史人員在第4輯上轉載了4篇。這樣，「凡在台人員回鄉探親必到縣政協做客，而且他們以得到一份《懷安縣文史資料》而欣慰。」 《山西文史資料》也早已「流傳到臺灣」。臺灣學者趙正楷看到《山西文史資料》第68輯後，給文史委負責人來信說，「成中、川至醫專兩文，尤使人起滄桑之感，寫的著實，是好材料。趙宗複史料，閱之不勝愴懷。」 動情，抒情，乃至煽情，是文史資料針對港臺釋放出來的政治信號。它集中體現了中共擅長的以情動人的統戰演技。
越往後來，這種史料統戰就越發顯得技巧和嫺熟，並具有某種更易接受的傳統和文化色彩。比如，1993年，第一次汪辜會談後，中共代表汪道涵特意選擇了北京市政協編的《京劇談往錄》和《京劇臉譜》作為禮物，贈送給臺灣代表辜振甫。「這些包括《喜（富）連成科班始末》在內的京劇文史資料，再次成為海峽兩岸溝通和聯繫的橋樑。」 又如，2005年泉州文史委編輯出版了《泉州與臺灣關係文物史跡》，意圖「推動兩岸交流」。這一做法還受到《中國政協》編輯部的肯定，《文史天地》編輯特地約稿介紹經驗體會，並在《中國政協》2006年第2期上刊登了泉州文史委負責人寫的《神州思統一，文史話團圓》一文。 總之，不管是具體的人際關係，還是兩岸的任何蛛絲馬跡，都被文史資料挖掘出來，貼上統戰標籤，高聲叫賣，四處兜售。可見，文史資料的統戰效應在官方手裏絕對被發揮到了最大化。而反饋回來的資訊也都絕對正面，很讓官方滿意和舒坦。
臺灣一位陳先生看到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一書後表示，「李宗仁回歸祖國時，在臺灣及國外都有很大震動，說他背叛祖宗，是不明真象。從這書中看到祖國大陸的現在，唯有共產黨才能使中國獲得新生。」 這裏需要略加提示的是，中共官方引用的各種話語或對話，都不可過分較真視作原話。絕大多數情況下，它都是一種作者本人的創作或編造。或許有些影子，但更多的是某種想當然的代筆之作。本質上，它同中共新聞中製造出來的各種「英雄模範」的「豪言壯語」如出一轍，同屬一類貨色。比如，安陸市文史部門編輯出版了《張篤倫及其一家》一書，張篤倫後人張新基來信談「讀後感」，「手捧該書，感觸良多，只盼我們的後人，不再承受祖國動亂和分裂之苦。」張新基的哥哥張建基也說，此書在臺灣、香港影響很大，「這一炮，就統戰的意義而言是打響了，而且是很響亮的一炮。」 有時這炮聲弄出的動靜還挺大。比如，安徽文史委編輯出版的《紀念孫立人文集》和《孫立人傳》兩本書「在台港及海外孫立人的舊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特別是在臺灣，孫立人舊部奔相走告，激動不已。……他們還拿著這兩本書到臺北的『國防部史政局』，要求據以恢復新一軍遠赴印緬抗戰的真實歷史」。 又如，湖南文史委在《湖南文史通訊》上開闢了「湘籍國民黨將領簡介」專欄，引起臺灣一些國民黨軍政界上層人士的注意，他們來信詢問有關情況「並索要刊物」。
文史資料本來就包含有多種複雜資訊，經過統戰這只高音喇叭的放大，就會變得更加撲朔迷離，真偽莫辨。比如，臺灣的《山西文獻》上曾刊出有關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水利部長薛篤弼生平的文章，「其中說到薛不願追隨蔣去臺灣，解放後只好淪落街頭擺煙攤為生。」為了弄清建國後薛在大陸的真實生活狀況，山西文史人員找到他在大陸唯一健在的大女兒和他生前好友，邀他們寫回憶文章，介紹了薛在「解放後受到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禮遇」，被聘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上海市政協常委的情況，「並附有其在上海私人寓所花園的照片。」臺灣歷史學者趙正楷看到刊在《山西文史資料》上的這幾篇文章，給編輯部來信說，資料所刊薛篤弼照片及有關他的記述，「令人低回不已。」此事實有力地匡「臺灣之謬說」。這件事從常理看，應該是文史人員做了手腳。因為他用時間差的手法搞了一個似是而非的「歷史拼圖」。用八十年代以後的政協委員和私人花園把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流落街頭加以剪接置換，就成了唯一的「歷史真相」。這種把戲如同變戲法。變的過程是假的，可結果是真的。因為匡正了臺灣「謬說」，起到了影響人心的統戰效果。
統戰是化敵為友。史料統戰則是畫地為牢。也就是用史料給統戰對象畫個圈，把他們裝進去，在歷史上給他們占個位，留個座，排個隊。方法就是把說壞話變成說好話。這樣，你說啥，別人都願意聽。自然就被你打動了，甚至感動了。文史資料的統戰功能正在於此。應該說，中共已將史料的現實價值開發到了最大限度。寫的是歷史往事，反映的卻是現實動態。正因如此，那些看了文史資料的海外人士，便都從中看到了中共政策的最新變化。於是，「原有偏見」都有了「很大改變」，「大多數傾向祖國大陸，或者起了變化，對家鄉表示懷念、支持。從而增強了各界人民團結，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比如吳蔭民一家，他有6個兒子，尚鷹（原國民政府立法院秘書長）、尚時（中大教授）。海外共有子孫數十人。「他們看了《開平文史》發表的有關尚時、尚鷹等史料並瞭解到國內落實各項政策的情況後，轉變了原來對新中國的看法。」
重慶文史委編輯出版了《重慶談判紀實》和《國民參政會紀實》兩部大型史料專書。《重慶談判紀實》「對於總結國共兩黨合作的歷史經驗，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大有稗益」。《國民參政會紀實》經中宣部確定為1986年在南京召開的「中華民國史學術討論會」對外交流的學術著作。1987年，北美華人社會科學協會第三屆年會在美國召開，會議以討論『中共國內外談判策略』為主題，指定《重慶談判紀實》為會議主要研究和評論的書籍之一。……國家文化部把這套叢書列為國家對外文化交流的禮品書。」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國際廣播電臺向國內外作了報導，《人民日報》海外版發專文予以介紹，並在香港舉辦的首屆「中國書展」上公開出售，「引起了臺灣和海外專家學者的極大關注和興趣。」中共中央有關負責人稱讚這兩部書的出版，「是文史資料為祖國統一服務的嘗試，是學術研究為祖國統一服務的一種方向。」
有的文史部門充分利用本地與港臺人脈資源豐厚的地利之便，另闢蹊徑，投石問路。比如，河南修武籍去台人士很多，往來密切，積累了大量書信。縣文史委編輯出版了台海兩岸來往書信集《桑梓情，中國心》，「受到省委統戰部、中央統戰部的高度評價。」 又如，廈門市同安區文史委編輯的《同安文史資料》每期都保留「兩岸情深」欄目，介紹臺胞祖籍地同安經濟、文化、社會等情況，「許多臺胞就是循此按圖索驥，回鄉尋根謁祖、觀光旅遊。」文史委在2002年與大嶝鎮等聯辦「大嶝與金門兩岸五緣歷史文化研討會」，提出促進兩岸互通的建議。
（二）個案
某種意義上，藉助文史資料向海峽對岸眉目傳情，既有探石問路之心，又有拋磚引玉之意。本質上屬於輿論戰的一種。
黃石籍名人曹亞伯是辛亥革命的先驅。黃石市文史委在徵集《辛亥革命先驅曹亞伯》一書的過程中，文史幹部通過信函、電話、上門拜訪等形式與曹在海外的親屬、朋友、故舊取得了聯繫。曹在香港、臺灣、日本、美國的親屬聽說大陸政協要為曹出專輯，「奔相走告，積極撰稿，搜集資料。」專輯出版後，曹在臺灣的兒子專程回來，到市政協看望文史幹部，稱讚說，「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最有人情味，最講實事求是。」
《常德縣文史資料》第2輯中刊載了臺灣國大代表譚肖崖的史稿，「在社會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不僅他的子女相繼來函表示感謝，而且對社會上其他歷史名人的後代和『三胞』眷屬都有觸動。」常德市臺屬丁集芬便寫信給臺灣的舅父、歷史學家吳相湘索稿，吳很快寄來了概述自己生平的文章《三生有幸》，「同時還向湖南圖書館贈送圖書萬冊。」
上海發表了《康有為的家世和晚年生活》一文，「很快收到康氏後代從海外發來的函電，表示高興和感謝。「發表《王屏南與上海市民義勇軍》的文章後，王的長子在香港立即表示要為祖國引進開發出力。」
河南和全國政協合編了張鈁專輯後，「張在國內的子女立即寫信給香港、臺灣親屬，稱讚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祁陽文史資料》第2輯發表了《抗戰時期駐祁陽馬鞍嶺第六傷兵休養院血案始末》一文，對原國軍回鄉軍官柏岳作了公正評價。柏在港澳的親屬看到文章後深受感動，「說共產黨對先人評價實事求是，表示願為祖國效力。」
江西出版了《李烈鈞將軍》，來自臺灣的回鄉探親人員，稱讚文史機構「做了一件大好事。」
山東省文史委和諸城市文史委聯合出版了《民主革命的先驅路友于》和《王統照先生懷思錄》兩本人物專輯。還特別請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和穀牧，分別為兩本書題詞和題寫了書名。「路友于在大陸和臺灣的幾十名親屬紛紛來信，感謝我們為他們的親人出了書，正了名，感謝黨的愛國統一戰線政策。」 1988年，省文史辦出版了《台兒莊大戰親歷記》專輯，回鄉探親的不少人將此書帶回臺灣，流傳到原國民黨的軍政人員手裏，「他們看後甚感興奮地說：『大陸沒有忘記我們當年為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浴血奮戰的歷史。』不久，他們紛紛回大陸探親、投資、捐款。」
棗莊市文史委編輯的《台兒莊大戰詩詞選》出版後，第一時間就寄給了臺灣白崇禧原機要秘書。他來信表示，「這是抗日勝利周年的重要文獻，也是棗莊政協和棗莊父老兄弟的精神瑰寶，值得向海內外宣傳。」曾在台兒莊大戰中受過傷的臺灣國民代表大會主席團主席李啟元「接到台兒莊大戰的資料後十分高興，當即給市政協主席來了信，深表謝意」。
《近代史研究綜述》、《唐紹儀研究論文集》等書刊發表了「唐紹儀不是漢奸的結論」後，珠海市文史委將此資料轉送給唐紹儀的海內外親屬。唐在香港的妻子吳維翹由女兒代筆來函，向珠海市政協主席致謝。「主席閣下搞清先夫問題，老婆子五十載包袱蒙卸。」「家鄉政府未能忘記我丈夫的事情，十分感激。……老朽已無法弘揚先夫遺德，願將政府歸還的望慈山房贈送唐家鎮政府。」
原江西國民黨元老楊賡生先生之子，「主動向江西政協表示，樂意為兩岸史料的交流充當『紅娘』。結果，《蔣經國在贛南》等300多冊文史資料送到了臺灣各地，約40萬字的珍貴史料也從臺灣及海外寄到了江西政協文史辦。」 就《蔣經國在贛南》這麼一本書，「為團結海內外各界愛國人士起到了『一個人牽動一條線，一本書影響一大片』的積極作用。」 據官方稱，「蔣經國在江西的一些史料，傳到國外，影響很大，一些海外人士讚揚共產黨實事求是的精神。」
香港《鏡報》月刊社社長徐四民說，一位菲律賓華僑讀了他的《一個華僑的經歷》後，激動地說：「我的經歷和你的經歷一樣，華僑愛國的道路有許多，但愛國的心是一致的。」
遼寧文史委從《遼寧文史資料》的文章中選編了一本有關張學良史料《民族功臣張學良》的書，「準備作為港澳臺及海外聯誼饋贈品。」
安徽文史委在1995年，征編、出版了《合肥海外名人》專輯，「介紹了一批旅居海外和臺灣的合肥籍人士的業績和愛國思鄉之情，這對加深海內外人士之間的聯誼，具有重要意義。」
港胞戴保清見到廣西文史委編輯的《香港廣西手足情》一書後，「多次來信來電話稱讚該書文章真實生動，愛國之情感人肺腑，進一步增強了香港與內地同胞間的親情、鄉情和友情。」
四、化史料為新聞
官方一貫要求，「特別要搞好與新聞媒體的協作，利用媒體宣傳覆蓋面大、直觀快捷的優勢，把文史資料工作宣傳出去。」 把文史資料規定為宣傳，是中共總體宣傳戰略在歷史編纂體系中的一個具體表現。這使得文史資料具有了某種時效性和新聞性。根據需要，新聞可以寫成歷史；同樣根據需要，歷史可以寫成新聞。 所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此之謂也。中共新聞中「把喪事當作喜事辦」，在史料中則是「把壞事當作好事寫」。二者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用政治原則寫歷史，用新聞形式發表歷史，從而達到最大的戲劇性的社會效果。把歷史寫成新聞稿，以期獲得最大的現實效應和政治利益，這種火候的掌控技巧和分寸的拿捏工夫，在中共手上已臻爐火純青之境。比如，早在1960年，全國文史辦主任米暫沉在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6天後就被刊登於1960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增刊，標題被《人民日報》編者定為《為祖國近代史提供有價值資料》。此舉不僅彰顯出官方的高度重視，更體現出中共統合歷史與新聞的高超技藝。又如，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官方更是未雨綢繆，提前動手，早作安排，對選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的某些較重要的文史資料，明確規定《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日報以及一部分期刊，都要分別轉載，「並由中國新聞社發往港澳和海外各地，以配合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的宣傳活動，擴大政治影響。」 再如，抗戰40周年時，文史官員就要求「適當宣傳正面戰場上的一些好的事蹟及一些愛國將領對抗日的貢獻」。 上海各報在抗戰紀念日前就摘要轉載了抗戰史料專輯中的一部分文章，擴大了文史資料的影響。
配合政治編史料，配合紀念出史料，在中共的意識形態總體戰略中，這都具有新聞價值，甚至，這本身就是新聞。它意味著，充分利用史料的新聞價值，是實現史料自身價值的必要途徑。在文史官員眼中，所謂史料的新聞價值，不等於簡單滿足人們對歷史的好奇，藉助新聞媒體普及歷史知識，而是提升文史資料的政治層次，擴大文史資料的話語權，拉近文史資料與政治之間距離的獨特方式。一些文史機構頗善此道。張家口市文史委的經驗是，「自1983年8月組建文史機構至今，我們始終抓緊對文史工作的宣傳報導工作。每舉行一次協作會議，每一輯出版，都要通過電臺、電視臺、報社同時宣傳報導，向廣大文史愛好者傳遞資訊，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遇有重要紀念日，也寫些紀念文章。十九年來，僅通過報刊報導的文史稿件、文章計88篇。1994年6月，《張家口日報》第一版刊載了學宣委寫的《市政協認真搞好文史資料出刊工作》，該稿共800字，大標題副標題十分醒目，很有說服力。」 概括起來，文史資料和新聞媒體的結合方式約有三種類型，其中又可細分出一些小的花樣。
（一）文史機構主動型
（1）文史機構撰寫史料直接寄給海外報刊發表，表達官方對歷史人物或事件的最新態度，傳遞官方改革開放資訊，感化海外人士。比如，享地利之便的廣東文史委在這方面頗能開風氣之先。他們為「中國新聞社組織了三十多篇辛亥革命歷史人物軼聞、小傳寄往海外報刊發表。例如，曾在孫中山領導下組織民軍，參加鎮南關、雲南河口起義及辛亥革命光復廣東，後任中央直屬第四軍校的革命黨人《黃明堂傳略》發表後，他在澳門的女兒黃薇看了非常感動，從而激起她的愛國情懷，特地從澳門回到廣州，除對政府表示感激之外，還登門向作者道謝。又如，辛亥革命烈士郭典三，參加黃花崗之役失敗後，又于辛亥革命時潛回潮汕參加武裝起義犧牲；他的女兒郭丁梅繼承父志，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英勇殉難。」文史幹部撰寫了一篇專稿《一門雙烈，兩代豐碑》，在香港《文匯報》6版頭條通欄登出，香港郭氏親屬看到後，將該報剪寄給郭典三在美國休士敦的兩個孫子，「他們閱後復信給親人說：『從報上我們明確無誤地知道了自己的光榮家史，感到無比自豪。今後當為促進臺灣回歸祖國，為祖國四化多作努力』。」 （2）文史官員在報刊發表史料性時論，配合當前形勢，敲敲邊鼓，湊湊熱鬧。比如，香港回歸前，天津文史幹部在《今晚報》發表了《為什麼說香港不是殖民地》一文。據作者轉述的讀者反映，「過去一直以為香港是殖民地，」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為什麼不是」。 （3）文史部門經常在新聞媒體發表文章，保持對現實的關注和聯繫。比如，甘肅成縣文史部門2008年，在《民主協商報》、《隴南日報》等報刊發表了12篇文章。
（二）文史機構被動型
（1）文史機構編輯刊發的一些史料文章因為內容具有某種獨家披露的珍秘性質，而被海外雜誌連載或轉載。比如，《吉林市文史資料》第1輯上發表的愛新覺羅·毓嵣回憶溥儀的文章，「被香港《中報》分26次連載，在海外也引起了積極的反響。」 又如，《南天歲月——陳濟棠主粵時期見聞實錄》「專辟一章詳細記載了陳濟棠與共產黨的關係的史料。這一章詳細記載了陳濟棠在1934年秋與共產黨簽訂秘密協議，為在江西蘇區的中央紅軍長征讓路，使紅軍長征順利通過粵贛邊境的歷史事實。這部分史實在廣州《共鳴》雜誌擇要先期刊載後，引起港澳和海外報刊的廣泛注意。《澳門日報》以頭版專欄加以介紹，香港與海外報刊也紛紛擇要轉介或全文連載」。 （2）一些文史資料因為價值獨特，而引起新聞機構的廣泛注意。比如，《張學良在鳳凰山》出版後，「先後被《人民日報》、《湖南日報》等27家新聞單位進行70多次報導、轉載、引用。」 又如，由於《湖南文史資料》中的一些專題內容「多系首次披露或公開發表」，深受社會關注。「有的文章被海內外報刊轉載，新華社、人民日報亦對其中一些選輯的出版進行了報導。」
（三）文史機構和新聞機構互動型。
（1）文史部門和新聞媒體長期合作，實現了史料的新聞性轉化。《鄂西報》從1986年10月起，開闢了「鄂西春秋」專欄，已出的頭三期中就轉載了6篇《鄂西文史資料》的文稿。鄂西州文史部門也表示，「積極協助黨報把這個專欄辦好。」 石家莊文史委和《燕趙晚報》合作，從1994年10月開始，「開辦『文史』專版，努力把文史資料推向社會。」專版由晚報無償提供版面，市文史委組稿、編輯。專版辟有「史海存真」、「耆年憶舊」、「民國春秋」、「文史百葉」、「地方風物」、「文史新書」等欄目。「『專版』在一定程度上為解決文史資料工作經費少、無公開出版號、出版物不能向社會公開發行的難題，做了有益的嘗試。」具體效果有三：一是「擴大了文史資料的影響」。過去，文史書刊只在政協內部和社會上少數愛好者中間流傳，「開辦『文史』專版後，藉助報紙發行量大、覆蓋面廣的優勢，使文史資料『飛入尋常百姓家』。……『文史』版也從一個側面增強了報紙的吸引力，為報紙贏得了部分讀者。」二是「引起領導關注」。「文史」版問世後，河北省委常委、石家莊市委書記題詞鼓勵，市政協主席、分管文史工作的副主席分別題詞、著文，表示支持。三是「文史資料直接走上了愛國主義教育陣地」。過去，由於出版、發行體制的限制，史料大都束之高閣，「現在則變成公開發表的文章，使史料由單純的『存史』轉變為存史和教育功能相結合，直接發揮愛國主義教育作用。」 舟山市文史委與《舟山日報》社商議，在《舟山晚報》上開闢《文史天地》專欄（後改為《千島文史》）。從1998年2月至2006年9月底共出刊359期、260萬字（另有不少珍貴的圖片）。 襄陽縣文史委在2000年，與《襄陽日報》社合辦了《文化週刊》欄目，提供文史資料46萬字。同時以這些史料作稿源，開闢了《襄陽名人》專欄，分期介紹了60多位襄陽歷史文化名人，每期都選登此類稿件。 六安市文史委在2007年，積極與當地媒體《大別山晨刊》開展合作，「從市政協已經出版的文史資料中精選篇目定期刊登在《史事鉤沉》欄目。」 （2）通過報紙等媒體廣為宣傳中共政要給文史資料的「重要題詞」，或本地主要官員給文史資料題寫的「前言」，密切文史資料和政界人物的關係。以張家口市文史機構的新聞運作為例。1987年，「《蕭克同志關心文史資料工作》的文章及題詞刊在《人民政協報》及《張家口市報》上」；1988年，「聶榮臻元帥的題詞及出版消息刊在《人民政協報》與《張家口市報》上」；1995年，「為紀念抗戰勝利50周年，北京衛戍區原副司令員楊森、市長楊德慶、書法家王一新的題詞及市委書記馮文海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前言刊在《張家口日報》上，並註明是為《抗戰時期的張家口》書寫的題詞及前言，影響很大。由於是在6月底出版，在『8.15』紀念日之前，許多單位及個人寫紀念稿都參照了這篇前言。這一輯的出版消息分別在《人民政協報》、《河北日報》刊出。」 （3）通過新聞及時發佈有關文史資料的最新動態和消息，也能起到擴大史料影響的特殊作用。比如，張家口市文史委善於利用新聞媒體造勢，推銷文史資料。「存史單位及熱心的讀者，每當聽到、看到電臺、電視臺、報紙上關於文史出版新聞後紛紛登門索要。」市人大辦公室一位幹部看到《張家口日報》第1版刊登了《張家口文史資料》第31—32輯出版的消息，「冒著傾盆大雨來政協要書，取走了80冊。」 又如，陝西富平縣文史部門在美原鎮召開了現場會，「總結和交流了美原鎮徵集地方文史資料的經驗，參閱了他們徵集的全部文稿。《陝西政協報》、省廣播電臺、《富平報》、縣廣播站都及時播發了消息。」
本質上，以新聞形式來傳遞中共統戰的歷史資訊，它所發揮的作用已不限於平常說的歷史為現實服務，而創造出了一種歷史編劇現實導演的歷史情節模式。它以新聞形式，玩歷史於股掌之中，使之成為現實戲劇的絕妙道具。在這一過程中，史料的新聞形式起到了一種至關緊要的作用。它主要通過兩種渠道進行。一是在國內播發新聞性的史料稿件。比如，八十年代初，考慮到「對台宣傳的需要」， 廣東文史機構「及時把徵集、出版孫中山和民國史資料一事寫成新聞稿，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福建前線廣播電臺向臺灣廣播，並由中國新聞社向海外發佈新聞消息。一些僑居海外的辛亥革命烈屬、遺屬，讀到或聽到該會編輯出版的辛亥革命史料的消息，得悉他們父祖輩追隨孫中山革命的事蹟已載入史冊時，深受感動和鼓舞，有的親自回國或來通道謝，並表示要為支援祖國建設貢獻力量。」另外，他們還刊載了「一些昔日華僑的血淚史，以及華僑積極支援祖國建設的稿件，受到僑界人士的歡迎和僑務部門的重視，激發了華僑支援祖國建設的熱情。」 一是藉助國外報刊擴大史料性新聞稿的統戰效果。廣東文史機構把徵集到的稿件，「通過中國新聞社廣東分社試向海外播發。」先後發了20多篇文史稿（5萬多字），大部分都被香港報紙採用了，「在僑胞中激發了懷鄉思國的情緒。後來，紐約《華僑日報》也搞了文史版，每星期登五、六篇，據反映現在許多海外華僑報紙也都辦了文史版，並普遍受歡迎，如果沒有這一版（欄），銷路就不好。他們把廣東省、廣州市向海外發出的文史資料看作是重要的稿源。」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完整案例，來呈現中共史料統戰學的複雜技巧和巨大影響。
據強劍衷介紹，在1982年5月和11月間，他曾根據刊入《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的資料寫成學術論文《一九三五年刺汪案真相》，先後提交給中國現代史學會在蘇州、廈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1983年3月出版的《江海學刊》，「在新開闢的『民國史研究』專欄上，又選用了這篇論文。旋應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的特約，以『博浪一擊』為題寫了一篇三萬字的報告文學，由南京《週末報》自三月二十六日起分四次連載後，又被解放日報《報刊文摘》、福建日報《每週文摘》和山東煙臺日報《參考資料》先後於四、五、六月份」轉載。與此同時，上海《解放日報》最先在1982年11月23日出版的《報刊文摘》上，預告了1983年《江蘇文史資料選輯》將要披露的有關刺殺汪精衛案的主要內容。1983年1月份出版的《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11期，刊出一組回憶1935年刺汪案的文章和資料，「揭示了半個世紀以來神秘莫測的一樁政治巨案的真相。」香港《明報》於1983年3月21日以《刺汪案真相澄清，蔣介石毫不知情》為題，「刊出了該報特約記者編發的花邊新聞。」中國新聞社在5月17日的新聞稿中，「全文轉載《明報》特稿，向海外發佈。」5月28日的民革中央《團結報》又全文刊載中國新聞社的新聞稿。 通過史料與新聞的雙管齊下，刺汪案真相似乎在恰當的時機並以恰當的方式被恰當的人選公佈出來。「當前披露刺汪案真相，它的現實意義在於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歷史研究工作者，對歷史問題是實事求是的，即使對蔣介石這樣一個人的所作所為，也是實事求是對待的。一是一，二是二，不是他幹的事情決不強加到他的頭上。把真相大白於天下，昭告海內外，也說明了共產黨人採取的態度是光明磊落的。」 通過為死去的老蔣「洗冤」，來向活著的小蔣示好。蔣介石的歷史功過成為中共統戰蔣經國的現實資本。中共運用史料之妙，已達神乎其神之境。但潑盡污水之後，能否花絮般的一洗鉛華，就不好樂觀了。
這是一個歷史與現實、史學研究與新聞報導重重交疊的典型事例。它表明，一個歷史事件一旦進入政治視野，具有了統戰價值，那麼它就應運而生，死而復活，成為官方的新聞焦點和炒作佐料。於是，史料的新聞化似乎成為中共統戰的高明遊戲。
（待續）
原標題：中共利用文獻資料 統戰港臺海外和西方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