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30日訊】重慶事件發生從王立軍出走到現在已經快五十天了，我們一直是跟著每個星期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討論。今天我們想稍微緩一下，深入的來探討一下，重慶事件本身是不是可以避免？
那麼這個重慶事件，狹義的重慶事件是以王立軍出走美國領館作為標誌的，中共黨內清洗薄熙來的這個內鬥大曝光，一直發展到今天，並向上延燒到周永康和江澤民；那廣義的呢，實際上重慶事件要從以「唱紅打黑」為特點的「重慶模式」來探討。中共的這種曝露在全世界面前的內鬥，可不可能在這以前有機會避免它發生？
唱紅打黑的歷史映射
首先我們看一下「唱紅打黑」的歷史的映射。「唱紅」它從內容到形式，其實都不是一個人創造出來的，它都是中共在歷史上某一個時期某種政策的反映。它不是一種商業化的藝術表演形式，它不是劇院裡的演出，也不是群眾的娛樂，像卡拉OK這一類的。而是從上而下，統一制定服裝、規定要唱的歌曲，由強制和動員相結合，政治運動和行政命令相結合，和經濟獎懲相結合的一個怪胎。
在文藝形式上呢，它把歌頌中共革命的大型舞劇《東方紅》那種文藝形式，加上文革時候的「忠字舞」和街頭的文藝宣傳類，把這些東西奇怪的混合在一起，和北朝鮮的大型團體操這一類的東西有一個可比性。這種事情，在任何一個自由國家它是不可能想像的，起碼在經費上就沒有辦法解決，因為地方政府沒有這筆預算，而企業承擔不了像服裝、道具、場地這樣的負擔，更不要說承擔不了這麼大規模誤工的損失，就是說上班的時候出去唱，一去就是一大批職工，這是做不到的。
它有它的必要條件能夠發動起來，能夠進行下去。它的必要條件有它的理論基礎，就是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有它的中共實踐的基礎，尤其是文革的基礎；它還必須要有的條件呢，是政府預算和政府經費開支的不透明，沒有監管，整個財政開支受領導意識的影響很大，就是領導說撥個幾百萬、幾千萬，隨隨便便就撥出去了，這在其它地方做不到的。
另外就是企業的行政化、企業的非市場化。作為一個自由市場的企業的話，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在重慶或者中國其它地方的企業，它就會有一個壓力被迫分擔唱紅的部分開支和大量工作日的浪費。這個並不是國家財政預算全部包干的，它一部分分擔給了企業，或者是事業單位。另外它需要有大量的非自由經濟作為擔保，以確保大量的企業、事業單位、黨政部門和學校等等，可以不計成本、不顧本職工作的參與大量的非生產性活動。
薄熙來如果要在美國當州長，或者在台灣當一個縣長、市長，他都不可能發起這場「唱紅」的運動。即使撇開這個歌曲的政治因素，就光是講它的社會運作和經濟上的可行性，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其它國家、在其它地區，沒有這樣子一種機制存在，這個機制就是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說它可以不顧自然發展規律，不顧經濟規律，集中人力、物力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去做一件大事情。在這個問題上，它做的做法和「大躍進」的機制是一模一樣的。而且這個絕對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絕對的世界第一，而且不是第一，沒人跟它比，它就是世界唯一的，當然北朝鮮排除在外。這是指「唱紅」。
「打黑」呢，它也要有理論和實踐基礎。所謂「打黑」，重慶主要指的是「黑打」。這個「黑打」包括的範圍非常廣，從街頭社會治安，到民營企業的富豪被掠奪，再到以公安部門為重點的官員被大批的抓捕，甚至酷刑、槍斃。這是「黑打」，它的範圍非常廣。從2009年7月份開始到2010年的5月，在短短的10個月時間之內，官方公佈的打黑行動已經說抓捕涉黑、涉惡人員有4,781人，將近5千人，說是14個團伙受到致命打擊，這是官方公佈的。那民營企業家就有很多被指控涉黑而被殺、被判刑、財產被沒收。
最重要的是整個打黑運動是以政治運動的方式進行的，而不是以司法的方式進行的。它的特徵就是從頭到尾全然不顧法律，公安是先抓人後取證，非法拘押、強制失蹤、酷刑逼供。這方面中國的法律專家和律師都有過詳細的論述，我這裡就不多提了。
可以舉幾個很典型的案例來證明它的「黑打」是破壞法律的，像律師李莊，最荒唐的指控說是李莊用「眨眼睛」的方式暗示當事人做偽證；更荒唐的是這樣的指控居然能夠被法庭認可，因為這個而被定罪。
另外就是關於酷刑的指控，則是以樊奇杭為典型。樊奇杭的律師朱明勇公佈他的當事人樊奇杭被酷刑逼供的陳述，這個在網上現在還有。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司法標準來說，顯然是一起屈打成招的冤案。問題是這一起最終當事人被處死刑的冤案是在處死之前，全國、全世界都知道這是一起冤案了。作為冤案的證據確鑿，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強行判決執行的。另外還有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李俊被黑打，億萬資產被侵吞，在李俊逃亡之後，當局一怒之下把他的家人親屬31人判刑，株連九族。
我們今天重點討論是「黑打」的基礎是什麼，就是這種形式的「黑打」，它倒不一定是中共的專利，其實墨索里尼當時在西西里就是這麼幹的。在中共這個理論體系裡面比較接近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流寇思想。打土豪分田地本身並不創造財富，也不創造價值。唱紅也不創造財富，它的財富來源是掠奪民營企業家的幾千億資產，它拿出一小部分來，據說是「均貧富」而博得一點掌聲，因為反正也不是中共創造的財富，也不是薄熙來創造的財富。這就跟土改的時候殺地主，然後把土地分給農民是一樣的，是拿別人的合法財產來送人情。
但這不是制度上的保證。它有這麼幾個因素，一個就是，這是一種有權力的人的恩賜，這種恩賜他隨時可以收回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後沒有幾年，中國的土地就合作化了，人民公社化了，而中國的農民幾千年來第一次真正的失去了土地，這是導致今天遍佈全國的失地農民進行的抗爭，像烏崁抗爭、錢雲會被謀殺，它的本質都來源於土地問題，也就是說中共可以強制的把別人的土地給你，當然它也就可以強制的從你手裡奪回去。這是一回事。
第二個就是「殺富濟貧」，它解決不了社會問題，因為這個殺富濟貧的政權就是製造當今社會問題的總根源。當年中共革命的對象，他們的財富絕大多數是靠勞動、靠積累、靠合法途徑所得。而去掠奪這些人的財富，無論是早期中共的割據地區，還是後來建政以後除了中共的部分高官以外，沒有人從這個殺富濟貧當中得到好處，或者通過這個致富的。相反，全國人民除了毛澤東和少數高級官員以外，都變成了赤貧。
而今天中國的貧富差別遠遠超過了1949年以前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今天的巨富如果財產來歷不明的話，那就是由於很多就是來源於中共的政策，來自中共政策下的權錢勾結和權錢交換，它的根源是中共的權力，包括薄熙來在內。況且真正從權力得到的財富，要比民營企業家經營得到的財富多得多。所以那些中共權力集團和中共權力集團的家族，他們的財富更多，來歷更不清楚，然而重慶的打黑根本沒有觸及到這些人。
所以打黑實際上是中共的權力集團和它的家族對民營企業家的剝奪，儘管有可能民營企業家的相當多財產也是通過和權力的結合得到的。也就是說即使打黑當中真的觸及到了一些黑，也絲毫沒有解決重慶的社會問題，也根本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唱紅打黑」不但不創造財富，還消耗了大批包括人力在內的社會資源。它只有兩種方法能夠解決，一種方法就是宣傳，所以重慶從「抓革命」以後，GDP的增長超過了全國的水平，紅歌所到之處所向披靡，什麼問題都能解決，包括精神病人一唱就好了。不過這一點我倒是認為最合適唱紅歌的地方真的是精神病院，這個是真正讓紅歌回家去。這種「抓革命」以後生產力就自然增長的作法，和文革時候的「鶯歌燕舞」可有一比的。
另一種方式就是借債，因為重慶的發展是吹出來的，怎麼辦呢？那就是到處借債。所以有人計算了，說重慶政府現在欠債5千億人民幣，重慶政府在事實上已經破產了，而且大家任何這筆債最終是要通過重慶人來還的。
中共的歷史觀基礎
我們現在再看一下廣義「重慶模式」的中共歷史觀基礎。中共的理論體系最大的特點就是所謂的繼承和發展，這個被中國人所熟悉的說法其實純屬詭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就是這個不可能繼承發展是什麼呢？如果現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這個貧富的差別超過世界上現在所有國家的貧富差別，如果這種現象是合理的話，那麼中共當年的革命就是不合理的。你兩個總有一個是對的，不可能兩個都對，有可能兩個都錯。
中共理論寫入黨章和憲法的是什麼呢？是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除了通過革命奪取政權以外，最主要的就是繼續革命；第二個是鄧小平理論，就是白貓黑貓論，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這一類的；然後就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一直到現在的科學發展觀。這一套理論，它每一個理論和其它的理論其實都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往往是後面的理論對前面理論的否定。學習這種理論是典型的誘發精神病的因素，就是你沒有辦法讓它有一個正常的邏輯可以推下來的。
中共對自己的歷史一直是所謂宜粗不宜細，就是對舊的它不否定，要在這個舊的基礎上加上新的，這個新的是不是對舊的否定，它不管，所謂對理論問題不爭論。為什麼不爭論？最根本的因素就是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如果後面的理論需要對前面的理論進行徹底否定的話，立刻牽涉到中共統治的不合法性。比如文革以後對毛澤東全面否定的話，中共的政權就沒有任何生存下去的理由了。
這種對過去不否定，而把新的理論機械加上去的結果，是暫時的把矛盾給掩蓋了，但是卻形成了一個混亂的理論體系；這個混亂的理論體系就變成了重慶事件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在一個多元化的國家當然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它沒有一個指導思想，各種理論可以並存。但是中共不一樣，它是一個單一指導思想的，極端排它性的一個政黨，它不容許其它任何理論和任何思想的生存。在中國能夠提出一點不同意見的，還不要說是思想的，都進監獄了。
這種類型的政黨，它自己意識形態的混亂，因為它的排它性，社會上沒有別的意識形態，所以就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混亂，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個又是中共執政的非法性造成的，就是說它奪取政權是不合法的，而當它統治多少年以後，它仍然不能夠解決合法性的問題，就是說它不能夠通過選舉來彌補它奪取政權的不合法性，把選票交給人民讓人民來選，它做不到這一點。因此它這個意識形態的混亂，在中共這個框架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廣義的重慶事件就是「重慶模式」，而「重慶模式」則是今天發生的狹義的重慶事件，就是王立軍、薄熙來事件的基礎。就是說沒有當年的「唱紅打黑」就肯定不會有今天的重慶事件，這一點我想大家都不會有意見。它在中共的理論和實踐當中具有廣泛的基礎，這使得類似「重慶模式」的事件而導致今天王立軍、薄熙來這個狹義的重慶事件，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只要在中共的統治下，都有可能發生，而且是無法防止的。
偶然因素的作用
我們再來看一下偶然因素在這個事件當中的作用。狹義的重慶事件它則是由一系列，至少有好幾個重大的看似偶然的事件所形成的。任何一個具體的事件，如果它不是那樣發生的話，事情的結果就可能完全的不同。第一個直接有關的事件就是薄熙來從商務部長外放重慶。根據「維基解密」披露的消息，2007年發自上海的美國一份外交電文，說到本來薄熙來是指望要更上一步當副總理的，但是溫家寶總理反對對薄熙來的提升，理由是：薄熙來在澳洲、西班牙、加拿大、英國、美國和其它地方多次被法輪功學員起訴。溫家寶成功的爭辯說，薄熙來的負面國際曝光，使他不合適在更高的位置上代表中國。
當然「維基解密」也提到薄熙來在北京不受人歡迎，正如《華盛頓自由燈塔》比爾．戈茨（Bill Gertz）在文章當中提到，說在北京的高幹圈子裡面，人們不能原諒薄熙來在文革當中批鬥他父親薄一波的行為。我們這裡不去討論一個未成年人在文革當中應該對這種行為承擔多大的責任，我們在這裡只是陳述一個事實。「維基解密」就提到，溫家寶的提議得到了支持，而薄熙來被放逐到邊遠的重慶。這才有了後來他企圖通過「唱紅打黑」，獨樹一幟，再回到北京的權力中心這麼一件事情。
而薄熙來之所以在積極迫害法輪功的省級和中央級官員當中被起訴次數最多，其很重要的原因是後來他擔任了商業部長，出國的機會多，因此在國外被起訴的機會也多。省級官員被起訴的不少，但是多數人一旦被起訴以後從此不再出國，而商務部長必須出國，你本來就是和外國打交道的。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這個在歷史上確實是一個偶然事件，當然它有它的必然因素，就是和迫害法輪功的大環境是密切相關的。
第二個最重要的偶然事件就是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不管現在流傳了多種版本，對這件事情是怎麼說的，是胡溫還是習近平最終決定要收拾薄熙來，不管怎麼說，沒有王立軍的這一招，事情絕對發展不到今天這一步。沒有這一步的話，要扳倒薄熙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而王立軍一出走事態就急轉直下，立刻就成為「影響惡劣的重大政治事件」。所以它就立刻上升到在中共的系統內部政治是否正確的這個高度去了，薄熙來再有權謀也沒有了招數。
高層如果有人要整薄熙來，多少有一點必然，因為按照美國披露的消息，是薄熙來、周永康聯手挑釁在先，企圖阻止習近平順利接班在先。但是王立軍的出走就不能不說這是天賜良機了，不管是誰要整他。
綜上所述，這裡的「必然性」是中共這個政黨的本質不可避免的，奠定了這個事件發生的基礎。而偶然性裡面既有人為的因素，更有雙方都沒有能力也無法控制的因素在主導，也就是說我們常說的天意不可違。
被人忽視的一根主線
我們下面再說一下在整個事件當中所貫穿的一根主線。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場中共內部的權鬥，確實從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如果我們深入探討的話，卻能看出另一條主線，這個往往被觀察者和國際媒體忽略，就是所有涉案的這條主線，從王立軍、薄熙來、周永康，一直到最高層的江澤民都和迫害法輪功有關。
王立軍在錦州他不是一個忠於法律的公安局長，而是一個殘忍的人權侵犯者，他利用公安局長的便利進行器官移植，為此而得到獎勵，而錦州地區的死刑犯數量卻無法解釋他怎麼能夠在2年內可以進行數千例的實驗。一位原來在錦州的武警幾年前就揭露過，王立軍命令對法輪功學員「趕盡殺絕」。這個就使得他成為薄熙來挑選他到重慶去打黑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為薄熙來需要的不是忠於法律、忠於職守的人。當然忠於法律、忠於職守這樣的人在中國司法系統很難找到了，有也已經都被清洗掉了，如果曾經有的話。薄熙來要的不是那樣的人，因為那樣的人是沒有辦法來貫徹薄熙來的「黑打」政策的，他需要的是只聽從他一個人，而可以藐視法律、踐踏法律的打手，這才導至薄熙來會挑選王立軍到重慶去幫助他打黑。要是其他人，也許那個人會跟薄熙來魚死網破，但是不會跑到美國領事館去。這個是很偶然的。
薄熙來本人，我剛才已經講過了，他在國外一共被起訴了12次，我們就不再提了。
周永康是在四川省委書記的任上由於迫害法輪功嚴重而被江澤民看重，破例的把這個從來就沒有公安工作經驗的人調到北京，替換被江澤民認為迫害法輪功不力的賈春旺來擔任公安部長、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到羅干退休的時候需要找一個類似於自己，就是既有迫害法輪功的血債又心狠手辣的人來接任，以便能夠使這個迫害政策繼續下去，以便這個迫害政策不被否定，所以就選了周永康。這和後來周永康計劃讓薄熙來在十八大以後接替自己政法委書記職務的選擇標準是一模一樣的。
再往上到周永康的後台，江澤民，更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兇和發起者，實際上江系集團的形成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害怕被清算，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討論過好幾次了，有必要在這裡再簡單的歸納一下。
中共領導人挑選接班人並不是從治國能力來考慮的，最主要的考慮因素就是如何不否定自己的主要罪行，或者說主要的政治遺產。毛澤東挑選華國鋒是因為確切的知道華國鋒不會否定文革。當然如果他選江青、張春橋，更不會否定文革了，但是他不能選，是因為他知道這四個人是頂不住的，毛澤東知道自己一不在，這四個人很快就會被人搞掉，反而保不住文革路線，所以折衷取了一個他認為能夠持續時間長、搞不掉的人，就是華國鋒。
而鄧小平挑選江澤民是因為當時各地的大員都在等待，都不敢亂動的時候，江澤民敢於在上海處理《導報》，鄧小平就確認江澤民不會否定「六四」大屠殺的罪刑。
到了江澤民選接班人的時候，他沒有辦法挑接班人了，已經被鄧小平隔代指定了，所以他只好用「一下三上」的方法，盡量在下一任常委當中安插自己人，而這些人都是積極迫害法輪功，有血債的，這樣就能夠確保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他的政策不被清算。
要知道各種利益集團如果純粹是利益的結合的話，僅僅是暫時的，它隨時可能重組，只有對血債、被清算的恐懼才能在中共統治62年當中，唯一的一次形成了和執政的最高當局持續抗衡近10年的派系——江系集團，這個集團是中共統治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它的主要集團首領不在位以後能夠和在位的人抗衡將近10年的。
要說明一下，以前的派系，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周恩來還是林彪，他們雖然有自己的親信，有自己派系的人，但是這些派系的成員從來就沒有自己認為是反對毛澤東的，這些派系的成員並不形成獨立於毛澤東之外的派系，除了林立果的幾個鐵桿之外。鄧小平時代搞下去的楊尚昆兄弟並沒有形成和鄧小平抗衡的派系，只是和江澤民不和而已；而陳希同和陳良宇只是不太聽話的地方官，根本就沒有形成過中央的派系。
我們今天就是和大家簡單討論一下重慶所發生的這個事件，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是從中共的本質，和那些偶然的很可能不發生，但是卻發生了的那些事件來看天意對這件事情的發生進展所起的作用。好，謝謝大家。
2012年3月25日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