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竺:從蘇共垮臺原因看中共解體的必然性

【新唐人2012年2月26日訊】王立軍事件引爆中共內鬥大戲,評論界也聞風而動各抒己見,新一輪的意識形態大討論正蓬勃展開,基於對王立軍事件的剖析觸及到了實質性的程度,輿論界對中共解體前景的預期也日益高漲。

最近,有學者對蘇共倒臺原因進行了探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鑒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我們來比較一下中共目前的現實狀況,可以起到廓清公眾視野的作用。

人民論壇2月25日發佈署名李永忠和董瑛的文章《學者談蘇共倒臺原因:以為自己想說的都是對的》。文章把蘇共垮臺的原因歸納為幾大類。

“三大壟斷”說

文章表示:周淑真認為“蘇聯共產黨垮臺的真實原因是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共產黨以為自己想說的都是對的——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制度;以為自己的權力是神聖至上的——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為自己沒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權——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

前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現俄羅斯共產黨第一書記久加諾夫也認為,蘇共垮臺、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是:

1.“蘇共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專制,導致稍有不同於官方的意見,就會被認為是異端邪說,就動用專政工具整肅、鎮壓,或投入監獄,或關進瘋人院,或驅逐出國、剝奪公民權利”;

2.“蘇共對權力的壟斷,使得蘇共及其領導人的權力淩駕於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現了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僚特權階級”;

3.“蘇共壟斷了資源和經濟利益,使得社會經濟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資源被用於軍事工業,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對蘇共的不滿日益增加。而在蘇聯那樣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往往會把對既得利益集團腐敗專制的不滿情緒轉化為民族矛盾,一旦累積到不可調和的地步就將導致民族動亂、國家分裂。”

——比較1:中共當局一直以來在思想領域實施鐵腕的“精神控制”政策,一方面對全國人民大力灌輸所謂“馬列主義”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另一方面對其他持不同思想認識的人,如法輪功修煉者、民主人士、甚或有獨立見解的學者實施嚴厲乃至殘酷的打擊與鎮壓,苛以重刑、濫用勞教、大規模搞變相監禁的“洗腦班”、把健康的人關進精神病院折磨致瘋,甚至放任活摘人體器官這樣駭人聽聞、慘無人道的罪惡發生,較之於前蘇共有過之而無不及。

——比較2:中國社會目前面臨嚴重的社會不公,掌握公權力的特權階層肆無忌憚的壓榨、盤剝普通老百姓:如氾濫成災的“官倒”、官腐現象;令人觸目驚心的強拆私宅、倒賣村莊土地等惡性事件的大規模爆發;打黑變質為“黑打”的諷刺性轉變等等,甚至連小小的城管因為手掌握了一點公權力,都肆無忌憚地欺壓底層民眾,作威作福,不一而足。

——比較3:中國大陸近幾年的民怨呈現爆發式增長態勢,由於普通民眾諸多方面的經濟利益被侵吞、被剝奪而導致大規模群體事件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訪民”這個只有在中國才存在的特殊群體在中國當局多年的嚴厲打擊下,不但不屈服,反而越戰越勇,以死抗爭;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聚居地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銳,在中共一貫的高壓武力鎮壓下,新疆地區連年來持續爆發的暴力抗爭,西藏為爭取宗教信仰的自由而爆發的連續自焚事件,已釀成“非魚死即網破”的難以挽回的局面,使中共當局陷入絕境。

國內部分學者認為:“‘三壟斷說’從社會的經濟、政治到意識形態揭示了蘇聯一黨制的弊端和蘇共領導層制度性的腐敗,可以說是要言不煩,力透紙背,發人深思。”

體制弊端和改革失敗說

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許多人士認為,一個國家的體制的好與壞,在根本上決定了一個政權的興衰成敗。如果體制本身存在問題,那麼個人因素和具體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轉不了大局。

閻明複在《蘇聯真相》一書的《序言》中指出: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及體現這一模式的體制問題。

有部分中國學者也認為,蘇共解散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執政時期形成並固化和推行了“斯大林模式”,那種權利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窒息了蘇聯社會的生機和活力,最終導致了蘇共解散。

而墨西哥《改革週刊》援引戈爾巴喬夫的話說,前蘇聯國內和黨內改革的延誤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

有分析說,當時蘇聯社會的現實情況是“各項改革措施被層層‘克扣’,或者陽奉陰違,乾脆得不到落實。”

——比較:中共自從建政以來,就由毛澤東確立並代代延續了同樣是“權利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只是用來糊弄老百姓的空口號,“政協”與“各民主黨派”從一開始就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裝飾性“花瓶”;當毛澤東的“政治運動”把共產黨自己逼入窮途末路時,鄧小平為“挽救狂瀾於既倒”而搞的所謂改革開放也不敢觸動政治改革的神經,只是搞搞經濟改革,給早已病入膏肓的中共當局打幾劑強心針,暫時苟延殘喘而已,整個中共政權的高度獨裁的本質一點也沒有改變;歷年來中國社會也曾出現過一些“有識之士”站在為當局著想的角度提出政治改革,但均被當局者以 “破壞穩定”為由而拒絕;而目前中共體制的腐敗更加惡化到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邊緣,各地執政者為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對不利於他們撈錢撈權的“上級政策”陽奉陰違,甚至是公開拒絕執行,比如屢禁不止的強制拆遷的惡性事件的一再上演。

中共體制上的各種弊端經過幾十年來的沿襲、異變、發酵,已成為難以醫治的毒瘤,目前正面臨最後的總爆發。

黨群疏離說

這種觀點認為,蘇共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拋棄了對人民的承諾和依靠,異化了黨群幹群關係,“魚水關係”變成了“水火關係”,最終失去了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執政的合法性基礎不斷喪失,以致在宣佈非黨化、黨非法化、蘇共解散、國旗降落之時群眾均無動於衷。

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1990年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體人民的占7%,代表全體黨員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的竟達85%。

——比較:中國目前的黨群幹群關係用“水火不容”來概括是最恰當的了。中國當局的公信力已瀕臨崩潰,民眾對政府的基本態度是“信不得、惹不起、敢怒不敢言。”經歷了中共幾十年的極權統治的中國社會,現在已嚴重異變為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的“強權社會”,也有人稱之為“官僚黑幫的天下”。如果今天有人來做無記名的問卷調查,相信認為中共現在實際代表的是官僚集團及其附屬的利益集團的一定是絕大多數。

腐敗亡黨說

有些政治家和專家學者認為,搞垮蘇聯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國敵對勢力,而是蘇共的黨內腐敗。

利加喬夫在《戈巴契夫之謎》中指出:“一股可怕和無孔不入的營私舞弊勢力,簡直是一瞬間,大約一兩年時間,就取代了幾十年在蘇共和整個社會中滋長並氾濫的營私舞弊分子。”

他說:“這股寄生勢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馬鈴薯甲蟲一瞬間吃光馬鈴薯的嫩芽那樣,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結果,一個奮起實行改革的國家就這樣失去了平衡,受到動搖,現在已墜入深淵。”

——比較:中共官僚集團及其附屬利益集團的集體腐敗已到了千瘡百孔、無可救藥的地步,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就連中共內部的高官諸如劉源之流的都不得不承認“軍隊內鬥貪腐隨處可見”。 陳良宇、穀俊山之流的貪腐黑幕的曝光,只不過是中共內部權鬥中失敗一方露出的冰山一角。中國民眾普遍認為,當今的中共,無官不貪。利加喬夫對蘇共腐敗的描述用來形容當今的中共也是很貼切的。

有學者認為,蘇聯解體是多種因素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們認為:把上述乃至更多角度的分析綜合起來,就可以看到中共解體的必然性之所在。

中共的罪惡遠遠超越了人類所能容忍的底線,王立軍事件通過中共內鬥的方式把中共內部的醜惡擺到了國際社會面前。這不僅是中共解體的前奏,更是對國際社會道德底線的考量:是繼續對中共的罪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呢,還是真正拿出勇氣和正義,制止中共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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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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