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2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惡夢剛醒
笫四節：同母親重逢
我一個人留在屋裡，這是一間二十平米的病房，屋裡放著三張病床，每個床頭都安放著一張舊辦公桌，桌上放著煤油爐和裝著油鹽醬醋的瓶瓶罐罐，床下和兩側都堆放著紙箱，木盒等物。
整個房間便以這三張床為中心，三分整個房間。每一張床之間留著很窄的過道，僅只能一人通過。雖沒有布簾隔開，但一看就明白這裏住著三位單身職工。
耳朵里響起了雪梅的話：「在重慶地區像我們這層樓一家人佔了一間房子住，是最好的人家了……。」我終於明白，何以母親要我在「妹妹」家多住幾天的原因。
看來母親受了二十二年罪，共產黨給她「平反」了，卻連自己安家立身以渡晚年的立椎之地都沒有。
在我回來之前，為了安置我，恐怕不知向她的「組織上」費了好多口舌？最後仍只有無奈何的在這個集體宿舍里，迎接我的歸來。
我再次環視了我的「家」，我今後的路要從這裏作起點嗎？
十分鐘后，過道里傳來了腳步聲和講話聲，李修平回來了，他的身後緊跟著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媽媽，我立刻回想到我離開她時的臉貌，沒想到二十三年後她己蒼老得那樣！但我仍能根據輪廓認出，那便是我二十三年來魂牽夢縈的老母親。
她與當年撫著我的頭，依依惜別的老外婆，真是一模一樣，最大的特點是背也變鴕了。
當我們母子的眼光第一次接觸的那一瞬間，我便被一股上涌的血堵住了胸口，一時連話都說不出來，只是走上前抱住了那花白的頭，親吻那滿布皺紋的額頭，當我的胸前已沾滿了母親的淚水，當血液猛地沖開了被堵塞的心竇，這二十三年有多少的經歷要講，有多少哀怨要訴，有多少淚要流啊！
而媽媽卻一個勁地用她那乾癟的手輕輕地拍打著我的背，佇立良久才喃喃地說出：「這下好了，總算回來了，總算回來了！」
我看著桌上的鬧鐘，已經快12點了，忙把話題岔開，故意發問道：「媽媽，中午了，該做飯了！」媽媽才鬆開了手，擦了擦老淚縱橫的臉，去那床邊紙盒裡取出一塊肉來，李修平接過手，到盥洗室里洗凈，大家忙著生火炒菜，從伙食團打回米飯，三個人圍著那張辦公桌，吃我回到母親身邊第一餐「團圓飯」。
我們正吃飯，兩位與母親同室的醫生，端著飯盒子走了進來，母親向我介紹了她的同房，與母親差不多年紀的那一位，家住北碚街上。另一位比母親年輕的醫生住在沙坪壩。看來在這間屋裡，無家可歸的就只有母親一人了。
從六八年弟弟出走後，整整十多年，她就這樣孤苦伶仃，守在這人間地獄里。！從現在開始，我的到來成了她新生活的開始。
午飯以後，李修平回李家沱去了，他晚上還要上班，母親一再向他道謝，並且說，過年時一定到李家沱團年。
我被新任的醫院黨支部書記王光明，安置在樓下一間病房臨時住下，距我住的那房間不到10米，巷道的盡頭，就是停屍房，我並沒有去看整個醫院還有沒有其它空著的房間。
初來乍到一大堆問題要解決，有一個窩暫能住下，懶得去同醫院的「領導」發生磨擦，何況二十三年挫磨已使我習慣了忍讓。
二十三年來，我也不知同多少死人打過堆，自己一半也是從陰間里走出來的，自以為一身正氣，不怕夜半鬼來抓我。
現在回想，那醫院的黨支部夠體現『落實政策』！
相 親
兒子長大成人後，傳統的中國母親，恐怕沒有比關心自己的孩子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事，那怕她們一直處在社會底層，我的母親也不例外，當1973年她接到我第一封信后，一直沒有忽視給自己的兒子物色一個對象。
但那個年代，凡沾上黑五類的，就等於染上了永生醫不好的絕症，準備著跟男方不幸的家庭，一輩子受人歧視。
所以好人家的女兒，自願接受一個「黑五類」，或者是刑滿釋放人員，實在太少，但是恰恰就在這畸形的「階級鬥爭」社會中，卻藏著一些讓人費解的故事，我的故事得從我給母親的通信說起。
1973年我和母親整整十五年音信渺無，一旦接上通信聯繫，我對親人的思念和所受的委曲，會自然流露到這些信件之中，乍讀起來有的像無韻詩。可偏偏這些信件都先要由蔡家醫院造反派的頭過目，這些經過文革鑄造出來的近乎文盲的寶貝，是連普通的抒情語言都讀不通的。
那曾用柴棍摳打母親的劉巴，卻像發現了「秘碼」似的，以為又是表現她的階級敏銳性的好機會，便將我的信拿到他們學習會上公開朗讀。要大家討論這些『反面』教材。
偏偏在坐參加學習的人中，有一位從北碚衛生防疫站來蔡家醫院蹲點的醫士，名叫鄒雙銀的姑娘，卻被這些內容新穎的信件吸引，她不但在討論會中解釋那些被劉宣樹說成「隱語」的典故，例如亡羊補牢一詞被劉宣樹說成，我想殺了羊子從牢房裡逃出來。
散會後，鄒雙銀私下向我母親索要這些信，這位才二十三歲，還守在閨中未嫁的姑娘，找到一了個機會向母親表露了她的內心，並認母親作乾媽。表示願意等我到刑滿以後。
母親聞訊大喜，即刻將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了我，並且在那封信里附上了她的照片。後來當我的「平反」開始進行時，我被場部蔬菜組的惡犬咬傷，她聞訊后，為我配製了狂犬疫苗，用航空挂號為我寄到鹽源。
我回到北碚時，鄒雙銀已調回了北碚防疫站。當時沒有電話，母親把我回來的消息，寫了一封信寄給了她，一周后，她回了母親的信，約我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去北碚見面，地點定在大菜市街口。
母親打開了她放在床頭的紙箱子，從裏面取出了專門為我織好的新毛衣，新毛褲，以及一雙才買的新皮鞋。可是當我穿上這些新裝時，衣袖和褲腳都短一截，媽媽感慨地搖搖頭說，「在我的腦子裡，你還是那麼小。」
是呀！我被划為右派離開家的時候才十九歲，一個稚氣的孩子便被「反右」 的惡浪從她身邊捲走了，而今過了二十多年，留在她記憶里的那個孩子，怎麼能同現今站在面前的，從獄中滾打出來的中年人相比？
看媳婦可不是鬧玩的，人家是醫士，總不能讓自己的兒子一付寒酸像，出現在人家的面前。幸好有那兩套從李家沱帶來的中山服，勉強的可遮蓋裏面短小的毛衣。
只可惜那皮鞋足足小了兩個碼子，穿上腳實在夾得開不起步，還不如自己腳上那雙從千里路走回來的蘭色解放鞋，既來得輕便，又舒適。
媽媽要馬上去街上買一雙，卻遭到了我堅決的反對，我的理由是，對方只講究外表，而不是看重我的內在，她又何必等我到今天？
於是在母親的督促和省視下，我穿上了新毛衣，新的中山服，只是這雙解放鞋卻被我固執地保留下來。
穿著一新，母親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全身上下看了又看，勉強地點了點頭。
星期天早上八點鐘，我和母親在蔡家場那十字路口，上了去北碚的汽車，九點鐘我們準時按照小鄒指定的地點等她。三分鐘后，一個穿著十分講究的姑娘，從市區的方向向我們走來。
母親連忙迎了上去，我也立即認出，這便是母親寄給我相片的那一位。
只見她身著一套灰白色的新西裝，經過了特別的熨燙，白色的大翻領襯衣外面打著一條黑色的領帶，頭髮也是剛剛燙洗過的，微微的蜷曲，卻黑得發亮，腳上穿著一雙擦得油亮的黑皮鞋，手臂上挎著一個白色皮包，還沒有走近，就將一股清香的香水味向我送來。
這身打扮，當時要算是講究的白領人士了，與我身著灰色中山服腳蹬蘭色解放鞋，皮膚黝黑顯得土裡土氣的裝扮相比，很不配稱。
我很苯拙的放下兩手，不自在的臉上推起了笑容，其實我自己都覺得笑得極不自然，簡直可以說是裝出來的。
一陣局促的壓力之下一時不知怎麼開口，看著對方笑吟吟的樣子，見對方已將手伸向我，我才木然的將放在身邊兩隻僵硬的手伸了過去，握了握她肥胖而白嫩的手，便慌忙收了回來。
我已經完全不記得她看到我第一眼是什麼表情，還好母親已經拉著她的手，朝著通向市區的那條路走去。我才像解了圍似的，放下被弄得緊繃繃的身架，跟在她倆的後面，簡直就像是一個跟班的僕人。
但是幾分鐘后，我那在獄中多年形成的自信，超然和獨傲，很快矯正了我最初頗有些狼狽的局促，心裏卻還在不斷的埋怨自己，虧你還是一個身經百斗的猛士，怎麼見著一個女人便輸掉了應有的男子威嚴和陽剛？不是說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么？今天怎麼會變得如此？
於是我挺起了腰桿，將那方才僵硬的手背在背後，若無其事的顯示自己是在同「朋友」一起逛大街。可惜，我們依然沒有講話，我也依然沒有走上前去同她並肩而行，只是默默地跟著她倆的後面，想著該用什麼問話來試探對方。
醫學方面我一時找不出恰當的問話，至於文學歷史，我也不知道該怎麼的開口。於是，我們最初相見的瞬間，給對方留下了致命的印象，直到兩個月後，母親才告訴我說，小鄒當時就坦然地問母親：『他怎麼是這個形象，又黑、又瘦、又老，連話都講不出來？好像監獄把他關傻了一樣！』
唉！早知我的形象那麼糟糕，怎麼也不會匆忙跟著母親到這兒來出洋相。
我們沿著中山路，母親和她走進了百貨商店，我卻毫無興趣的站在商店門口等了足足十五分鐘，當她們倆出來時，我和她又對視了一下，我能感覺出，她那眼光里含著一種挑剔，我原先準備好的話和天真好奇的發問，不知為什麼全都咽了回去！。
我終於鼓起勇氣發問道：「防疫站隔這兒有多遠？」「噢，大約一里多路」她回答得很隨便，而且讓人無法把話接下去，我的這句打破僵局的主動，被她簡短的回話擋住了。
看著她仍挽著母親，按照原路從新折了回來，我仍然傻呼呼地跟在後面。回到了開始約會的菜市口，看看時間已快十二點了，母親選了一家臨街的飯館點了幾個菜，三個人共進午餐，我瞅著堂倌還沒有把菜端上來的空擋，第二次鼓起勇氣試圖打破我們之間的僵局：「防疫站工作忙吧！」我第二次主動發問。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說：「還好」，接下去又是沉默。
就這樣，經過我兩次努力，想打開同她對話的話匣子，卻沒有成功。接下來，只好閉上嘴默默無言的坐在那裡，直到母親張羅著堂倌把菜端上來，各自悶著頭把飯吃完。
吃完飯後，她便起身告辭，說她下午還要值班，便提著她的手提包離去了。我出獄后的第一次「約會」就這麼尷尬的結束了，以後我們幾個月都沒有見過面，直到母親講出了小鄒見到我第一面的印象。
看樣子，頭次見面便改變了她四年前的初衷，不過母親告訴我，小鄒並沒有明確的表態，是拒絕還是維持，還是待觀察，這給母親始留下一線希望。
所以她一再催促我打主劫戰，但我明白，我們這個經過「階級鬥爭」沖洗過的社會，幾乎不可能發生卓文君和司馬相如那種美麗的故事了。
何況我並不具備才子的條件，對方也絕非佳人。不過，我這種形象，難道不是冤獄造成的么？對方因同情心還是因我在書信中那點文才產生的感情，有四年的等待已不容易，雖然這四年的等待因對方的又黑、又瘦、又老的外表而告吹了，這本是二十三年改造的功力所要達到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真的把我變成了鬼，又能怨誰？
既然對方是那麼脆弱，我又何苦免強挽回？
所以我不想再給她寫信，我們之間的玫瑰預約便這麼告吹了，但第一次約會，我面對「愛情」這一當頭棒，是對我自信的打擊。我必需直面二十三年冤獄帶給我的婚姻難關，並且預伏著後半生建立家庭的坎坷不幸。
范小妹
然而，生活竟這樣玄妙莫測，沒有幾天，母親在七年前認的乾女兒，范萍和她的弟弟范山，一起來了，范萍那時是一個只有十五歲的小姑娘，正在附近的二十四中學讀初中二年級，而范山還只有十三歲，在蔡家小學讀五年級。
范萍既是母親認的乾女兒，而且是她在最淪落時結下的母子情緣，我理應稱呼她為妹妹，當時我倆相差整整二十六歲，便稱她為小妹妹。我們初次見面那天，她穿著潔白的毛衣，褲子雖然打過補丁但很乾凈，特別是她少女的靦腆，帶著特有的矜持。比起鄒銀雙來更多了素補和誠實。
進門時她手裡提著一個竹藍，裏面裝著萵筍和蘿蔔，進屋后，將它放在母親平時作炊的小桌下面，站起身來喊了一聲大哥，並問我什麼時候回來的？
第一次見面，我心裏很緊張，雖然，我當時已四十二歲，什麼風雨世面都經歷過，唯獨二十幾年與女性完全隔離，見到她，同她說話十分的口訥。
范山手裡提著一個竹子編的笆簍，裏面的蝦子活崩亂跳，撞得那笆簍朋朋直響。看來這姐弟倆對母親的生活習性和愛吃什麼很熟悉。母親一生中喜歡吃魚蝦，當時市場上是買不到魚類食物的，那怕這種小魚蝦也與市絕緣。
他們告訴我，姐弟倆平時經常在池塘、田邊、摸到魚蝦便把它們關在竹簍里，放在塘里養起來，等到積累到一定數量，便給媽媽送來了。
這姐弟倆的出現，頓時給本來顯得冷清的「集體宿舍」增加了許多活力。弟弟催著姐姐快去拿盆子來放些水，說再遲一點，竹簍里的小魚蝦們都會「渴死」的，兩人忙碌起來。
媽媽見兩個孩子，滿臉堆笑的問「你們怎麼這麼長時間都沒有來呀，媽媽呢？」小妹笑著回答：「哥哥沒有回來時，媽叫我陪在你身邊，現在哥哥回來了，我們就不好來了。」
媽媽回答說：」這幾天你們沒來，還怪想你們的，如果再不來我就要到鄉下來找你媽了。」
中山搶著回答：「這幾天豬兒有點病，媽媽忙著煎藥餵豬，所以一時沒空，這會兒她還在場口抓藥，她叫我們先來這，一會兒她就會來的。」
正說著樓下一迭聲的已經喊了起來。隨著一陣咚咚上樓的腳走聲，一位比母親年輕，精幹的農家婦女已經出現在樓梯口了。
從她那黑黝的皮膚和滿臉皺紋，看得出這是一個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也是苦了一輩子的地地道道的農民。穿著一身蘭布的棉衣，腳上是青布布鞋，一進門來便一迭聲的向母親道歉，叨叨的說道：「大姐呀！我早就該來了，聽說哥哥回來了，那天都想來看看哥」。
母親連忙牽著她的手，給她端了一杯早又準備好的茶。胡媽笑咪咪地說道，「大姐呀！你真好福氣，有這麼一個好兒子，又是大學生，身體又結實，現在落實政策以後，政府一定會安排一個好工作。今後呀，你總算有靠頭了。
轉過身來向我說道：「哥呀！這些年你媽沒有少吃苦，醫院里的那些沒良心的欺你媽是右派，人又老實，又是一個人，凈拿臟活、重活給她干。還常常無緣無故的打她罵她，我們蔡家場的農民個個都替你媽打抱不平。他們越欺侮你媽，我就偏要認你媽為乾親家。」
接著講道：「每次過年過節，我們殺了過年豬，就要給她留一塊肉，打了糍粑也要給她留一塊糍粑，總之，我們有啥吃的，她也有。」
「有一次我正提著一塊肉，在大門口就碰到了劉宣樹，她正顏厲色的警告我說：『你們老是與右派份子划不清界線，如再這樣下去，我們就要沒收你送給她的東西。』我馬上反對說：『你搞清楚點，我是貧農，不是你們可以隨便欺侮的，你如果敢沒收我的東西，我就要你好看』」。
「她看到我態度如此硬，便連忙改口說：『我不是對你，我們的上級有規定，對方堅志這樣的階級敵人，就是要嚴加看管』。我回答她：『我們當農民的，才不管你那一套，我們只知道醫院的人欺侮一個老太婆太過份。』」
聽她介紹，知道這是一個口直心快，心地善良的農家婦女。在她的內心裡有一桿公平秤，雖然她沒有文化，但她有中國婦女特有的正義感，她不迷信誰家的宣傳，她是憑她的直覺來認識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汪禿子
從鹽源回到重慶時，只帶回1980年的糧票和布票，到蔡家后，才明白城裡的居民什麼都要憑票才能買到，不光購買糧、油、布，就連買肥皂、鹽巴、豆腐、肉、反正生活上所有必須品，都要票證去買，母親特製了一個專門存放票證的小木盒，每次上街除帶錢外，還必須從那裡取出要買東西的票證。
鐵托早把票證比作套在中國老百姓頸上的三根絞繩之一，真是一針見血。所有的票證都要靠戶口薄領取，這就是說，沒有戶口的人在大陸上便不能生存。戶口便是「黨和政府」控制所有老百姓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回到母親身邊，除了糧票布票，其它所有票證都是母親的。我還沒來得及上蔡家派出所辦理戶口。為生活所迫，上戶口的事，刻不容緩了。
當我取出鹽源農牧場開具的上戶口證明和介紹信交給母親時，她皺著眉頭，那介紹信上，關於我的身份寫的是「刑滿釋放人員」。理由是開介紹信時，重慶法院並沒有對我的原判進行平反，而在年齡欄中寫著41歲。
鄒銀雙的婚約告吹后，在母親心上結下了一個無法向人道破的「疙瘩」，她拿著介紹信看了半天，便毅然把42改為38，改過後，又仔細地戴著老花眼鏡審視了許久，滿有把握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戶口薄來，告訴我，她今天專門請了假，同我一起去派出所上戶口。
看樣子她的心情不錯，兒子真的要留在自己身邊了，今天總算可以到派出所去，在自己那只有她一個名字的戶口後面，添上了兒子的戶口。從此以後這裏便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口之家了，這可是她盼望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事。
她整理了一下她的花白頭髮，便起身同我一齊向蔡家派出所走去。蔡家派出所就在石板路右側的一個門庭陰深的院子里。
一提到派出所，我會想起少年時代，去朝陽派出所遞申請助學金報告時，那陳麻子的羞辱，那是深深刻在我的腦海中，永不消褪的傷疤。
後來，經歷整整二十三年的冤獄磨難，對於派出所這種衙門，一直把它當成欺壓善良百姓的閻王府。
走進派出所的辦公室，裏面坐著三個人，坐在外面的兩張桌子面前一男一女，身著警服，態度傲慢。當我們倆走進去后，那女的白了我們一眼。
母親是這裏的「常客」，過去她每進來一次，便如小鬼進了閻王殿，不是交「思想彙報」挨訓斥，便是接受遊街的決定，或是「交待問題」。
現在雖「平反」了，但骨子裡那種小鬼見閻王的心理依然使她心有餘悸。我感覺得到她進來后，態度十分拘謹。拿著戶口登記簿和鹽源開的介紹信，走進靠裡面的那張辦公桌，那裡便是蔡家場人人畏懼的汪禿子。
這姓汪的傢伙，我剛回來幾天就認識了。
回來的第三天，我上街買菜，那天正逢趕集，我走到集市的中間，看見那裡圍著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來是一個叫化子模樣的跛子，正攔著一個身著民警服的胖胖禿頭中年人，要他開一張殘廢證明。
從圍觀趕集農民七嘴八舌中知道，那乞丐是附近大隊一個曾被划為「反革命」的村民。而那胖「警官」，便是面前坐在最裡面的汪所長。幾年前這汪所長組織了一次五類份子的「遊街批鬥」，在遊街時，將這個「乞丐」的左腿打斷，從此喪失勞動力，生活無著，變成了乞丐。
後來民政局為了整頓市容，收容了全區所有的「叫化子」，對這人說：「只要有當年組織批鬥會的人開一張殘廢證明，便能領到政府發放的基本口糧。」
於是乞丐鼓起勇氣在大街上將汪所長攔住，請他給一條活路。
不料那汪禿子，不但不給他開證明，而且，一把將他推在集市街邊的污水坑中，弄得這本已不成人形的「乞丐」簡直像一個鬼，然後揚長而去。
我目睹這人欺人的一幕，一種本能的憎惡，徒然從心裏升起。詢問同我一起目睹這一幕的醫院門房小張，他告訴我：「這汪禿子原是北碚法院的一個預審員，曾利用職務，掌握一批小偷流氓掌紅吃黑，才從北碚法院貶到蔡家場接了這戶藉的差事。」
舊性依然不改的他，掌著轄區的小偷、扒手依然行『黑吃黑』那一套。尤其是他對「五類份子」的手段，更是心狠手毒，我的母親當然是他任意欺侮的對象，想起這些我抖起了精神。
「汪所長，我的兒子從鹽源回來了，今天費你的神給他上一下戶口」。母親怯生生的向他開口道，一面把戶口簿擺到他的辦公室桌上。而那汪禿子卻像沒有聽見似的，依然的在看他的報紙並不答理。
我向他坐位上方的牆上看去，那上面寫著「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不禁想到舊時衙門，升堂的中間都掛有「明鏡高懸」的大匾，但從來是黑暗無比，賄賂重重。而今中共執政幾十年來，「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向來是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遮醜牌。
戶口既管著一個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資料，上戶口的人就仗此，成為被上戶口者生存的決定者。想到這裏，我的眼光，又從那牆上情不自禁的向下滑來，一直滑到了他那肥大的圓臉上，我才發現，那鼻子周圍也有同陳大麻子一樣的麻子，心裏對他那種不理不睬的傲慢充滿了憎惡。
二十多年來，我在監獄中天天同這種人打交道，他們的欺軟怕硬的卑鄙心理，我不但了解，並且學會了一套應對的辦法。但是儘管我的心裏已經對他產生了惡感，仍覺得還不到發作的時候。
如此忍耐了幾分鐘，見他仍在那裡看報，依然沒有理會母親，直到母親再次請求后，他才慢吞吞的放下了報紙，愛理不理的將母親放在辦公桌上的戶口簿挪到面前，慢慢地從辦公桌的抽屜里取出一張紙來，懶洋洋地取出鋼筆，頭都不抬的發問：「姓名」？那介紹信上明明寫著的，他卻不屑一看。
我被他這種挑釁性的態度激怒了，母親已看出我的怒容，向我連忙使了一個眼色，低聲下氣的回答道：「孔令平」。
「姓別？」「男」。
「年齡？」「38歲」。這一次那汪禿子才抬起頭來打量著我，我蒼老的面容，使他奸詐的眼睛里露出一種拿到對方短處的詭秘。
他拿起了甩在一旁的介紹信細細地看起來，母親改動的筆跡被他識破了，他奸笑著得意的站起身來，用一種逼視的目光對著我：「這年齡是你改過的嗎？」我對他這突襲一時還沒準備，母親已慌忙接過話來：「沒有，沒有的事」。
然而他這種多年培養的，抓到獵物便窮追不捨的獵犬本領，使他精神抖擻起來，從他辦公桌上猛地站起身來，大聲吼道：「你還敢替你的兒子狡辯，這明明是塗改了的筆跡，還不馬上老實交待？」
看來這傢伙是訓練有素的，對於處在壓迫階層的五類也是欺壓成性的，出口成章的「行話」對階級敵人是用慣了的，不會走樣。
儘管五類的說法已被取消，但在他的狗眼裡，我們娘倆，一貫只能是被他訓斥，被他呼來喝去的奴隸。
此時我的一股無名惡氣直衝腦門，終於按捺不住，走到母親的前面，惡狠狠向他吼道：「改了個歲數怎麼啦，你要做什麼？」
這種以惡對惡的戰術，便是練獄中培養出來的，在監獄中對張棒棒，徐世奎，何慶雲這般惡吏我使用過，對於麻臉中土，三星閹將，我也使他們難堪過，雖然我這種硬碰硬，使自己吃了許多眼前虧。
那汪禿子，對這一招，感到吃驚，因為他一時沒對答上來，對母親的盛氣凌人態度，一時沒找到該如何應對。
獃滯了一分鐘后，他立刻從自己的椅子上跳起來：「你這勞改釋放犯，看來是沒有改造好，你今天敢公開頂撞？」他的臉漲得通紅，向我撲來，擺出「階級鬥爭」操熟了的打手架勢，指著我的鼻子吼道。
那一男一女也一齊站起來，將我圍住，好像就要拿出手銬子或繩索之類的東西，像收拾犯人那樣將我壓下去。
母親見這形勢對我十分不利，怕我因為衝動而吃虧，慌忙地攔著我，要我不要說話，並且用身體護著我。我明白越是鬧到這個地步，越不可退讓。
「怎麼？要動手打人哪？還是文革那一套？四人幫那一套不是？」我厲聲的地喝道，這一招果然靈驗，那姓汪的退縮了，從新的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見這句話揍效，便連珠炮似的反擊道：「姓汪的，你放明白點，今天我是來落實政策的，你還公然的稱我是勞改釋放犯，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冤假錯案，就是你們這一幫子人軟拖硬抗，頂著不辦，今天又不為什麼，就要做出一付打人的架勢，老實訴告你，不是四人幫的天下了！也不是你們這些人為所欲為的時候了！你今天只要敢動手，我非把你拉到市委辦公室去說個所以然。」
汪禿子被我這翻怒斥弄啞了，一時還弄不清楚我的背景，居然對答不上來了。母親見勢，馬上打圓場，向汪禿子解釋道：「我兒子心情不好，脾氣也不好，你別同他一般見識。」
殊不知這反倒助長了禿子的勢頭，他一迭聲喊道：「你們母子倆既是落實政策，就應當模範的遵守政府法規，戶口是國家的重要法度，任何人都要遵守，竄改戶口是一種嚴重的違法行為，你們知識份子比我們老大粗更懂得。按理講，就憑你們竄改戶口這一條就夠刑事拘留的條件，今天，你這戶口就拿不走了，等我們查清以後再作處理。」
我不知道戶口管理有沒有規定，對於塗改年齡這樣的事該如何處理？但我心裏只想到絕不能向這仗勢欺人的狗退讓或認錯，便從椅子上霍地站起來，一邊喊道，「別理他，看他把我怎麼著。」一邊拉著媽媽的手向門外走去。
當我們離開了那陰森的院落出得街上，母親先前的那陣好心情全都消失，十分沮喪的一路上嘆氣。戶口沒有上，到惹出這場麻煩是她萬沒有想到的。後悔自己考慮不周到，但誰又能理解她的這番苦心？
我只好勸慰她：「我們又不是偽造戶口，更改年齡這種事，本來就不是一回事，敞若他要繼續找麻煩，我們一樣生著一隻嘴，諒他也做不了什麼」。
下午躺在床上想，蔡家場在汪禿子這樣的惡棍把持下，母親當然受了不少的欺凌。然而，想到重大保衛處的鄭樹勛那張奸詐的臉時，我的心裏一陣陣在發冷。
等待沉清冤獄的人，命運卻操持在這幫虎狼般惡吏的手中，前途豈可樂觀？看樣子我們這一群剛脫離虎口的羊羔，又將掉進狼群的包圍中。
我接著馬上要回重大，了結未了的舊案，可我拿什麼去見鄭老頭？
馬大炮的主意本出於無奈，十斤大瓜子、十斤蜂糖、十斤核桃、就像三十噸的巨石壓在我的心上，當我空手前去時，我作好的是一個最壞的打算！
今天這汪禿子那種像要吃人的態度，使我壓根沒對前途有什麼樂觀。充其量有份工作有一碗飯吃，便是共產黨的法外恩典，我能同周圍的人平起平座，保持一個普通百姓所起碼具備的人格嗎？
按照鄭樹勛離開鹽源農牧場的約定，我在回到重慶后的一周內就要回重大保衛處去報到，他這個「約定」屬於私人規定，還是對落實政策人員的一種規定？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從鹽源回到重慶的時間並沒有卡定，而且何時從鹽源動身也沒有說死。更主要因為我實在為難於三十斤的索取，所以回重慶后，我遲遲沒有到重慶大學去。
眼看十一月份已過，年底即將來臨，我總不能過著不工作也沒有工資的失業日子。雖然母親說，我回來后，她的工資已經恢復到每月七十多元，養話我沒有問題。所以我回到她身邊，是否工作暫時並不是十分迫切的。
但我耐不住了，於是決定十一月底，無論如何都得回重慶大學去。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