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2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一章：恶梦刚醒
笫四节：同母亲重逢
我一个人留在屋里，这是一间二十平米的病房，屋里放着三张病床，每个床头都安放着一张旧办公桌，桌上放着煤油炉和装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床下和两侧都堆放着纸箱，木盒等物。
整个房间便以这三张床为中心，三分整个房间。每一张床之间留着很窄的过道，仅只能一人通过。虽没有布帘隔开，但一看就明白这里住着三位单身职工。
耳朵里响起了雪梅的话：“在重庆地区像我们这层楼一家人占了一间房子住，是最好的人家了……。”我终于明白，何以母亲要我在“妹妹”家多住几天的原因。
看来母亲受了二十二年罪，共产党给她“平反”了，却连自己安家立身以渡晚年的立椎之地都没有。
在我回来之前，为了安置我，恐怕不知向她的“组织上”费了好多口舌？最后仍只有无奈何的在这个集体宿舍里，迎接我的归来。
我再次环视了我的“家”，我今后的路要从这里作起点吗？
十分钟后，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和讲话声，李修平回来了，他的身后紧跟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妈妈，我立刻回想到我离开她时的脸貌，没想到二十三年后她己苍老得那样！但我仍能根据轮廓认出，那便是我二十三年来魂牵梦萦的老母亲。
她与当年抚着我的头，依依惜别的老外婆，真是一模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背也变鸵了。
当我们母子的眼光第一次接触的那一瞬间，我便被一股上涌的血堵住了胸口，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只是走上前抱住了那花白的头，亲吻那满布皱纹的额头，当我的胸前已沾满了母亲的泪水，当血液猛地冲开了被堵塞的心窦，这二十三年有多少的经历要讲，有多少哀怨要诉，有多少泪要流啊！
而妈妈却一个劲地用她那干瘪的手轻轻地拍打着我的背，伫立良久才喃喃地说出：“这下好了，总算回来了，总算回来了！”
我看着桌上的闹钟，已经快12点了，忙把话题岔开，故意发问道：“妈妈，中午了，该做饭了！”妈妈才松开了手，擦了擦老泪纵横的脸，去那床边纸盒里取出一块肉来，李修平接过手，到盥洗室里洗净，大家忙着生火炒菜，从伙食团打回米饭，三个人围着那张办公桌，吃我回到母亲身边第一餐“团圆饭”。
我们正吃饭，两位与母亲同室的医生，端着饭盒子走了进来，母亲向我介绍了她的同房，与母亲差不多年纪的那一位，家住北碚街上。另一位比母亲年轻的医生住在沙坪坝。看来在这间屋里，无家可归的就只有母亲一人了。
从六八年弟弟出走后，整整十多年，她就这样孤苦伶仃，守在这人间地狱里。！从现在开始，我的到来成了她新生活的开始。
午饭以后，李修平回李家沱去了，他晚上还要上班，母亲一再向他道谢，并且说，过年时一定到李家沱团年。
我被新任的医院党支部书记王光明，安置在楼下一间病房临时住下，距我住的那房间不到10米，巷道的尽头，就是停尸房，我并没有去看整个医院还有没有其它空着的房间。
初来乍到一大堆问题要解决，有一个窝暂能住下，懒得去同医院的“领导”发生磨擦，何况二十三年挫磨已使我习惯了忍让。
二十三年来，我也不知同多少死人打过堆，自己一半也是从阴间里走出来的，自以为一身正气，不怕夜半鬼来抓我。
现在回想，那医院的党支部够体现‘落实政策’！
相 亲
儿子长大成人后，传统的中国母亲，恐怕没有比关心自己的孩子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事，那怕她们一直处在社会底层，我的母亲也不例外，当1973年她接到我第一封信后，一直没有忽视给自己的儿子物色一个对象。
但那个年代，凡沾上黑五类的，就等于染上了永生医不好的绝症，准备着跟男方不幸的家庭，一辈子受人歧视。
所以好人家的女儿，自愿接受一个“黑五类”，或者是刑满释放人员，实在太少，但是恰恰就在这畸形的“阶级斗争”社会中，却藏着一些让人费解的故事，我的故事得从我给母亲的通信说起。
1973年我和母亲整整十五年音信渺无，一旦接上通信联系，我对亲人的思念和所受的委曲，会自然流露到这些信件之中，乍读起来有的像无韵诗。可偏偏这些信件都先要由蔡家医院造反派的头过目，这些经过文革铸造出来的近乎文盲的宝贝，是连普通的抒情语言都读不通的。
那曾用柴棍抠打母亲的刘巴，却像发现了“秘码”似的，以为又是表现她的阶级敏锐性的好机会，便将我的信拿到他们学习会上公开朗读。要大家讨论这些‘反面’教材。
偏偏在坐参加学习的人中，有一位从北碚卫生防疫站来蔡家医院蹲点的医士，名叫邹双银的姑娘，却被这些内容新颖的信件吸引，她不但在讨论会中解释那些被刘宣树说成“隐语”的典故，例如亡羊补牢一词被刘宣树说成，我想杀了羊子从牢房里逃出来。
散会后，邹双银私下向我母亲索要这些信，这位才二十三岁，还守在闺中未嫁的姑娘，找到一了个机会向母亲表露了她的内心，并认母亲作干妈。表示愿意等我到刑满以后。
母亲闻讯大喜，即刻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并且在那封信里附上了她的照片。后来当我的“平反”开始进行时，我被场部蔬菜组的恶犬咬伤，她闻讯后，为我配制了狂犬疫苗，用航空挂号为我寄到盐源。
我回到北碚时，邹双银已调回了北碚防疫站。当时没有电话，母亲把我回来的消息，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她，一周后，她回了母亲的信，约我在那一周的星期天去北碚见面，地点定在大菜市街口。
母亲打开了她放在床头的纸箱子，从里面取出了专门为我织好的新毛衣，新毛裤，以及一双才买的新皮鞋。可是当我穿上这些新装时，衣袖和裤脚都短一截，妈妈感慨地摇摇头说，“在我的脑子里，你还是那么小。”
是呀！我被划为右派离开家的时候才十九岁，一个稚气的孩子便被“反右” 的恶浪从她身边卷走了，而今过了二十多年，留在她记忆里的那个孩子，怎么能同现今站在面前的，从狱中滚打出来的中年人相比？
看媳妇可不是闹玩的，人家是医士，总不能让自己的儿子一付寒酸像，出现在人家的面前。幸好有那两套从李家沱带来的中山服，勉强的可遮盖里面短小的毛衣。
只可惜那皮鞋足足小了两个码子，穿上脚实在夹得开不起步，还不如自己脚上那双从千里路走回来的兰色解放鞋，既来得轻便，又舒适。
妈妈要马上去街上买一双，却遭到了我坚决的反对，我的理由是，对方只讲究外表，而不是看重我的内在，她又何必等我到今天？
于是在母亲的督促和省视下，我穿上了新毛衣，新的中山服，只是这双解放鞋却被我固执地保留下来。
穿着一新，母亲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全身上下看了又看，勉强地点了点头。
星期天早上八点钟，我和母亲在蔡家场那十字路口，上了去北碚的汽车，九点钟我们准时按照小邹指定的地点等她。三分钟后，一个穿着十分讲究的姑娘，从市区的方向向我们走来。
母亲连忙迎了上去，我也立即认出，这便是母亲寄给我相片的那一位。
只见她身着一套灰白色的新西装，经过了特别的熨烫，白色的大翻领衬衣外面打着一条黑色的领带，头发也是刚刚烫洗过的，微微的蜷曲，却黑得发亮，脚上穿着一双擦得油亮的黑皮鞋，手臂上挎着一个白色皮包，还没有走近，就将一股清香的香水味向我送来。
这身打扮，当时要算是讲究的白领人士了，与我身着灰色中山服脚蹬兰色解放鞋，皮肤黝黑显得土里土气的装扮相比，很不配称。
我很苯拙的放下两手，不自在的脸上推起了笑容，其实我自己都觉得笑得极不自然，简直可以说是装出来的。
一阵局促的压力之下一时不知怎么开口，看着对方笑吟吟的样子，见对方已将手伸向我，我才木然的将放在身边两只僵硬的手伸了过去，握了握她肥胖而白嫩的手，便慌忙收了回来。
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她看到我第一眼是什么表情，还好母亲已经拉着她的手，朝着通向市区的那条路走去。我才像解了围似的，放下被弄得紧绷绷的身架，跟在她俩的后面，简直就像是一个跟班的仆人。
但是几分钟后，我那在狱中多年形成的自信，超然和独傲，很快矫正了我最初颇有些狼狈的局促，心里却还在不断的埋怨自己，亏你还是一个身经百斗的猛士，怎么见着一个女人便输掉了应有的男子威严和阳刚？不是说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么？今天怎么会变得如此？
于是我挺起了腰杆，将那方才僵硬的手背在背后，若无其事的显示自己是在同“朋友”一起逛大街。可惜，我们依然没有讲话，我也依然没有走上前去同她并肩而行，只是默默地跟着她俩的后面，想着该用什么问话来试探对方。
医学方面我一时找不出恰当的问话，至于文学历史，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的开口。于是，我们最初相见的瞬间，给对方留下了致命的印象，直到两个月后，母亲才告诉我说，小邹当时就坦然地问母亲：‘他怎么是这个形象，又黑、又瘦、又老，连话都讲不出来？好像监狱把他关傻了一样！’
唉！早知我的形象那么糟糕，怎么也不会匆忙跟着母亲到这儿来出洋相。
我们沿着中山路，母亲和她走进了百货商店，我却毫无兴趣的站在商店门口等了足足十五分钟，当她们俩出来时，我和她又对视了一下，我能感觉出，她那眼光里含着一种挑剔，我原先准备好的话和天真好奇的发问，不知为什么全都咽了回去！。
我终于鼓起勇气发问道：“防疫站隔这儿有多远？”“噢，大约一里多路”她回答得很随便，而且让人无法把话接下去，我的这句打破僵局的主动，被她简短的回话挡住了。
看着她仍挽着母亲，按照原路从新折了回来，我仍然傻呼呼地跟在后面。回到了开始约会的菜市口，看看时间已快十二点了，母亲选了一家临街的饭馆点了几个菜，三个人共进午餐，我瞅着堂倌还没有把菜端上来的空挡，第二次鼓起勇气试图打破我们之间的僵局：“防疫站工作忙吧！”我第二次主动发问。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还好”，接下去又是沉默。
就这样，经过我两次努力，想打开同她对话的话匣子，却没有成功。接下来，只好闭上嘴默默无言的坐在那里，直到母亲张罗着堂倌把菜端上来，各自闷着头把饭吃完。
吃完饭后，她便起身告辞，说她下午还要值班，便提着她的手提包离去了。我出狱后的第一次“约会”就这么尴尬的结束了，以后我们几个月都没有见过面，直到母亲讲出了小邹见到我第一面的印象。
看样子，头次见面便改变了她四年前的初衷，不过母亲告诉我，小邹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是拒绝还是维持，还是待观察，这给母亲始留下一线希望。
所以她一再催促我打主劫战，但我明白，我们这个经过“阶级斗争”冲洗过的社会，几乎不可能发生卓文君和司马相如那种美丽的故事了。
何况我并不具备才子的条件，对方也绝非佳人。不过，我这种形象，难道不是冤狱造成的么？对方因同情心还是因我在书信中那点文才产生的感情，有四年的等待已不容易，虽然这四年的等待因对方的又黑、又瘦、又老的外表而告吹了，这本是二十三年改造的功力所要达到的目的，‘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把我变成了鬼，又能怨谁？
既然对方是那么脆弱，我又何苦免强挽回？
所以我不想再给她写信，我们之间的玫瑰预约便这么告吹了，但第一次约会，我面对“爱情”这一当头棒，是对我自信的打击。我必需直面二十三年冤狱带给我的婚姻难关，并且预伏着后半生建立家庭的坎坷不幸。
范小妹
然而，生活竟这样玄妙莫测，没有几天，母亲在七年前认的干女儿，范萍和她的弟弟范山，一起来了，范萍那时是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小姑娘，正在附近的二十四中学读初中二年级，而范山还只有十三岁，在蔡家小学读五年级。
范萍既是母亲认的干女儿，而且是她在最沦落时结下的母子情缘，我理应称呼她为妹妹，当时我俩相差整整二十六岁，便称她为小妹妹。我们初次见面那天，她穿着洁白的毛衣，裤子虽然打过补丁但很干净，特别是她少女的腼腆，带着特有的矜持。比起邹银双来更多了素补和诚实。
进门时她手里提着一个竹蓝，里面装着莴笋和萝卜，进屋后，将它放在母亲平时作炊的小桌下面，站起身来喊了一声大哥，并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第一次见面，我心里很紧张，虽然，我当时已四十二岁，什么风雨世面都经历过，唯独二十几年与女性完全隔离，见到她，同她说话十分的口讷。
范山手里提着一个竹子编的笆篓，里面的虾子活崩乱跳，撞得那笆篓朋朋直响。看来这姐弟俩对母亲的生活习性和爱吃什么很熟悉。母亲一生中喜欢吃鱼虾，当时市场上是买不到鱼类食物的，那怕这种小鱼虾也与市绝缘。
他们告诉我，姐弟俩平时经常在池塘、田边、摸到鱼虾便把它们关在竹篓里，放在塘里养起来，等到积累到一定数量，便给妈妈送来了。
这姐弟俩的出现，顿时给本来显得冷清的“集体宿舍”增加了许多活力。弟弟催着姐姐快去拿盆子来放些水，说再迟一点，竹篓里的小鱼虾们都会“渴死”的，两人忙碌起来。
妈妈见两个孩子，满脸堆笑的问“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呀，妈妈呢？”小妹笑着回答：“哥哥没有回来时，妈叫我陪在你身边，现在哥哥回来了，我们就不好来了。”
妈妈回答说：”这几天你们没来，还怪想你们的，如果再不来我就要到乡下来找你妈了。”
中山抢着回答：“这几天猪儿有点病，妈妈忙着煎药喂猪，所以一时没空，这会儿她还在场口抓药，她叫我们先来这，一会儿她就会来的。”
正说着楼下一迭声的已经喊了起来。随着一阵咚咚上楼的脚走声，一位比母亲年轻，精干的农家妇女已经出现在楼梯口了。
从她那黑黝的皮肤和满脸皱纹，看得出这是一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是苦了一辈子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穿着一身兰布的棉衣，脚上是青布布鞋，一进门来便一迭声的向母亲道歉，叨叨的说道：“大姐呀！我早就该来了，听说哥哥回来了，那天都想来看看哥”。
母亲连忙牵着她的手，给她端了一杯早又准备好的茶。胡妈笑咪咪地说道，“大姐呀！你真好福气，有这么一个好儿子，又是大学生，身体又结实，现在落实政策以后，政府一定会安排一个好工作。今后呀，你总算有靠头了。
转过身来向我说道：“哥呀！这些年你妈没有少吃苦，医院里的那些没良心的欺你妈是右派，人又老实，又是一个人，净拿脏活、重活给她干。还常常无缘无故的打她骂她，我们蔡家场的农民个个都替你妈打抱不平。他们越欺侮你妈，我就偏要认你妈为干亲家。”
接着讲道：“每次过年过节，我们杀了过年猪，就要给她留一块肉，打了糍粑也要给她留一块糍粑，总之，我们有啥吃的，她也有。”
“有一次我正提着一块肉，在大门口就碰到了刘宣树，她正颜厉色的警告我说：‘你们老是与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如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没收你送给她的东西。’我马上反对说：‘你搞清楚点，我是贫农，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欺侮的，你如果敢没收我的东西，我就要你好看’”。
“她看到我态度如此硬，便连忙改口说：‘我不是对你，我们的上级有规定，对方坚志这样的阶级敌人，就是要严加看管’。我回答她：‘我们当农民的，才不管你那一套，我们只知道医院的人欺侮一个老太婆太过分。’”
听她介绍，知道这是一个口直心快，心地善良的农家妇女。在她的内心里有一杆公平秤，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有中国妇女特有的正义感，她不迷信谁家的宣传，她是凭她的直觉来认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汪秃子
从盐源回到重庆时，只带回1980年的粮票和布票，到蔡家后，才明白城里的居民什么都要凭票才能买到，不光购买粮、油、布，就连买肥皂、盐巴、豆腐、肉、反正生活上所有必须品，都要票证去买，母亲特制了一个专门存放票证的小木盒，每次上街除带钱外，还必须从那里取出要买东西的票证。
铁托早把票证比作套在中国老百姓颈上的三根绞绳之一，真是一针见血。所有的票证都要靠户口薄领取，这就是说，没有户口的人在大陆上便不能生存。户口便是“党和政府”控制所有老百姓最有力的手段之一。
回到母亲身边，除了粮票布票，其它所有票证都是母亲的。我还没来得及上蔡家派出所办理户口。为生活所迫，上户口的事，刻不容缓了。
当我取出盐源农牧场开具的上户口证明和介绍信交给母亲时，她皱着眉头，那介绍信上，关于我的身份写的是“刑满释放人员”。理由是开介绍信时，重庆法院并没有对我的原判进行平反，而在年龄栏中写着41岁。
邹银双的婚约告吹后，在母亲心上结下了一个无法向人道破的“疙瘩”，她拿着介绍信看了半天，便毅然把42改为38，改过后，又仔细地戴着老花眼镜审视了许久，满有把握地拿出自己的那本户口薄来，告诉我，她今天专门请了假，同我一起去派出所上户口。
看样子她的心情不错，儿子真的要留在自己身边了，今天总算可以到派出所去，在自己那只有她一个名字的户口后面，添上了儿子的户口。从此以后这里便不是一个人，而是两口之家了，这可是她盼望了整整二十二年的事。
她整理了一下她的花白头发，便起身同我一齐向蔡家派出所走去。蔡家派出所就在石板路右侧的一个门庭阴深的院子里。
一提到派出所，我会想起少年时代，去朝阳派出所递申请助学金报告时，那陈麻子的羞辱，那是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永不消褪的伤疤。
后来，经历整整二十三年的冤狱磨难，对于派出所这种衙门，一直把它当成欺压善良百姓的阎王府。
走进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三个人，坐在外面的两张桌子面前一男一女，身着警服，态度傲慢。当我们俩走进去后，那女的白了我们一眼。
母亲是这里的“常客”，过去她每进来一次，便如小鬼进了阎王殿，不是交“思想汇报”挨训斥，便是接受游街的决定，或是“交待问题”。
现在虽“平反”了，但骨子里那种小鬼见阎王的心理依然使她心有余悸。我感觉得到她进来后，态度十分拘谨。拿着户口登记簿和盐源开的介绍信，走进靠里面的那张办公桌，那里便是蔡家场人人畏惧的汪秃子。
这姓汪的家伙，我刚回来几天就认识了。
回来的第三天，我上街买菜，那天正逢赶集，我走到集市的中间，看见那里围着一大群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化子模样的跛子，正拦着一个身着民警服的胖胖秃头中年人，要他开一张残废证明。
从围观赶集农民七嘴八舌中知道，那乞丐是附近大队一个曾被划为“反革命”的村民。而那胖“警官”，便是面前坐在最里面的汪所长。几年前这汪所长组织了一次五类份子的“游街批斗”，在游街时，将这个“乞丐”的左腿打断，从此丧失劳动力，生活无着，变成了乞丐。
后来民政局为了整顿市容，收容了全区所有的“叫化子”，对这人说：“只要有当年组织批斗会的人开一张残废证明，便能领到政府发放的基本口粮。”
于是乞丐鼓起勇气在大街上将汪所长拦住，请他给一条活路。
不料那汪秃子，不但不给他开证明，而且，一把将他推在集市街边的污水坑中，弄得这本已不成人形的“乞丐”简直像一个鬼，然后扬长而去。
我目睹这人欺人的一幕，一种本能的憎恶，徒然从心里升起。询问同我一起目睹这一幕的医院门房小张，他告诉我：“这汪秃子原是北碚法院的一个预审员，曾利用职务，掌握一批小偷流氓掌红吃黑，才从北碚法院贬到蔡家场接了这户藉的差事。”
旧性依然不改的他，掌着辖区的小偷、扒手依然行‘黑吃黑’那一套。尤其是他对“五类份子”的手段，更是心狠手毒，我的母亲当然是他任意欺侮的对象，想起这些我抖起了精神。
“汪所长，我的儿子从盐源回来了，今天费你的神给他上一下户口”。母亲怯生生的向他开口道，一面把户口簿摆到他的办公室桌上。而那汪秃子却像没有听见似的，依然的在看他的报纸并不答理。
我向他坐位上方的墙上看去，那上面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不禁想到旧时衙门，升堂的中间都挂有“明镜高悬”的大匾，但从来是黑暗无比，贿赂重重。而今中共执政几十年来，“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向来是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遮丑牌。
户口既管着一个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上户口的人就仗此，成为被上户口者生存的决定者。想到这里，我的眼光，又从那墙上情不自禁的向下滑来，一直滑到了他那肥大的圆脸上，我才发现，那鼻子周围也有同陈大麻子一样的麻子，心里对他那种不理不睬的傲慢充满了憎恶。
二十多年来，我在监狱中天天同这种人打交道，他们的欺软怕硬的卑鄙心理，我不但了解，并且学会了一套应对的办法。但是尽管我的心里已经对他产生了恶感，仍觉得还不到发作的时候。
如此忍耐了几分钟，见他仍在那里看报，依然没有理会母亲，直到母亲再次请求后，他才慢吞吞的放下了报纸，爱理不理的将母亲放在办公桌上的户口簿挪到面前，慢慢地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来，懒洋洋地取出钢笔，头都不抬的发问：“姓名”？那介绍信上明明写着的，他却不屑一看。
我被他这种挑衅性的态度激怒了，母亲已看出我的怒容，向我连忙使了一个眼色，低声下气的回答道：“孔令平”。
“姓别？”“男”。
“年龄？”“38岁”。这一次那汪秃子才抬起头来打量着我，我苍老的面容，使他奸诈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拿到对方短处的诡秘。
他拿起了甩在一旁的介绍信细细地看起来，母亲改动的笔迹被他识破了，他奸笑着得意的站起身来，用一种逼视的目光对着我：“这年龄是你改过的吗？”我对他这突袭一时还没准备，母亲已慌忙接过话来：“没有，没有的事”。
然而他这种多年培养的，抓到猎物便穷追不舍的猎犬本领，使他精神抖擞起来，从他办公桌上猛地站起身来，大声吼道：“你还敢替你的儿子狡辩，这明明是涂改了的笔迹，还不马上老实交待？”
看来这家伙是训练有素的，对于处在压迫阶层的五类也是欺压成性的，出口成章的“行话”对阶级敌人是用惯了的，不会走样。
尽管五类的说法已被取消，但在他的狗眼里，我们娘俩，一贯只能是被他训斥，被他呼来喝去的奴隶。
此时我的一股无名恶气直冲脑门，终于按捺不住，走到母亲的前面，恶狠狠向他吼道：“改了个岁数怎么啦，你要做什么？”
这种以恶对恶的战术，便是练狱中培养出来的，在监狱中对张棒棒，徐世奎，何庆云这般恶吏我使用过，对于麻脸中土，三星阉将，我也使他们难堪过，虽然我这种硬碰硬，使自己吃了许多眼前亏。
那汪秃子，对这一招，感到吃惊，因为他一时没对答上来，对母亲的盛气凌人态度，一时没找到该如何应对。
呆滞了一分钟后，他立刻从自己的椅子上跳起来：“你这劳改释放犯，看来是没有改造好，你今天敢公开顶撞？”他的脸涨得通红，向我扑来，摆出“阶级斗争”操熟了的打手架势，指着我的鼻子吼道。
那一男一女也一齐站起来，将我围住，好像就要拿出手铐子或绳索之类的东西，像收拾犯人那样将我压下去。
母亲见这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怕我因为冲动而吃亏，慌忙地拦着我，要我不要说话，并且用身体护着我。我明白越是闹到这个地步，越不可退让。
“怎么？要动手打人哪？还是文革那一套？四人帮那一套不是？”我厉声的地喝道，这一招果然灵验，那姓汪的退缩了，从新的坐到他的椅子上。
我见这句话揍效，便连珠炮似的反击道：“姓汪的，你放明白点，今天我是来落实政策的，你还公然的称我是劳改释放犯，中央三令五申的平反冤假错案，就是你们这一帮子人软拖硬抗，顶着不办，今天又不为什么，就要做出一付打人的架势，老实诉告你，不是四人帮的天下了！也不是你们这些人为所欲为的时候了！你今天只要敢动手，我非把你拉到市委办公室去说个所以然。”
汪秃子被我这翻怒斥弄哑了，一时还弄不清楚我的背景，居然对答不上来了。母亲见势，马上打圆场，向汪秃子解释道：“我儿子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你别同他一般见识。”
殊不知这反倒助长了秃子的势头，他一迭声喊道：“你们母子俩既是落实政策，就应当模范的遵守政府法规，户口是国家的重要法度，任何人都要遵守，窜改户口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你们知识份子比我们老大粗更懂得。按理讲，就凭你们窜改户口这一条就够刑事拘留的条件，今天，你这户口就拿不走了，等我们查清以后再作处理。”
我不知道户口管理有没有规定，对于涂改年龄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但我心里只想到绝不能向这仗势欺人的狗退让或认错，便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一边喊道，“别理他，看他把我怎么着。”一边拉着妈妈的手向门外走去。
当我们离开了那阴森的院落出得街上，母亲先前的那阵好心情全都消失，十分沮丧的一路上叹气。户口没有上，到惹出这场麻烦是她万没有想到的。后悔自己考虑不周到，但谁又能理解她的这番苦心？
我只好劝慰她：“我们又不是伪造户口，更改年龄这种事，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敞若他要继续找麻烦，我们一样生着一只嘴，谅他也做不了什么”。
下午躺在床上想，蔡家场在汪秃子这样的恶棍把持下，母亲当然受了不少的欺凌。然而，想到重大保卫处的郑树勋那张奸诈的脸时，我的心里一阵阵在发冷。
等待沉清冤狱的人，命运却操持在这帮虎狼般恶吏的手中，前途岂可乐观？看样子我们这一群刚脱离虎口的羊羔，又将掉进狼群的包围中。
我接着马上要回重大，了结未了的旧案，可我拿什么去见郑老头？
马大炮的主意本出于无奈，十斤大瓜子、十斤蜂糖、十斤核桃、就像三十吨的巨石压在我的心上，当我空手前去时，我作好的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今天这汪秃子那种像要吃人的态度，使我压根没对前途有什么乐观。充其量有份工作有一碗饭吃，便是共产党的法外恩典，我能同周围的人平起平座，保持一个普通百姓所起码具备的人格吗？
按照郑树勋离开盐源农牧场的约定，我在回到重庆后的一周内就要回重大保卫处去报到，他这个“约定”属于私人规定，还是对落实政策人员的一种规定？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从盐源回到重庆的时间并没有卡定，而且何时从盐源动身也没有说死。更主要因为我实在为难于三十斤的索取，所以回重庆后，我迟迟没有到重庆大学去。
眼看十一月份已过，年底即将来临，我总不能过着不工作也没有工资的失业日子。虽然母亲说，我回来后，她的工资已经恢复到每月七十多元，养话我没有问题。所以我回到她身边，是否工作暂时并不是十分迫切的。
但我耐不住了，于是决定十一月底，无论如何都得回重庆大学去。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