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5日訊】凡是制度性宣傳，無不需要有一個意識形態的神話基礎。精明的宣傳都知道，一般的民眾不容易相信小謊話，但卻很容易相信大謊言。小謊話與大謊言的區別在於是否可以用經驗去證偽，意識形態是最不容易證偽的大謊言，因為那本來就是一個與經驗不沾邊的神話。意識形態的神話建立在一系列由假定和推理關係聯接起來的「概念」和「想法」之上，構成一個封閉的、自我完足的邏輯秩序結構。它的正確性和合理性無須，也根本不可能從人的經驗得到證明。意識形態所代表的「歷史」先進性，顧名思義就是超越任何凡人的現世經驗的。任何人都不能以一時一地的經驗去證明它存在或不存在，可能或不可能。由於它無法證偽，所以它成為當然正確的絕對真理。既然是絕對真理，當然也就絕對不允許質疑或妥協。因此，這樣的「主義」也就成為一種最嚴格意義上的「教義」。蘇聯作家巴貝爾（IsaakBabel）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談話中說:「蘇聯政權全靠意識形態的支撐，如果沒有這個支撐，它10年內一定垮台。」這句話被匯報給秘密警察，巴貝爾被處死了。
一、知識分子喜愛意識形態
宣傳意識形態要人們相信，它已經找到了一切政治哲學、社會理論所能找到的最好、也是最終的世界觀——它已經完全瞭解必須通過哪種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來實現這種世界觀(社會主義、階級鬥爭、一黨專制)，它也已經充分知道，必須為這個新世界造就什麼樣的新人(蘇維埃人、社會主義新人、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這個新世界的觀念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唯一正確的。因此，它對一切與它不同的世界觀抱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敵視和排斥。
對以意識形態為名的政權來說，意識形態是它的生命線，而且，這個意識形態必須用作一個只能信仰，不能懷疑的神話。但是，宣傳它的人並不承認它是神話，他們否認它的神話性質，堅持那是一門「科學」、一種「學說」，一種可以研究和學習的理論。可是，這種「理論學習」的結果卻又是早已由這個神話本身所規定了的——它是永遠正確的，決不允許得出與此不同的結論。由於人們既無法確證他們不相信的東西一定不存在，又不允許對這個意識形態提出與宣傳相左的結論，所以，不管意識形態的美好理想與人們對現實腐敗的觀察、感覺多麼矛盾衝突，多麼格格不入，統治權力照樣還是可以在公共話語中用意識形態神話來維持它的歷史合法性和合理性。當然，越來越多的人在私下裡是否還真的相信這個神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正如康克斯特（RobertConquest）所指出的：即使在絕大多數人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的前蘇聯，維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神話對政權統治者仍然具有「關鍵的實用意義」，在這樣的國家裡，「很難知道人們真正是怎麼想到。正如列寧所說，『真誠的測試儀』還沒有發明出來。而且，如果對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有好處，那麼相信或者同意這種意識形態也是非常容易的」。
1930年代曾經是共產主義神話最有吸引力的時代，奧威爾寫道：在30年代中後期，像英國詩人奧登（WystanHughAuden）這樣的作家「就是『主流』，正像喬伊斯和艾略特是20年代的主流一樣；而且，主流代表的方向正是共產主義。早在1934年或1935年，如果作家不偏於『左傾』的話，會被圈內人視為怪物，一、兩年後，就發展出了一套『左翼』的正統觀念，使某些題材的某些觀唸成了固定的信條，認為作家必然要麼是左派、要麼就寫不出好東西的觀念，越來越佔居上風。在1935至1939年間，共產黨對所有40歲以下的作家有著幾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人們經常會聽說某某作家『入了黨』，就好比幾年前羅馬天主教吃香的時候，經常會聽說某某人入了教一樣。事實上，在大約三年的時間裡，英國文學的主流都處在共產黨的直接控制之下。怎麼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埃呂的宣傳分析解答了奧威爾的問題，那是因為知識分子接受意識形態神話的需要比一般人大得多，因為他們覺得共產主義包含了他們渴望得到的一切「知識」:歷史發展的規律、社會階級的關係、政治變革的途徑、人類未來的圖景。中國最早接受馬列主義的都是知識分子。然而，所謂的「蘇聯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送來的其實是一個神話般的理念和信仰。革命勝利前，自覺到延安投奔革命的，絕大多數是青年學生，而工農群眾則往往是在沒有生路時被鼓動挾裹到革命隊伍中去的。30年代，西方許多知識分子嚮往蘇聯，也是被它的神話所吸引。他們後來在血腥的黨內權利陰謀和殘酷鬥爭面前飽受失望和恐懼之苦，但那時候他們已經深深地被囚禁在政治組織的牢籠之中，逃脫的後路也已經被完全斷絕了。
二、知識分子製作新意識形態
在過的意識形態神話黯然失色的今天，從它衍生的其他神話對知識分子繼續具有吸引力。今天，宣傳所常常利用的意識形態神話包括「愛國」、「民族」、「國家」、「中國特色」，這些神話都是知識分子所喜愛的。正如埃呂所說:「宣傳巧媳難為無米之炊，它必須依附著在個人原本已經具有的感情或想法上。神話必須順應受宣傳者自動的想法。……宣傳只能利用已有的(情感)材料，它無法創造這些材料」。(36)在知識分子的「士」文化中有許多這樣的材料，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民族大義、國家統一、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宣傳可以方便地利用知識分子對這些材料的「條件反射」。所謂「條件反射」也就是「對某些字詞、符號或象徵，甚至人物、事實所一定會有的反應」。(31)宣傳只要撥動那根弦，就一定可以彈出它要的那個音來。中國的外辱歷史、台灣和西藏問題、西方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都能每發必中地引起許多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條件反射，進而把對國家的忠誠轉化為對黨國和黨的忠誠。
宣傳要奏效，就必須不斷發明「新說法」。知識分子自以為比一般人有思考能力，對話語有不凡的理解能力，他們特別喜歡那些聽上去深刻、理論性強、似乎很高瞻遠矚的新鮮說法。宣傳很能夠滿足他們的這一需要。其實，宣傳中的新說法無不是由那些在黨內效力的知識分子發明的。與奧維爾或其它極權宣傳觀察者不同，埃呂並不把宣傳的新說法當作變著法子行欺騙的新手法。他把新說法看成是一種「合理化」手法，即「尋找好的理由」，(155)對於個人或集體，「碰到新的情況，或者有了沒有預料到的需要，傳統的解決方法不再有效」，這時候，宣傳為了證明統治權力的「正確和正義」，就會造出新的合理化說法，「宣傳幫助平息矛盾，提供一種方便、現成的合理化說法，以傳達給社會，讓人們就此相信」，「在成功的情況下，新說法可以同時滿足(宣傳者和受宣傳者的)個人與集體需要」。(158)新說法能幫助說圓本來說不圓的前後矛盾，或者至少提供一個可能說圓的方法。提供說法，無論是高明還是拙劣，都比不提供說法要有用，這也是宣傳的一個基本原則。
對於憑經驗理解世界的沒文化者，許多突轉是根本沒法合理化的，以前資本家是「壞人」，現在怎麼共產黨人自己當起了資本家？說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怎麼這樣自私、腐敗？國家「主人」的工人、農民怎麼這樣處處受人欺負？但有文化的人就不同了，他們會做「理論思考」，會「辯證法」，會證明「三個代表」和「和諧社會」是在以前「工農作主」和「階級鬥爭」理論上的創新發展；不僅「前30年」是「後30年」改革開放的「預備階段」，而且還可以「通三統」。
三、呼吸骯髒空氣的知識分子
許多人以為，一般大眾的知識程度不如知識分子，所以比較容易受宣傳影響。其實，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埃呂指出，現代社會中最容易受宣傳的其實是知識分子，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知識分子吸收二手的、無法證實的信息神話比一般人來得多;第二，他們總覺得需要對一些重要的事情或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所以格外需要借助宣傳提供的一些現成看法;第三，他們會把不知不覺中接受的宣傳誤以為是自己的「獨立判斷」，自以為是，往往生吞活剝，食而不化，對宣傳的說法添油加醋，標新立異。比起社會中許多別種階層或行業的人們來說，知識分子因為更需要與信息打交道，比一般人更積極地閱讀報刊書籍，關注時事報導，等等，所以更有機會受到宣傳的影響。
知識分子是與意識形態語言接觸最多的一個階層，他們自己的語言就往往不知不覺地成為統治意識形態語言的一部分。例如，就有知識分子斷言，「現代時期所有國家都是黨-國，概莫能外」。法國歷史學家貝桑松（AlainBesançon）指出，「一個人只要接受了意識形態的語言，他的思想和自我意識就會被這種語言綁架。他也許只是莫不經心地使用了官方語言，但是只要一進入這個語言，他就成了意識形態的一部分，身不由己地為虎作倀，……只有當共產權力崩潰時，共產意識形態才會瓦解。也可以說，共產意識形態和語言會隨共產統治合法性結束而結束。共產意識形態的語言也就是共產統治的權力」。許多知識分子是以自己「專業」和「學術」來加入這種意識形態統治的，他們以教授、學者的身份對各種「新說法」進行合理解釋和辯護，甚至做出長篇大論，開出專門的課程來。新說法滿足了他們尋找安全研究課題的需要，就像宣傳解決了他們可能百思不解的苦惱一樣。知識分子接受這樣的宣傳其實不是上當受騙，而是因為先已有了尋找合理性的心理和利益需求，他們是呼吸骯髒空氣而不知道空氣有多麼骯髒的那一群人。
文章來源：《網易》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