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7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一章：陷入陽謀的初生牛犢
第四節：被揪斗的日子——扭曲人性
在井口參加勞動鍛煉的大軍，一直到年底前最後幾天才回到學校。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同班的同學，相別了兩個多月，竟沒有一個人問起我的病情。他們見了我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陌生，再沒有以往的玩笑和親切的交談。尤其是沒有見到馬開先，我更感到疑惑。
我偷偷向劉玉華詢問，她很神秘地反問：「你還不知道？你慢慢就知道了。」同寢室同學的冷漠態度，使我感到了一種無形的壓迫。
1958年元旦后五天，陳思和郭英華把我叫到一間教室里，拿出我年前交給他們的那份「檢討書」。陳思十分嚴厲地訓斥我：「你這叫什麼坦白交待？給你整整兩個月的時間，你白白放過了給你的機會，你那個材料除了替自已辯解就是隱瞞，照你所寫的，還有什麼右派言行？」郭英華也一臉怒氣地說：「既然你的態度如此頑固，那麼從明天開始就向全班同學交待吧。」
我突然感到一陣心悸，從中學一起上學的小夥伴，怎麼突然變了臉？變得猙獰可怕，想到前年清理胡風集團的漏網反革命份子時，一位高年級同學，被隔離反省，沒幾天便被公安抓入監獄。想到這裏我十分害怕。
第一天的批判會叫我坐著辯論，全班同學顯然背著我開過「準備會」。我注意到馬開先沒有到場。青年團組織委員劉大奎是這次批判會揭發我的主要發言人，他是我中學六年的同班同學。
我們曾在一起偷過學校香蕉林種植的西紅柿，曾經趁黑夜把學校過河的小船偷走，劃到對岸去「夜遊」，寒假時在一起打過野狗，在寢室里偷偷煮了「改善伙食」，我們還捉弄過班上一位年齡比我們大五歲的女同學，捕風捉影硬說她與班主任老師「偷情」，弄得來全校當成新聞傳播。
總之，一切孩子乾的調皮事我們都一起干過。後來由於我父親被捕，我變得老成起來，這種調皮事才收了手。中學畢業，我們同時考進了重慶大學同一個班，而且同住在一間寢室，頗有「手足之情」。所不同的是他積極靠攏組織，當了團幹部，而我因家庭出身問題，被長期關在青年團的門外。
鑒於這種關係，批鬥會開始時我並沒有產生恐懼感。然而令我沒有想到的是，「手足之情」也要翻臉不認人，硬說我父親被捕時，我曾哭過，還說過：「共產黨亂抓人」。另外，他還揭發說我背地裡經常讚揚大右派董世光。
我試圖否認這些揭發，當場爭論起來。陳思說，我的檢查是在事實面前抵賴，並且暗示說我更為嚴重、更為關鍵的問題已經被組織掌握。他再次警告我必須端正態度，休想矇混過關。
批判會，特別好朋友劉大奎的冷酷，讓我心中寒透。這是我第一次償到鬥爭會的滋味。難怪我看到鬥爭自己父親時，有兒子登台揭發，當場表示與父親劃清界線的。
怎麼在政治壓力下，人性被扭曲得這樣快，這樣可怕？
第二天的批判會責令我站在會場的中間，氣氛比前一天嚴肅多了。但我察覺到有一半同學眼裡流露出對我的同情，他們並不發言，只是在喊口號時為虛張聲勢舉舉手。
上綱上線本是共產黨一貫的黨風，這一點我已在歷次運動中初步領教過了。平時一貫小心翼翼迴避政治的我，從來沒有去想共產黨的好壞，也從來不發表意見，真沒想到因為幾封同母親的家信，就被攪進了這次政治運動中。
這麼一想，我馬上產生了抗拒心理。開始我還承認這些信屬於認識問題，但是剛剛說了幾句，就遭到了劉大奎和陳思的駁斥，他們硬要把我們母子通信往替反革命份子翻案上套，說我的言行是公然反對人民民主政權的行為。這引起了我的強烈反感，我橫下心，絕不向批鬥會屈服。我一口咬定我在大鳴大放中沒有說過任何反對共產黨的話，並且說劉大奎的檢舉純屬無中生有。
我的拒不認錯態度激怒了包圍我的同學們，會場氣氛開始敵對。陳思說在全校的鬥爭會上，還沒有看到一個被批判鬥爭的人有我這麼蠻橫。會場上響起了口號聲。
三天的批鬥會下來，我被機械系反右領導小組認定是全系右派分子中態度最惡劣的一亇，於是決定對我採用特殊的鬥爭方法。
（一）曹英主持反右「批臭」會
從第四天開始，年級的反右領導小組長曹英親自指揮了對我的批鬥會。反右以來，他的反右領導小組，在全系組織了幾十場鬥爭會，這人有一種使被鬥爭的人在他的面前垂頭喪氣而獲得快感的心理癖。
為了滿足這種快感，他不惜使用卑鄙的手段。全年級二十幾名同學都敗在他手中，一個個低頭認罪，乖乖地戴上右派帽子。
四班的一位女生被他斗得幾乎跳嘉陵江自殺，事隔二十五年以後才知道那位女生因拒絕過他的求愛才遭此下場。他得意洋洋誇下海口說，沒有在他面前不低頭的右派分子，所以他深得校黨委的青睞。
那天，曹英將批鬥會場專門進行了布置。會場上貼著標語，所有的課桌集中到教室的最後面，反右領導小組的三人成員坐在教室的講台上，曹英坐在中間。會場籠罩著一種緊張空氣。曹英的「三角眼」里，射出凶光。
鬥爭會開始，他一聲斷喝：「把右派分子孔令平抓出來！」
我的心一震，被推到會場中間。會場上響起了口號聲，我頭腦里空蕩蕩的，耳朵里分辨不出誰究竟在說什麼。鬥爭會開了一整天，我也整整站了一天，兩腿發硬，兩眼發黑，心裏難受極了。
散會後曹英宣布，晚上不准我回寢室，要在他們指定的房間里繼續反省，並寫出檢查交待。這天晚上，三名黨員輪流值班，守著我寫了一個通宵檢查。
天快亮時，我實在支持不下去，想打個盹。頭剛剛伏在桌邊，就被值班人在我背上打了一拳。
第二天，我又被帶回批鬥會現場聽大家的辱罵和口號。因為一夜未眠和精神上的壓力，我的身體已經漸漸不能支持，耳朵里發出嗡嗡的聲音。
曹英拿出我早晨交給他的檢查材料，當著我的面撕成碎片，一邊吼道：「這叫什麼檢查，重寫！」他還罵道：「你這反革命家庭出身的黑崽子，生下來就反動，不過你放明白一點，你在鳴放中寫給你母親的信，她都做了交待，你怎麼賴得掉？現在你越是替自己狡辯，你脖子上的絞索就套得越緊。」
第二天早上，我幾乎交了一張白卷。
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寫了！曹英拉長臉，冷笑道：「你以為你在大鳴大放中一言不發就可以掩蓋你的右派本質么？現在根據大家的揭發，你已是一個典型的右派分子，老實告訴你，你的那個反革命老子註定了你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毛主席怎麼說的，你那反革命家庭和社會地位，在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后是決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你們千方百計想恢復你們失去的天堂。你的出生就註定你對共產黨和人民有刻骨的階級仇恨，你在大鳴大放中越是一言不發，越是表明你的階級仇恨深！」
照此邏輯，我便明白，對我進行專政是天經地義的了。既然罪惡在我生下時就印烙在我身上，我這輩子就在劫難逃了。
既然如此，還要開什麼鬥爭批判會，還要我向同學交待什麼呢？
又過了一天，曹英突然說：「今天你向全班同學交代你和馬開先的關係。」這句話倒是提醒了我，這麼多天來，我還從來沒有見到她，她並沒有參加我的鬥爭會。據說她在另一間教室里受到追查，我們被曹英有意地分割鬥爭。
「你看，這是馬開先的交待。」曹英手裡捏著一疊紙，狡滑而得意的向我宣示。「你必須老實交待鳴放期間你和馬開先發生的姦情。就憑這一點就可以處份你，開除你的學籍，現在這些醜事，她已經交待清楚了，現在就看你的了。」
我此時終於如夢初醒，我與阿先隔絕，原來是工作組的預謀。為完成上級交給的抓百分之十的右派份子名額的任務，反右工作組這幾個月來真是煞費苦心！
男女私情是中國封建殘餘的禁區，現代中國雖不像古代那樣，男女授受不親，但發生不正當的「男女關係」始終被認為是道德敗壞。大學同學中，誰沾染上這種嫌疑，必會招致周圍人的譴責，不但父母不容，就是同學之間也會受到冷眼和攻擊。
因忍受不了這種攻擊，涉嫌通姦的女同學在校園裡投湖自盡的事時有所聞。我同開先雖有這種生理上的衝動，但始終不敢偷吃禁果。
今天，阿先怎麼會這樣糊塗，難道她也痛苦到了這種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抓屎糊臉」的程度了么？
為什麼這種嚴肅的政治批判會攪進這麼一出莫名其妙的緋聞？我來不及細細的推敲了，只是下意識地向曹英吼道：「把那材料拿給我看。」我盯著他手裡的那疊紙，他奸笑一聲，把那疊紙收了回去。
「把她叫來同我對質!」我沖他吼道，然而，這完全是徒勞的。
正是借用了這一手，會場興奮起來，批判會立刻出現了高潮，先前一直緘默，並用惻隱眼光看我的幾位同學，此時露出來的是鄙視和驚詫。
會場上一片罵聲、吼聲：「偽君子！」、「下流！」、「裝什麼假正經！」
那天晚上，我依然躺在那間關閉我的小房裡，面前還是那張桌子，桌上還是放著一疊紙，曹英正坐在我的對面。
「何必裝瘋賣傻，自討苦吃！」他以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挖苦語氣說。「在強大的工農民眾面前，哪一個資產階級右派不向人民繳械投降？別說你一個學生，像章伯鈞、羅隆基那樣的全國都有影響的大人物，還要寫不完的檢查，你算什麼？你必須下決心徹底認罪，徹底交待，今晚必須寫出深刻的檢查……」
我不知道如何寫完了我最後的一次「檢查」。我至今已完全不記得上面寫了些什麼，那幾乎是在曹英一問和我的一答中寫下的。
「抓屎糊臉吧！」只能如此了。我寫完只覺得六魂出竅，噁心想吐。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伏在那桌上呼呼大睡，夢中突然又被一陣震耳的口號聲驚醒。
曹英已經走了，屋裡靜悄悄的，就我一人，我向玻窗望去，黃黃的燈下面，照著一個蓬頭垢面的鬼！我心似刀割般難受，腦子裡又開始膨脹起來，耳朵里還響著那可怕的迴音：「反革命的兒子必是反革命。」
我想，自己是不是神經失常了？我想起那些瘋子在垃圾堆里尋覓腐爛食物，找到后大把往嘴裏塞的情景。我一陣心驚肉跳，立即摸了一下自己的頭和臉，待證明我還能判定這些最重要的身體部位時，我才舒了一口氣。
從此以後，我便想唱歌，或大聲地發些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吶喊。晚上老想出去「散步」，在後校園的環校馬路上，覺得涼爽的江風真夠刺激，可以使我忘記那些我無法再忍受的苦惱和悲哀。我聽得清楚身後跟蹤我的腳步聲，我便唱歌，雖然我自己都不知道唱了些什麼。
我想，我已臨近瘋狂了，我得躲開這可怕的後果。
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年代中不知有多少與我相似遭遇的人被逼瘋、自殺、我算嘗試到了那悲劇的滋味。就在這精神快錯亂的時候，我忽然從當時盛行的師生寫血書向黨交心中受到啟發，我也寫了一封交給黨委宋殿賓的「血書」。
鬥爭會上口口聲聲說我是國民黨的孑遺，因而刻骨仇恨共產黨，既如此，為了解開這根套在我身上的繩子，為了證明我的「清白」，我請求中共派我到「對敵鬥爭」第一線，接受中共的考驗。我想，有了這封「血書」在中共手裡，國民黨孝子賢孫的罪名就不會再糾纏我了。
不料，這恰恰成了套我一生的絞索，這是后話。
只記得陳思、劉大奎、郭英華像看守犯人一般緊緊地跟著我，連上廁所都要守候在廁所門外。但是，他們再沒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許他們怕真地把我逼成無法救治的瘋子，或尋找自殺，「死了」可不好交代。也許還出自童稚之交的那份良心發現和同情可憐吧！
我以「全校的右派極品」受到了「保留學籍，勞動考查」的最高處分，這是全校頂級右派分子中的第一類。除了按「敵我矛盾」被抓的蒲世光、被勞教的林毓森之外，我便成了性質最嚴重的「右派分子」。
全校一共七十六名這樣的極品，其中還包括四位年事已五十歲左右的老教師，處分既已確定，七十六人集中交總務處統一管理。
我終於從被人四面包圍和監視的第二學生宿舍里搬了出來，搬進早先我同阿光一起複習功課，那幢舊教學樓旁邊的樓房中，開始了我們正式接受監督勞動的改造生活。
臨近春節了。那年的春節怎麼過的，我一點都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陳思、劉大奎、郭英華像看守犯人一般緊緊地跟著我，連上廁所都要守候在廁所門外。但是，他們再沒有阻止我大哭大笑和唱歌了。也許他們怕真把我逼成無法救治的瘋子，或尋找自殺。
（二）校園裡的牛
老圖書館崖下，那片長滿雜草的老足球場被划為重慶大學農場的耕作基地，這裏便是我們這七十六名極品脫胎換骨的勞動改造基地。
五八年二月，春寒料峭，我們七十六個人便靠鋤挖、肩挑，將球場周邊高低不平的地方填平成一灣足有五畝大的「水田」。「水田」灌滿水后，用人力拉著犁耙將它刮平。
拉耙的五、六個大學生一字排開，踩著刺骨的冰水，在水田中歪歪倒倒掙扎著前進。我們滿身被濺起的污泥弄成了泥人，摔倒在田裡的就更慘了，那是寒冷的早春，冷得瑟瑟發抖，這種「壯觀」還常常吸引路過的昔日同窗。
他們三五成群站在高處，指點著這些掙扎在水田中的「牛群」，有時還能聽見他們的竊竊笑聲。
當年抗日圖存時學生走在街頭，面對噴來的高壓水注的那種前赴後繼、相互扶助的傳統美德，不是還在中學語文課本中讀過的么？今天，這些人怎麼就這麼殘忍對待起自己的同學？他們的憐憫之心，當真被毛澤東接連不斷的整人運動弄得蕩然無存了么？
然而，反省起來，我的神經不是也完全麻木了么？我並沒有因遭受冤屈，受到這般非人的虐待和羞辱而奮起反抗，當時胸中冷冰冰的，連一點反抗的火星都沒有。經過鬥爭會那劇烈的刺激以後，神經處於麻木狀態了。
在我蓬頭垢面形同乞丐的軀殼內，只有恨在猛烈生長。遭到無端的殘酷折磨和侮辱而不知道恨的人，恐怕不是白痴就是瘋子！
到了晚上，腳上總是奇癢難忍，水田裡灌進了從教學大樓的蓄糞池裡抽出的屎尿，癢大致是鉤蟲作祟，加上被石塊瓦礫劃破的傷痕，真是又痛又癢。
這倒分散了精神上的苦惱，使我不再想其它亊，每當仰望窗外的夜色想哭泣長嘆時，卻拚命去搔那雙又痛又癢的腳板。
有一次，外語教研室的鄭老師拉耙時，摔倒在水田裡，我和旁邊的兩個拉耙手卻喘著氣，既沒有馬上把他扶起來，又不曾安慰他，看著他一個人蹣跚從水田裡爬起來，全身發抖。
在他生病時，我未給他端過一杯開水。後來，每憶這事，都覺得慚愧，面對他，我的人性不也被這些可愛的同學們毀滅了么？我當時不是只想到個人的不幸，還在千方百計的向共產黨辯誣自己的「罪惡」么？
不過，我並沒有喪失記憶，正當我們掙扎在水田裡向全校同學們，上著活生生的「監督勞動」的「現身課」時，全校的同學正在校黨委的領導下「如火如荼」開展了「紅、專」大辯論。
松林坡的大禮堂前的松樹樹桿上，牽著一排排的鋼絲，上靣掛著一幅幅用白紙寫成的"向黨"交心書，這是些令人看后就嘔心的傑作，其中許多篇還穩穩帶著斑斑血跡。
那抬頭的稱喂就很令人肉麻，千篇一律以"親愛的媽媽"開了頭，下文抓了些"學而優則仕"或"光宗耀祖"的帽子胡亂戴上，以痛罵自已的"糊途"。
作者的這些「傑作」是出於真心還是懾于某種「淫威」？若出自真心，我想，前提就是虛構的。以我自比，自幼讀書從沒有「學而優則仕」的東西，光宗耀祖和剝削他人我連想都沒有想過。
從中學到大學，我一直是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成長起來，捫心想來，若不是不斷的運動步步逼迫，社會的歧視和壓迫，我怎能由怕變成恨？
但直到當時，我肯定沒有對共產黨的刻骨仇視，也更沒有預謀的猖狂進攻，我只是可憐和渺小的犧牲品，是一個用來使周圍人產生害怕而不敢反抗的犧牲品而已！
至於要討論這些"交心書"問世的原因，我想當時看到我的同學們如此受人踐踏，也未必不會像他們一樣寫出這樣水平的「文章」來！
無奈啊！也罷，且看看另一張怎麼寫:
那標題是醒目得多了，《拔XX白旗，與XX商榷》：
“近來據我觀察，你的思想包袱背得不輕，平日生活無精打采，學習不發言，鬥爭右派不表態。好像完全置身運動之外，你在想什麼自己最清楚，單提你在這次大鳴大放中的錯誤言論就已不少。你說我們現在沒有自由，我們不禁要問你所要的是什麼自由？自由自來就是有階級性的。
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自由；今天有我們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自由，就容不了你的資產階級自由。我們今天只能用無產階級的標準衡量，你當然會說沒了自由。
由此可見，你是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上來攻擊我們今天的社會了。你又說：『我們現在是非都是由黨來划，不是按大家認定的標準來划。』你又錯了。
難道你所謂『大家的標準』還有與黨的標準完全對立的嗎？如果是這樣，那麼你那個『大家的標準』不就是資產階級右派的標準么？你又說：『大鳴大放把我弄得糊裡糊塗，但確無反黨的意思，我只覺得應當尊重事實。』
姑且我們也承認你並無惡意，但是你那個『尊重事實』該首先承認黨的領導是無比正確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無比強大的事實；一切與這個事實相違背的不是錯誤的就是反動的。
你之所以現在生活消極，犯了那麼多錯誤還認識不到根本的原因，是你長期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你靈魂深處還牢牢樹立著一桿資產階級，只專不紅的白旗。但是你已經看到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党進攻的可悲下場！前車之覆不可不鑒，亡羊補牢未為晚也……」
好厲害的邏輯，彷彿世界上除了共產黨的主張才絕對正確，再無其它意見的容身之地！當然，隨之而來的就有「領袖」的絕對權威和個人迷信。一個人說了算的專制極權就從這裏生下了根。
至於那些「運動」，就好比在街上無故地抓了些行人，硬給他們加了一大堆罪名便拉去砍頭，砍頭時還要他承認犯了不可饒恕的大罪一樣。
直到今後證明，一人獨裁，一黨統治，變成了少數人追逐自己的「權」、「利」給國家帶來的不是繁榮幸福、而是災難絕途時，人民才起來反抗它、推倒它，這要中華民族付出多慘痛的代價？
經歷幾十年殘害的我，意外的苟活至今，回憶起五十年代之大學校園的同學大家庭，其成員中許多人格的卑怯，懦弱和盲從。理性地思考其原因恐怕主要是專制主義暴力的扭曲，一黨專制肆旡忌憚踐踏了人的尊嚴！！
它的領導就是典型的黨獨裁的代表，灌輸著共產黨至高無上的信條，學校一經變成了狂熱個人盲目崇拜的發源地。中華民族就面臨著自相殘殺和毀滅。
然而，生活又以無情的事實鞭撻著校園。當市場上的供應一天一天匱乏，尤其是那個為控制農民而施行的農業集體化，施行以後，全體人民都已嘗到它的苦果，所謂的『天災』正用飢餓懲罰著每個中國人。
每到吃飯時，當每個學生都排著隊在領取飯菜的窗口處，領到一個三兩重的饅頭和一勺白菜時，學生們當然不會忘記十年前，他們的大哥大姐曾在共產黨的秘密組織下，吃飽喝足后，還要走上街頭，舉起小旗同遊行隊伍隨流著高喊「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
那殷世紅僅僅說了稀飯清的像「浪打浪」，便被抓了出來鬥爭，最後關進了勞動教養所。現在，回想到那一時衝動而貼出的「交心書」，該不該有些矛盾和尷尬呢？也罷，共產黨本來就是說一套做一套，何必對他如此「認真」？
問題是，他們真得到了忍飢挨餓時，就不敢說半個「不」字了！
當人們醒悟到這些，起來反對時，國家已掙扎在災難絕途上了。這要中華民族付出多慘痛的代價？
（三）飢餓的大學生
五月一日，伙食團傳來一個特大喜訊：為紀念國際勞動節，放假一天，五一全天三頓飯可以敞開肚皮吃。這一喜訊確實使我們這七十六名苦役犯振奮不已。
四月三十日下午五點鐘我們提前收工，平時最感到吃不飽的江遠被派去廚房幫廚，深夜十二點江遠回來，興高采烈地宣布：「伙食團拿出了比平時多五倍的麵粉，張科長說，這次讓大家敞開肚皮吃。」
江遠興高采烈的宣布：「這下伙食團拿出相當於平時每天五倍的麵粉，張科長說：「大家老喊吃不飽！其實只差了點油葷，我平時還沒有你們吃得多，這次讓大家敞開肚皮吃，看你們吃得到多少?」
可中國人就是天生的窮命:食一直是打牙祭時才能見得到的。勞動的農民從來是拿糧食打主食，這些年來這統購一搞，農民連豬也不餵了，豬肉沒了，加上我們也成了體力勞動者，原先那點定量當然就不夠，這些道理，誰都明白。即使五一節這一天可以美美的撐一肚子，又能管過幾個小時？
難道中國真因為人口驟增，土地收入微薄，收到的糧食已不能滿足六億老百姓果腹了么？那形容得似天堂般的共產主義豈不成了海市蜃樓？
我們為明天的「精彩」生活而興奮不已，江遠報告說，明天早上是稀飯、豆乾和油炸花生米，中午六菜一湯，饅頭隨便吃，只是准吃不準包。有人大聲喊道：「打二兩白乾慶祝一下，今朝有酒今朝醉！」
唯獨我獨自躺在床上想家。弟弟走後，一直沒有信來，不知道他們的近況如何了，他們可知道我現在也身陷右派泥潭，失去了自由，今後恐怕難以回家了。最讓我牽挂的是外婆，最好不要讓她知道我的不幸。
唉，以拯救全人類為己任的共產黨，你不是自稱是受苦受難者的救星么？怎麼就連我家的四個老人孩子都不能寬恕呢？
第二天早上的稀飯已不比往常，幹得能插穩筷子。那豆腐乾和花生米大概已經半年沒有上過飯桌了。黃豆和花生米是一類統購統銷物資，普通商店裡買不到，若問為什麼買不到，答道：「去向蘇聯老大哥換機器了。」
中午時分，每一個桌上擺著六碗菜和一盆排骨豆芽湯，主食是白花花的饅頭，一桌一籠。那一頓，我吃了五個饅頭，劉武吃了九個。
饅頭畢竟不是早上的稀飯，加上肉食，下午胃便感到難受，肚子發脹的滋味並不比飢餓好受。我找了個僻靜處在那裡對肚子進行人工按摩。按摩的人漸漸多起來，按摩許久，仍不能消解，晚飯時就再也不想吃了。
張科長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嘲諷地說：「怎麼樣？我說呢，這國家的糧食定量是經過計算的，成天喊不夠吃，我看是思想作用。不好好勞動改造，卻盯著這糧食定量做文章，就憑這一點就該好好改造。」
晚上八點鐘，忽然男生宿舍傳來了救護車的鳴號聲。有人傳出消息：冶金系一名學生得了胃穿孔，正被救護車送往醫院。阿彌陀佛，我們這七十六名「同改」還算平安無事。
不過躲了今日禍，未測來年災，年紀青青我們已陷在這種絕境中，還不知命中有多少災難等著我們呢！
批鬥示眾，殺雞給猴看過後，我們這七十六個人自忖這堂堂學府、幾畝水田，又豈能久留我等被批倒批臭的五類極品，作脫胎換骨的天地？
能想出了一個「大鳴大放」，使出了放長線釣大魚的「陰謀」，划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使他們聲名狼藉的變成「資產階級右派」，封住剛剛想開口說「不」的口，已屬亘古首創、聞所未聞的中外專制獨創。
毛澤東很明白，一個不小的知識分子群體劃到了「專政」位置上，暫時是不能用「殺」以儆效尤的，對這個已產生出來的群體處置，確實很費了毛公的一番"苦心"。
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用他「博大與寬宏」的政治胸懷，提出了一個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解決已經成為「敵我矛盾」的右派分子群。
這種瞞天過海，既欺瞞了他的黨內信徒，也堵住了世界諸公的指責。
以後的歷史證明，消化掉這麼一個完全出自獨裁陰謀的無辜知識分子群體，演出了中國歷史上比焚書坑儒更大的悲劇。我就是經歷了這麼一個消化、改造全過程的倖存者。
五月二十日，全校師生員工在校園裡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上午十點鐘左右，彩旗、標語和橫幅，從四面八方向風雨操場彙集。主席台上，懸挂的橫幅紅布寫著「重慶大學首批下放幹部歡送大會」。主席台兩側是標語式的對聯，左邊是：自覺響應黨的號召，幹部下到農村去。右邊是：接受農民再教育，決心改造世界觀。
校長金錫如在主席台上講了話，接著呼「下放幹部萬歲」「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一批因「家庭出身」不良的員工，和社會問題複雜的「幹部」共二十餘人，站到了主席台前，他們在一片口號聲中，戴上了校方特製的「大紅花」，遊行隊伍簇擁著他們登上一輛披紅戴綠的公共汽車。接著，彩車開路，遊行隊伍鑼鼓齊鳴，跟著緩緩駛進的彩車沿環校公路繞行一周，以示告別。
這批下放幹部，也是在以後的日子里對我們這七十六名「極右」分子進行監督改造的工作組，不過這二十幾人中除了幾位共產黨員是專職的特工人員外，其餘都各自有問題，他們從此也永別了學校，再也沒能回去。
我們七十六人一早就接到命令，叫打好各自的背包，到指定地點接受處分。我們沒有資格參加「歡送」大會，我們心中明白，我們才是這次「歡送」的主體。大家默守在黃色樓房前面，默默無語，各自都有難言的悲哀和惶恐。
午飯後，駛來五輛「吉爾」卡車，將我們連人帶行李裝滿每一個車廂。下午一點鐘左右，在大彩車的引路之下，我們離開了重慶大學，向著南桐礦區進發。當重大的一草一木，一舍一樓，一一從車旁馳過時，我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我必竟在這裏生活了整整三年了。
我忽然想到了阿先，一直就再沒見到她，她真的永遠消失了？她終於固執地主動地離開了學校，這總比我現在被押送離校要好得多。不過，一個女孩子在那個時候戴著那頂沉重的右派帽子，今後的路還不知怎麼坎坷，她現在上哪兒去了？她的命運又該如何呢？也許緣分就到此結束，我們真的就這樣失散了，多麼不祥的戀愛啊！
（四）余協和
當我們從學校押上練獄之路剛剛兩個月，1958年7月，余媽媽的大兒子余協和來到了我住的宿舍中。
一進門他見我昔日睡的鋪上堆著亂穀草，卻不見了我的行李、什物，忙向周圍鄰鋪的人詢問，他們都只是簡單的搖了搖頭，並不答話，問到上鋪的那一位，他面露惶恐的回答說「這鋪從來沒睡過人。」
余協和反覆看那滿鋪堆著的亂草，心裏擁起了一陣陣的疑惑，必竟當時他才十六歲，雖耳聞大學校園裡的種種傳說，並不太懂這「反右」究竟是怎麼回事，尤其是疑慮我這個比他才大三歲的鄰居，一個未出茅蘆的大學生，怎麼會身陷其中？
一九五五年我考入重慶大學時，我家緊鄰的余媽媽家中就有了七口人，兄妹五人的吃穿上學，僅靠父親菲薄的工資，幸好余媽媽沒日沒夜為人幫傭、洗衣，拼死拼活賺錢養家。
年僅十歲的余協和也同我一樣背著背篼遍山遍野地拾柴火、撿二碳，十四歲初中畢業，本打算掇學在街上找零工，但是慈祥而善良的余媽媽說什麼也不讓才14歲的長子失去讀書的機會。（直到十幾年後才知道，為了籌孩子上中學的學費，在勞累之餘還每個月到醫院賣血一次……）
1955年初中畢業的余協和，以優異的成績在全市的升學考試中被市一中和市三中同時錄取，為了能減少學費，他聽從了我的建議，選擇了憑成績減免學費的重慶第一中學，一中是當時重慶的重點學校，又緊鄰重慶大學，從此他每遇到學習上弄不清楚的難題都會到我的宿舍，找我這個兒時一同背背篼的夥伴，也兼有一種照應的意思。
可他怎麼也沒想到，兒時同他在一起揩著背兜，滿山遍野為生存而掙扎的夥伴，就這麼離開了學校，消失在一個不為人知的地方了！
那時的校園已是特務密布,處處陷阱的恐怖場所。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