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5日訊】《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1942年9月1日
奧爾洛夫堅持要蓋一間新的手術室：用石頭在窯洞前面擴建一間房子。他利用了中共的顯要人物都由他治病這一情況。江青就是積極找他看病的人。他儘量使每一個人都感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手術室。
由於缺乏醫療器械、化驗設備和藥品，奧爾洛夫不得不盡力發揮他的技術水平。而由於中國醫生妒忌他，不願意幫助他，他就更需要這樣做。
但是，奧爾洛夫希望消除這種不信任的氣氛，因而想培訓一批有技術的外科醫生和護士。
1942年9月2日
莫斯科傳來令人沮喪的消息。我們的心情都很不安。聽說多爾馬托夫常被人纏住問問題：“有什麼消息？”“斯大林格勒怎麼樣了？”
一個艱難的夏天。災難和不幸似乎沒完沒了。
外國的廣播不輕易報道中國情況，延安把這看成是蔣介石作了嚴格審查的結果。
東京電台稱重慶政府是“民族主義的”，蔣介石是“民族主義者。”
在滿洲組成了一個包括三個坦克師的坦克軍。這是日本人的第一個坦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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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是王明的擁護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1934年)，現任中央委員會統戰部負責人。他是四川人。
透露整風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鬥爭有個特點。毛澤東譴責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為”教條主義”—機械地搬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驗，而不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對派”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遺憾的是，不知道這次鬥爭的詳細情況。……
毛澤東把在蘇聯學習過的共產黨員，把在黨內負責政治工作的黨員，以及在工作中以聯共(布)的經驗為指導的黨內知識份子，都算成“教條主義者”。
整風令人苦惱。現在，人們不僅要死背上級發下的文件，而且要辱罵“教條主義者”，儘管並不向普通黨員宣布這些人的名字。
1942年9月6日
日本軍隊並不以日本為後方，而是靠滿洲作為兵工廠，這就使關東軍成了一支強大的獨立部隊。
日本年輕士兵必須按古代武士道精神，即按日本人在戰爭中的道德準則嚴格訓練。日本所有的軍事訓條、指令和守則，以及一個戰士的行為舉止，都由這個中世紀法規的戒律來決定。
武士道對日本軍隊士氣的形成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武士道的主要戒律之一就是絕對服從和視死如歸。
被俘不僅僅是一個戰士的耻辱。當了戰俘給整個民族，自然也給天皇帶來耻辱。
在多數情況下，日本戰俘不承認他們是被俘的。他們是“迷了路”或者“無法進行抵抗，”而他們本人並沒有“放下武器”，等。
新京是滿洲國的京城。關東軍司令部也設在這裡。
滿洲是一個巨大的練兵場。從日本開來的未經訓練的新兵部隊經常在這裡受訓。經過訓練的軍隊就從這裡開赴南洋一帶，新的隊伍又來接替他們。
現在，關東軍已處於一級戰備狀態。
據阿列耶夫說，有個敵對的集團在特區進行活動。我覺得事情嚴重得多。此外，我不滿足於這種含糊其辭的說法。假如這是個懷有敵意的集團，那麼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呢，目的何在，他們的活動方式又是怎樣的呢？
整風盡一切可能頌揚毛澤東的功勞。由於毛澤東的領導，“黨高舉了革命的旗幟，”“各主要革命根據地和黨的幹部保存下來了，”“抗日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新的革命理論制定出來了”(指毛澤東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就是說，“黨在歷史現階段應起的作用已被正確地規定下來了。”
會上，人們聽到：
毛澤東“明確規定了作為愛國力量的小資產階級和中等民族資產階級的新作用，並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原則。”
毛澤東“拯救了紅軍，使它沒有被國民黨擊潰”等。
1942年9月9日
《解放日報》發表了據說是毛澤東寫的一篇社論。顯然和往常一樣，這篇文章是他的博學的秘書陳伯達寫的。陳伯達一度曾因宣傳托洛茨基主義而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處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