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5月5日讯】《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1942年9月1日
奥尔洛夫坚持要盖一间新的手术室：用石头在窑洞前面扩建一间房子。他利用了中共的显要人物都由他治病这一情况。江青就是积极找他看病的人。他尽量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有必要建立新的手术室。
由于缺乏医疗器械、化验设备和药品，奥尔洛夫不得不尽力发挥他的技术水平。而由于中国医生妒忌他，不愿意帮助他，他就更需要这样做。
但是，奥尔洛夫希望消除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因而想培训一批有技术的外科医生和护士。
1942年9月2日
莫斯科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的心情都很不安。听说多尔马托夫常被人缠住问问题：“有什么消息？”“斯大林格勒怎么样了？”
一个艰难的夏天。灾难和不幸似乎没完没了。
外国的广播不轻易报道中国情况，延安把这看成是蒋介石作了严格审查的结果。
东京电台称重庆政府是“民族主义的”，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
在满洲组成了一个包括三个坦克师的坦克军。这是日本人的第一个坦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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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是王明的拥护者之一。他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34年)，现任中央委员会统战部负责人。他是四川人。
透露整风这一背景，看得出政治局中的思想斗争有个特点。毛泽东谴责王明、博古、洛甫和其他人为”教条主义”—机械地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不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朱德和林伯渠同”莫斯科反对派”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令人遗憾的是，不知道这次斗争的详细情况。……
毛泽东把在苏联学习过的共产党员，把在党内负责政治工作的党员，以及在工作中以联共(布)的经验为指导的党内知识份子，都算成“教条主义者”。
整风令人苦恼。现在，人们不仅要死背上级发下的文件，而且要辱骂“教条主义者”，尽管并不向普通党员宣布这些人的名字。
1942年9月6日
日本军队并不以日本为后方，而是靠满洲作为兵工厂，这就使关东军成了一支强大的独立部队。
日本年轻士兵必须按古代武士道精神，即按日本人在战争中的道德准则严格训练。日本所有的军事训条、指令和守则，以及一个战士的行为举止，都由这个中世纪法规的戒律来决定。
武士道对日本军队士气的形成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武士道的主要戒律之一就是绝对服从和视死如归。
被俘不仅仅是一个战士的耻辱。当了战俘给整个民族，自然也给天皇带来耻辱。
在多数情况下，日本战俘不承认他们是被俘的。他们是“迷了路”或者“无法进行抵抗，”而他们本人并没有“放下武器”，等。
新京是满洲国的京城。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满洲是一个巨大的练兵场。从日本开来的未经训练的新兵部队经常在这里受训。经过训练的军队就从这里开赴南洋一带，新的队伍又来接替他们。
现在，关东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
据阿列耶夫说，有个敌对的集团在特区进行活动。我觉得事情严重得多。此外，我不满足于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假如这是个怀有敌意的集团，那么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目的何在，他们的活动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整风尽一切可能颂扬毛泽东的功劳。由于毛泽东的领导，“党高举了革命的旗帜，”“各主要革命根据地和党的干部保存下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新的革命理论制定出来了”(指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说，“党在历史现阶段应起的作用已被正确地规定下来了。”
会上，人们听到：
毛泽东“明确规定了作为爱国力量的小资产阶级和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新作用，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原则。”
毛泽东“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被国民党击溃”等。
1942年9月9日
《解放日报》发表了据说是毛泽东写的一篇社论。显然和往常一样，这篇文章是他的博学的秘书陈伯达写的。陈伯达一度曾因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处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