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革后，为了回避和压制当时国内清算毛泽东罪行的浪潮，邓小平力排众议，说“毛主席这个旗帜必须保护”。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针对大跃进，用中共集体都“头脑发热”这句话，一笔带过了造成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共产极权罪恶。
作为毛泽东曾经的副元帅，毛泽东大跃进路线的执行者，邓小平难辞其咎。保护毛泽东这面大旗，邓小平恐怕另有隐情。
“对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宏图，要有‘好大喜功’”
1956年秋冬，周恩来和刘少奇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投资过热的现象，进行经济调整，以求平稳发展。邓小平倾向于支持这种“反冒进”。
但随着党内整风、反右运动的愈演愈烈，加之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邓小平访苏后，毛泽东受到苏联科技发展与赶超美国计划的蛊惑与刺激，决心“赶英超美”、“东风压倒西风”，邓小平深受影响。
1958年初，毛泽东决定在中共高层内部进行整风，认为“反冒进”阻碍了经济发展，替右派提供了攻击党的口实。
在1958年1月杭州、南宁中央工作会议、2月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4日成都会议、4月汉口会议和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不断高调抨击“反冒进”，鼓动与会者展开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邓小平由支持“反冒进”转为检讨自己对路线斗争有模糊认识，批评周恩来的反冒进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高调支持毛泽东的反“反冒进”。他说：“对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宏图，要有‘好大喜功’”[1]
成都会议后，邓小平提倡“学毛主席的著作”，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邓说：“应相信毛主席比我们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这与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吹捧的，“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遥相呼应。
邓小平负责在中共高层大范围传达会议整风精神。
领命大跃进，以党代政，权倾朝野
随着紧锣密鼓备战大跃进，毛泽东把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提拔到了领导一切的高度。1958年2月17日书记处会议上，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中央书记处对国务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来”的指示。
为加强书记处的力量，扩充其以党代政的权力，书记处开始管理经济工作，并把李富春、李先念从国务院调入书记处，增选地方大员柯庆施、李井泉、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
八届五中全会，毛泽东决定由中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陈伯达任总编，邓小平任主编。这是毛为他的大跃进所做的理论准备工作。
1958年6月8日，邓小平收阅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及批示，毛在通知稿上批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这个通知把原先归国务院管的事务实际上归书记处领导，所谓“五口通商”。[2]
由此，身兼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成为既参与最高决策又负责部署执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关键人物，权倾朝野。
1958年9月5日，为了突出邓小平的国家领导人地位，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增挂林彪、邓小平同志像的通知》，将邓小平像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像同时挂出。
负责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钢铁产量一高再高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借口放权地方，成立经济协作区，驱动诸侯；以钢为纲大炼钢；发动群众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小平作为运动的参与和推动者，紧跟毛的步伐。
1958年6月，毛泽东致函邓小平，要他搞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1958年6月18日晚，邓小平参加毛主持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将一九五八年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由八百万到八百五十万吨改为一千一百万吨，将一九五九年钢产量指标确定为二千五百万吨。”[3]
在7月11日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以土高炉形式大炼钢，断言鞍钢、包钢、武钢等大企业不能完成生产任务，提出：“大中小、土洋、中央地方遍地开花……全国搞上万的高炉”，产量“一下就上去了，轻而易举就上去了。”7月19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鼓吹土法炼钢，“这个办法灵的很”，“苏联拼老命每年只增产300万吨钢”。结果，连军队都造起了小高炉。[4]
经过邓小平两个月的努力，在8月中下旬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58年钢产量1070万吨和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议。21日，邓小平在会上指出，1958年的钢产量目标是“给赫鲁晓夫打了包票的”。
北戴河会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中提出，1962年粮食总产达到15000亿斤，棉花15000万担，钢8000万吨，煤9亿吨，棉纱1600万件，五年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重大建设项目1000个以上。
邓小平受命于毛泽东，搞出了这个所谓“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五年计划”。
为大跃进从北往南吹风蛊惑
为争取实现计划目标，9月2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要从北往南鼓动。同时，中央书记处密集开会研究，屡次下达命令规定进度。9月5日，书记处举行全国电话会议，向各省领导人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
9月中旬至11月上旬，邓小平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赴东北工业基地、河北省、天津市、西南等地，为大跃进吹风蛊惑。
首站到达黑龙江。9月17日上午，黑龙江省委向邓小平汇报工作。下午，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口气豪迈地说：我们不仅要建成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过渡！
吉林省，邓小平鼓动省委，搞钢铁就是搞共产主义，是战略任务，搞起来再说。寸铁不产的吉林，1958年仍有铁30万吨、钢5万吨的重任。吉林省委焦头烂额。
9月下旬，邓小平和李富春到辽宁鞍钢视察，鼓动鞍钢一定要超过上海，要把红旗插起来。邓、李走后，鞍钢大放炼钢卫星。然而，由于鞍钢不管不顾生产制度，造成重大生产事故不断频发。
邓小平在视察时还特意关注自己提出的小高炉情况：在黑龙江双城视察炼钢小高炉；对于吉林省为了炼铁而大批建立的小高炉的技术问题，他具体指示：可以组织大学生下去指导；在广西柳州、四川绵阳视察土法炼钢，看到群众人山人海、火光冲天，邓喜形于色，大加赞赏。
河南“插红旗”，山东“拔白旗”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反复讲，学问少的人可以胜过学问多的人，要人们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所吓倒，说不怕帝国主义怕教授是怪事，要敢想、敢说、敢做。“拔白旗、插红旗”就是党内整风和思想改造，为“大跃进”扫清障碍。
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张稳健，省长吴芝圃主张激进，两人常年倾轧不让。“大跃进”来了，吴对运动的弄潮与死忠，得到了邓小平的欣赏。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向吴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吴得了邓的口谕，一回到河南，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挨整、株连者达20万人。毛和邓对这场批斗不仅没有制止，书记处还给了吴要斗透、反复斗的指示。
山东第三书记兼省长赵健民曾效力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助邓兴建了成渝铁路。赵健民与山东第一书记舒同有不同意见。“大跃进”整风批斗中，邓小平要赵健民充当山东党委整风的“反面代表”，目的是配合中共在干部队伍中进行整风再教育。因此，赵健民在批判初期，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作了适度的检查。然而，赵很快发现事与愿违，自己每一次的低头检查都会成为下一次升级批判的罪证，愈演愈烈。
赵健民在后来的省党代会上愤而为自己申诉辩驳，差点使邓小平的整风方案泡汤。坐镇该会议的谭震林，挺舒批赵，大骂赵健民。1959年初，邓小平再次传话给困兽犹斗的赵健民：适当检讨，保住党籍。赵才就范。文革后，赵向书记处提出平反，如石沉大海。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钢产量的完成，是以举国生产、生活全面停滞和社会全面紊乱为代价的。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1959年钢产计划指标急降，但粮产指标不降反升，从1958年北戴河会议规划的8,000亿斤到10,000亿斤，提高至10,500亿斤。邓小平面对农业卫星，仍仰望星空，情有迷思。
始终奉马克思唯物主义为宗旨的中共，居然以自己的精神臆想来指导国民经济生产，刘少奇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邓小平鼓吹思想解放就是那么灵，地瓜亩产要搞几十万斤！麦子亩产要搞7万斤！
1959年2月，邓小平在谈及1959年粮食指标时说，我们的粮食指标与其它生产指标是实事求是的，如果我们拿出12分措施，就可以超额完成；如果再加上24分干劲，就可以更多地超额完成。10,500亿斤是对外公布的数字，实际上要搞到13,000亿斤！这给毛泽东搭了个云梯，毛在党内高干会议上指示：“13,000亿斤一颗不能少！”[5]
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高估产、高征收狂潮吹卷起来的农业大丰收，清一色人工移栽、堆积起来的稻田，邓小平却“信以为真”、喜闻乐见、拍照留念。
高产量带来高征收，原本业已缺粮的农民在“反瞒产”中连来年的种子都被蒐刮走了，更多人因此饿毙。越是放卫星出名的地方，饿死人越多。
邓小平在视察四川时，和省委书记李井泉研究决定，要在四川建造1000万亩亩产万斤的丰产田。温江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在安排工作时感到不可行，要求缩小试种面积，却被李井泉呵斥：1300万亩是总书记决定的，要改变计划得经过总书记批准。不出意外，四川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
主持制定1960年经济计划，踏着饿殍继续大跃进
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以及工农业生产的极度紊乱，毛泽东恐其动摇共产党的执政，打算降降温。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万言书触动了毛的三面红旗，毛转而发动批右倾反党。大跃进顺势重新抬头。
1960年经济计划还是由邓小平主持制定。钢产量有三本账，第一本账最低为1,840万吨（较1959年增长38％），二、三本账逐级加码；粮食产量指标设为5,940亿斤（较1959年增长约10％），仍然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
实际上，“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6]
1960年2月17日，邓小平视察河南省，支持吴芝圃“继续大跃进”计划。此时，河南信阳地区59年底就已出现饿死100万人的灾情。吴芝圃在河南推行的“大跃进”导致300万人死亡。几百万冤魂中，有些是在“反瞒产”运动中被活活打死、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7]
2月19至25日，邓小平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陪同下视察安徽省。邓对安徽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与鼓励。主政安徽的曾希圣，与柯庆施、李井泉以及吴芝圃，并称大跃进四大“左狂”。
安徽省同样是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59年，仅仅凤阳县就有四分之一人口死于饥饿。大跃进期间，人吃人事件约千起。1960年安徽死亡人数，曾希圣缩水瞒报的数字仍为117万多人，当年邓小平引以为豪的“淮海战役”歼敌才55.5万。“其实，大跃进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8]
1960年2月25日夜，邓抵达济南，花了三个钟头听取省委一把手舒同的汇报后就离开了。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东因饥饿导致65万人死亡，其中同样不乏人吃人的案件。
邓小平对于河南、安徽、山东等地的大跃进给予肯定和鼓励，对浮夸、造假、欺瞒丝毫没有感到异样。已经知晓大面积春荒、缺粮、浮肿病蔓延的邓小平，对于全国普遍已经饿死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的惨状，难道一点都没听到、一个都没看到吗？中共一贯吹嘘的“形势一片大好”，经他汇集整理后，为中共中央判断发动下一阶段运动提供实际依据。
选择性饥饿与死亡：压农村、保城市
大饥荒中全国粮食短缺，各地区几乎都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怎么办呢？压农村，保城市。邓小平的逻辑是：城市是工业重地，没有粮食会直接导致工业瘫痪，此其一；其二，城市广受各界关注，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有人饿毙，国际影响很不好。
1959年底，中央召开救灾电话会议，书记处书记彭真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那时贵州正饿殍遍野。彭真态度严肃、语气很重：“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9]
邓小平为从四川调粮救急，曾专程前往成都监督。邓对毛的爱将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井泉啊，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只有四川做出牺牲了！有人将此解释为：“人死在山沟里总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强。”
勒紧裤带还债，罔顾百姓生死，饿死更多人
中共的大跃进，赫鲁晓夫非常不理解、不赞同。为此，邓小平指责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者，称这是对中共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和攻击。
“如果我们听他的，承认错误，那我们现在就要下台。”[9]邓言之凿凿。
中苏交恶后，中共把对苏联的欠债，定性为同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的斗争，要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债。在中共看来，这是政治经济大事，是斗争。
毛泽东咽不下这口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中共领导层包括邓小平都憋着一口气，要炼“争气钢”，要提前还债。
邓小平在8月10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大家为“大跃进”继续奋斗：“要下决心明年出口20亿卢布来还债。要硬着头皮顶着，从各方面挤，努力尽快把债还清。这是政治问题……都要勒紧腰带还债。”[10]
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强调：“对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贸易欠账务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还清。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我们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进行斗争的问题。”[11]
而此时的北京、上海、天津粮食库存已面临脱销，农村早已饿殍遍地。
实际上，1960年7月苏联终止中苏全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撤走苏联专家时，大饥荒已经发生一年半了。苏联并没有逼债，还向中国提供粮食、食糖援助。中共把“争气”、斗争、国际声誉、面子看得比人命还重。中共的提前还债，蒐刮尽了农民仅剩的救命粮，饿死了更多的人。中共还债最多的时候，正是中国老百姓饿死最多的时候。
评语：助纣为虐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写给毛一封表忠信。在《我的自述》中，邓表示，大跃进“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12]
大跃进直接导致大饥荒约36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这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惨剧。可是，就是这样的人间惨剧，却被邓小平一句错误、责任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了。从邓小平对待大跃进、大饥荒的态度上，不难看出他日后六四屠杀学生的踪迹，这也是中共对待中国民众的一贯态度。
大跃进是中共从上至下整个组织系统性的疯狂，大饥荒则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如果说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那么，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所作所为，就是助纣为虐，绝不是中共官方所掩盖的那么悄无声息。
中国历史上素有明君、暴君、昏君、忠臣、奸臣之说，李世民和魏徵、秦始皇和赵高，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希望我们能从中找到所面对的问题的答案和线索，不再一错再错。
注释：
[1]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435页
[3]同[2]
[4]同[1]
[5]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6]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105页。转引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大纪元新闻网
[7]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2007年8月，11页
[8]丁抒，《从“大跃进”到大饥荒(一)》，大纪元新闻网
[9]同[6]，485页
[10][11]同[1]
[12]《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及附件（1.邓小平同志的信；2.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网络）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桓宇）
